（二）樊家庄实验区：寻求适合中国本土的乡村建设模式

华北之所以成为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最活跃的地区，有农促会的推进之功。但该会有很大的缺陷，它一直是个松散的联合组织，各合作教会主要是在精神上、事工上的合一，而非组织上的合一，主要是一个功能性而非结构性的合作组织，导致经费和人力的经常缺乏，很多计划难以付诸实践。尽管如此，农促会仍能孜孜不已，取得不少成就，其指导的保定樊家庄实验区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

1931年后，华北各地已有教会按照包德斐建议实施牧区计划，但农促会通过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考察研究，深感牧区计划应加以修订才更符合中国乡村的需要，因此，农促会在1935年通县会议提出“以村庄作为事工的中心，使整个的生活全盘基督化”的新思路，也就是孙恩三所说的“全人本位，村会中心”，这对包德斐以市镇为中心的牧区计划做了重大修改。但在通县会议之前，农促会已指导教会在多处地方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保定附近的樊家庄就是其中一个，由公理会胡本德牧师负责。农促会拟通过这个实验，找到在华北实施“乡村建设单位”或“乡村牧区”的技术，⁽²⁰⁾用胡本德本人的表述就是“提供一个典型的村庄实验，集中研究所有的乡村问题，如果可能，也要展示在一个村庄规模的区域内基督教的解决方法，而且也能用于其他村庄”。⁽²¹⁾

这项实验由华北公理会保定教区承办，具体工作由胡本德夫妇、保定同仁中学校长杨绳武夫妇、一名医生和护士承担。1933年10月，他们在保定附近选择实验的村庄，条件是村民自己对改善乡村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与他们合作。结果，距离保定城只有10里路的樊家庄被选中。樊家庄虽离城市很近，但基本上没受现代生活的影响，仍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全村242户家庭，每户平均6口人，除了6户家庭外每户平均有30亩地。村里80％的男人不识字，有一个男子小学，有三个孩子（其中一女孩）在保定的教会学校读书。村民中除了一些信佛外，其他人只对“老天爷”、“灶王爷”感兴趣，没有一名基督徒。有六座庙和很多神龛，用来祈求风调雨顺。过年过节时村民都到庙里的戏台看戏，赌博之风盛行。村里有三名主要领导，一位是佛教徒臧先生，一位是退役军人李先生，见多识广，据说他对村庄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有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位是颇有眼光的农民夏先生。⁽²²⁾他们都很热切希望改善他们村庄的生活状况，其中臧先生还希望在精神方面也给予指导，他对这个基督教工作小组说：“你教我基督教，我教你佛教，我们要手拉手走天路。”⁽²³⁾

他们在工作之前先确立了六条基本原则：一，做一个全面的事工计划，使个人和社区全面基督化；二，运用示范的方法，村庄改良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宗教，都要通过示范的方法；三，实行自立的方法，专家只提供建议，外面来的人只是朋友式的合作，所有工作都靠当地人；如果没有当地的领袖同意，任何项目或计划都不能强加到他们身上，也不要给他们提供资金；四，与传教站的所有部门、政府部门、当地公私乡建机构合作；五，实验必须能够在其他地方重复，因此，必须限制资金和人力的使用；六，关于宗教工作的原则，克制公开布道，如果有人询问则可以解答，在个人生活和私下交往中要坦承自己的信仰。⁽²⁴⁾

工作小组在1934年农历新年前进驻樊家庄，为了和村民打成一片，吃住都在村里，生活方式尽量与村民相同。他们学会一些乡村工作的基本技术如种痘、植树等。为了研究乡村生活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工作小组与村领袖协商组成了乡村建设委员会，吸收二十多名农民参加，委员会下面分成生计、教育、卫生、社会生活四个小组，后又增加宗教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新年期间用新的娱乐方式代替赌博。乡村建设委员会组织了娱乐委员会，分成几个小队，其中一队表演拳术、刀枪棍棒之类，一队组织村民演戏，他们还到邻近村庄表演，深受欢迎，他们提的灯笼上还贴了提倡卫生的口号，如“饭前洗手”、“给您的孩子种痘”等等。其他队组织大人孩子做一些简单的游戏，放一些电影。

教育工作开始于1934年2月开办的女子学校，第一天就有32名妇女来注册，很多孩子也来报名，除了识字课以外，还有烹调、卫生、婴儿看护、织毛衣、音乐等。在第二年，这所学校引起了县教育局的注意，教育局打算在全县400个村庄中选30个做全民义务教育的试点，第一个就选了樊家庄。共117名孩子入学，其中有70名女孩。教育局派了一名保定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任教。由于办理出色，获得县教育局颁发的一等奖。三个小型的图书馆放在村子中央位置，以方便农民借阅。每周一次讲演，用电影或收音机做辅助。学生每天从村里唯一一份报纸中辑出每日新闻，做成布告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

帮助村民改善经济是工作小组最重要的任务。从1934年4月，乡村建设委员会在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亨德等三位农业专家的支持下，举办了农民训练班，研究他们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他们从金陵、燕京引进改良的棉花、玉米、高粱等种子，引进的小米产量高于当地35％。他们帮助村子从潞河乡村服务区买来各种果树苗种在田间地头和街道两边，绿化村庄，还引进了西红柿、莴苣、萝卜、土豆等蔬菜新品种，牲畜方面引进了来亨鸡和波支猪。同年10月举办了农产品展览会，臧先生每天从早到晚不辞辛苦地劝说村民，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会上展览。展览会邀请了专家讲授选种和作物疾病防治问题，区长也来发表演讲。一些村民想立即组织合作社，但大部分人持观望态度，工作小组就先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合作商店，一方面给村民做展示，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在1934年11月，村里组织了第一个棉花运销合作社，有22名会员，并在县政府立案。另一件做得很成功的事是成立“打井会”，帮助农民打了56眼水井用于灌溉，也为邻村打了30多眼。

卫生方面，每年举行一次种痘活动，第一年就有400人，1936年医学院的学生到这里为邻近的12个村庄农民种痘。卫生人员通过当地学校治疗学生的沙眼，让学生每天滴眼药水，但最终还是失败，因为他们回家后往往又感染。工作小组专门为家庭主妇开设卫生课，每年举办两次烹饪展示，介绍如何更好地利用当地所产制作食品，每半年举办一次健康婴儿展览，训练两名年轻人学习一些基本的医药常识。

工作小组倡导简办红白喜事，以前结婚要花费上百元，现在只需10元，废除请和尚做法事和大摆宴席的习俗，成立丧事合作会。村庄管理较以前也大为改善。1935年前任村长因为民怨太大而辞职，村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选举村长，乡村建设委员会会长当选，他为人诚实，管理有方，一年节约开支1000元，被县里评为模范。⁽²⁵⁾(www.daowen.com)

工作小组在宗教方面的工作最有特点。他们进村的前一年半，基本不公开谈基督教，更不布道，但由于他们吃住在村庄，无形中也向村民展示了基督教家庭的生活。虽然不加宣传，但对周围影响很大。最先是村里那位姓李的军人妻子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兴趣，常常向工作小组问一些关于祷告的问题。当她提出要加入教会时，工作小组建议再等一等，直到她能把基督教的生活展示给家人，然后一起加入教会。有16位妇女对基督教也非常热心，这位李夫人主动提出用自己的房子为妇女开设宗教教育的课程。她们一开始只是对“求主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之类的祷告感兴趣，以后开始学习圣经、唱赞美诗，日常生活中的家庭问题也经常在课堂上讨论，目的是要找到一个基督教的解决方法。⁽²⁶⁾

樊家庄村民听金陵大学农业专家授课

樊家庄村民自建的小学

臧先生对村子的各种建设都很热心，是工作小组最积极的合作者，因为经常和工作小组在一起，深受他们的影响，并向他们借了《新约圣经》研读。他认为佛教只教人们净化自己，但基督教还教导人们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服务。但不幸的是他在工作小组进驻一年后病死，其妻信了基督教。⁽²⁷⁾在妇女要求开宗教课程后，乡村建设委员会要求也为男人开一个班。这个班一开始只有16人，很快就增加到一百多人，包括村子里大多数的头面人物。他们每周两次聚会，持续了两个月。宗教小组尽可能地利用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文化或习俗，例如“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老百姓熟悉的道理，和他们自由、坦诚地讨论基督教与生活的问题。1936年1月，村长和他的女儿主动到保定的一个教会，告诉牧师他想受洗成为基督徒。一些男女开始到10里以外的教堂去做礼拜，工作小组认为在村里建立一个教会的时机已成熟。在1936年3月，有13个家庭共49名慕道友在村子组成了基督教团契，作为成立教会的准备。⁽²⁸⁾

樊家庄女子学校

樊家庄妇女手工艺品展览

从短短几年实验取得的结果看，它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村庄的整个社会发展比以前起色不少，比以前变得干净，农民的经济、卫生和教育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通过工作小组和村民几年在一起的工作，发展出了一种相互合作的社区精神，被工作小组称为“基督教精神”。樊家庄的成功让主持人深信：基督教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来传授。⁽²⁹⁾

樊家庄实验的意义在于，它检验了农促会追求的以村庄为中心的乡建模式是适合华北乡村的，并且也展示了如何在一个从未被传过福音的村庄慢慢建立自己的教会。很显然，樊家庄建立的教会（团契）从一开始就是自立自养的，而这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这个以村庄为中心的实验体现了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目标结合在一起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它丰富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