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促会的背景、组织结构与事工

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North China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以下简称“农促会”），⁽¹⁾是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中第一个宗派联合组织，也是最大、最有成就的乡建组织，它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华北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和实践的发展。

华北基督教各宗派的乡村工作从20年代起办理，到30年代初期都有了一些规模，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人才、资金缺乏，加之各教会宗派意识较重，乡村工作缺乏交流与联合，各地区的工作往往只注重乡村生活的某个方面，而不是整体的提高，有时还导致某方面工作的竞争和重复。虽然一些乡建人士意识到这些问题，感到联合的必要，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1930年包德斐访华，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包德斐在离开中国前参加了1931年4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杭州的会议，他的乡村牧区计划和地区联合计划在会上引起各地代表极大的兴趣。在会上他特别指出，中国整个的基督教乡村建设活动过于零碎，缺乏协调，建议协进会成立能使不同教会团体合作为一个机构，使农村建设计划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并能相互兼顾。⁽²⁾先前包德斐在北平和济南召开的会议上，华北教会对乡村牧区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决定由协进会执委会任命一个“华北乡村委员会”，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后来农促会的成立。

农促会之所以能在30年代成立，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即前面已提及的美国平信徒调查团访华和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发展。几乎在包德斐访华的同时，美国平信徒调查团也来华考察宣教事业，调查团对中国教会的乡建工作提了很多建议，其中之一是认为工作分散，应集中力量在华北一些局势比较稳定的地区建立几个实验中心。⁽³⁾

中外教会人士一直企盼着中国教会在精神、事工及组织方面的合一。早在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中，一些传教士对教会联合表达了强烈的盼望。魏礼生博士在大会中表示决不愿将西方的任何宗派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不但宗派主义应当消灭，即国家主义也应当一并放弃”。⁽⁴⁾但从1877年到1900年，教会合一事业的成功并不多见，相反，随着来华差会渐多，各教会组织日渐扩大，宗派数量有增无减。1907年基督教来华百年宣教纪念大会，以“教会之同盟而谋教会之合作”为最大问题，号召中国各教会应一致起来共谋合一。此后宗派联合有较大进步，中华长老会、中华圣公会、中华信义会等先后实现了宗派内部的大联合。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虽然它并不能泯灭宗派藩篱，还只是一个建议、协调机关，但它对中国教会的合一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1927年后，不仅在组织上的教会合一加快了步伐，出现了像中华基督教会这样的特大联合体，各宗派在布道、医疗、教育、慈善等事工上的合作也日渐加强，乡村工作的合作也成为时代急需。协进会干事罗炳生曾对教会各自为战的做法提出质疑：“为什么基督教会不能在农村工作上彼此合作，用较优的方法，如农民的合作社，卫生运动，和改进家庭生活等方法，去改进农民的生活呢？”⁽⁵⁾美国平信徒调查团也特别强调教会合一的意义，提出东方各国应屏弃狭隘的宗派主义，集中基督徒的合作精神。⁽⁶⁾这样，农促会的产生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农促会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公理会传教士亨德在通县（潞河）早期的乡村工作。包德斐访华时，他按照包氏牧区计划成立了潞河乡村服务部，制定了包括教育、生计、卫生和家事服务的全面的乡村计划。通县公理会很希望建立一个跨教派的机构，在协进会杭州会议上决议成立“华北乡村委员会”之后，1931年7月11日，协进会干事张福良、亨德及胡本德召集华北教会的一些乡村领袖在通县聚会，随后9月18日在北平灯市口开会，讨论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及新的工作计划。通县公理会表示愿把他们的乡村服务部合并到联合体中，长老会、伦敦会、美以美会都愿意在未来的联合体中承担自己的责任，决定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⁷⁾同年10月17日、18日两天，河北教会代表（胡本德、潘玉梅女士）、山东教会代表（贾尔森、张伯怀）、山西教会代表（德胜）和协进会代表（孙恩三）共6人在北平讨论了促进会临时章程。章程载明其宗旨有三：联络华北各省之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而收通力合作之效，提倡计划并调济华北基督教团体所办之农村事业，募集并支配关于各项事业之经费。⁽⁸⁾此章程还需送各合作教会批准。1932年4月，农促会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修订了该章程。修订后的宗旨在语言表述上与前略有不同：研究乡村问题，服务乡村教会，加深他们的灵性生活，让基督教更有效地影响乡村社区，并能使每一个合作团体找到最好的服务方式，在这项共同的事业中得到更丰盛的生命。⁽⁹⁾

农促会是由基本会员团体和协作会员团体两部分组成。基本会员：美国长老会华北大会、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华北公理会（与美国公理会有联系）、卫理公会华北女部会、伦敦会华北区议会。协作会员团体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每个基本会员团体指定两名代表组成董事会，每个合作会员团体指定一名代表参与董事会，全国协进会也指定一名代表到董事会中，每位董事任期两年，每年至少开会一次。亨德当选为董事会主席。⁽¹⁰⁾

虽然这个联合组织冠以“华北”的名义，但实际上主要是在河北省。农促会得知山东的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及其妇女部、齐鲁大学等教会团体正在为本省筹划一个同样的组织，就任命一些代表与他们磋商合作的计划。山东的联合组织成立后，最初成立的农促会从1932年12月12日起更名为“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河北分会”，山东的组织称为“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东分会”。山西在1933年11月18日也正式成立分会，代表有友爱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公理会、铭贤学校和太原自立教会。这样，就成立“省际协会”，每个单位推举两名代表参加，负责联络协调。后来豫北的加拿大合一会也加入联合体。农促会既是华北地区的教会联合组织，同时也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华北乡村事工委员会，受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的领导。⁽¹¹⁾农促会的组织理念和方式很快被其他地区的教会所接受，抗战前后，江西、安徽、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地也先后建立起这样的联合组织。

农促会从成立后一直缺乏一名对乡村工作特别有兴趣的执行干事，能有相当时间促成各会员团体紧密合作，因此比较松散。经费也很缺乏，甚至连每年500元～1500元的办公费都无法支付。由于当初设立的章程中并没有要求会员团体每年一定数量的捐助，一些计划只好寄希望于海外的传教机构，但得不到资助的时候往往很多。如农促会的乡村调查计划，胡本德亲自向美国的社会与宗教研究所写信，请求派一名传教士做调查部主任，和连续五年的预算，但未获批准，计划被迫搁浅。⁽¹²⁾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农促会的计划更是摧残性的打击，其房舍及实验设备损失大半，大部分人员星散各方，部分事业转移到大西南，只有少数西方传教士还留在华北坚持工作。珍珠港事件后，胡本德被日军关进监狱，连英美传教士也无法工作了，直到抗战胜利，农促会才在华北重组。

农促会成立之初，拟订的工作计划包括了乡村福音、农业推广、农业实验、平信徒训练、领袖训练、乡村卫生、乡村工业、乡村文字、平民教育、合作等十个方面，⁽¹³⁾以后又增加了基督化家庭、乡村调查、反毒品等方面的事工。计划很周全，包括了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限于各种条件，加上面临日本的侵略，华北局势动荡不宁，真能成就的事业不算太多，下面对农促会在抗战爆发前的主要事工作一介绍。

（1）主办或协办了一些重要的乡村工作会议或训练班，如1933年的定县乡村会议、1935年的通县乡村会议及1937年的安阳乡村会议，这三次会议都是跨教派、跨区域，规模较大。这几次会议对教会乡村工作人员触动很大，通县会议和安阳会议都是促进会主持召开，提出了乡村工作的新口号、新方向，对华北基督教乡建影响很大。(www.daowen.com)

（2）创办或支持了几个很有特色的实验区，如通县潞河乡村服务部、保定樊家庄实验村、山西汾州实验区等。潞河乡村服务部所办的冬季学校和巡回学校、农业展览会最有成效。汾州实验区除农业、卫生等乡村事业外，在实验中更加注意乡村教会的自立和本土性。胡本德夫妇在保定创办的樊家庄实验区，更是名噪一时。

（3）基督化家庭运动。这项工作主要由海珥玛博士（Irma Highbaugh）、贺博士（Emma Horning）及胡本德夫人担任。实施的内容包括宗教教育与平民教育、家庭卫生、家庭经济、家庭娱乐、父母教育等。在河北昌黎和樊家庄的实验都很有成绩。⁽¹⁴⁾

（4）电化教育。由胡本德在保定创办，制作出华北第一部适合乡村应用的片子，战时被日军摧毁无遗，只剩下一百多张幻灯片，1941年迁到齐鲁大学。⁽¹⁵⁾

（5）乡村工业。农促会所属的华北长老会传教士定思逊（Sam Dean）创办了“华北基督教工业改进社”，主要以羊毛工业做实验，在北平开办训练中心，然后推广各地。在山西省创始了乡村毛织业，由友爱会的怀氏夫妇（Mr.＆ Mrs.Ernest Wampler）和沈女士（Miss Senger）指导。此事工后来也介绍到汾州的圣经学校（Harwood Memorial Bible School）中去，成为训练学生的一门功课。⁽¹⁶⁾

（6）帮助发展“中学生乡村服务”的工作计划，特别是昌黎汇文中学和保定同仁中学，工作颇有成就。

（7）乡村文字事业。这是农促会成就最大的事业。农促会成立之初最先考虑的就是文字事业，因为教会出版物虽然很多，但真正适合农民阅读的出版物非常缺乏。他们调查得知，在一个3000名基督徒的教会里有70％愿意读书，但他们很少读书看报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的读物太难、太贵，与农民生活脱节。⁽¹⁷⁾农促会下设的文字部为农民编写出版了多种关于农业生产、卫生常识之类的小册子、图表及诗歌，大部分是由潞河乡村服务部编印。最值得称道的是文字部出版的《田家半月报》。

《田家半月报》创刊号

《田家半月报》的主要创办者是孙恩三和张雪岩。孙是齐鲁大学毕业生，后获得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平民教育部担任干事多年。张雪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以华工身份赴欧洲战场，后入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到上海参加青年会的工作。该报创刊于1934年8月。《田家半月报》名为报纸，实为16开本每期二十多页的综合性杂志，它隶属于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社址设在齐鲁大学院内。该报定位为“种田的人家看的报”。孙恩三提出该报的“四个希望”：一是希望老百姓也能谈谈“国家的新闻，天下的大事”，也要谈谈县里的事，省里的事，全国的事，乃至全世界的事，应当怎样改良；二是希望通过《田家》，学会科学；三是希望家庭和睦；四是希望读《田家》的教友，不把耶稣看作一尊代替观音如来的外国菩萨，要真正认识他，敬拜他，在各方面现出做他们门徒的样子，并且能把教会的事担当起来，把乡村教会造成一个真正中国信徒的教会。⁽¹⁸⁾这可看作是该刊的宗旨。

该刊内容很丰富，每期开设的栏目有：天下大事、言论、常识、文艺、宗教、生计、卫生、家事、儿童等，但所用汉字不超过平民教育用的《农民千字课》里的汉字；千字课以外的汉字，都在下面用注音符号注明。必须用的名词，在每篇末尾加以注解。《田家半月报》售价低廉、图文并茂，适合农民生活和乡村环境的需要，也是中国基督教乡村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创刊后一直畅销不衰，第一期发行2400份，7个月后，就达到7000份，主要是河北、山东的基督教团体和信徒订阅。到1936年底，发行量达到17000份，订户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到了朝鲜、暹罗等东南亚国家。⁽¹⁹⁾两年后达到20000份，后又增加到32000份，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基督教期刊。抗战开始后，《田家半月报》先后迁到长沙、重庆、成都，1946年搬回北平，一直持续到1957年才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