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督教乡建与全国乡建之联系

在30年代，各乡建机构虽然在动机、目标上有所不同，但普遍认识到乡村建设对中国意义重大，把它看成是“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同时，人们也都认识到这是一项特别复杂、艰巨的工程，单靠几个人或几个组织是绝对不能完成的。随着乡建运动的逐步推展，都感到有联络、联合的必要，因而，在1933年有成立“乡村建设协进会”的动议。基督教乡建机构积极响应协进会的筹建，特别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杨开道、许仕廉、张鸿钧等人还是该协进会的发起人。⁽⁶⁷⁾在1933年7月14—15日全国乡建在邹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考虑到乡建的空气虽然十分浓厚，但致力实际工作的人才和经验都很缺乏，还不足以谈协进，因此，把拟议中的“乡村建设协进会”改称“乡村工作讨论会”，不重形式，而重在交换意见和经验，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⁶⁸⁾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连续三年参加了乡村工作讨论会（另两次分别是在定县和无锡），华北工业改进社、铭贤学校、江西黎川实验区等基督教乡建团体也都参加了一次或两次会议。基督教组织通过这些会议不仅贡献了自己的经验，也向同行学习，这也说明基督教并没有自外于全国的乡建运动，而是要成为全国乡建运动中的一分子。

基督教在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不仅呼吁教会、教会团体之间的联合，也特别注重与政府、教会外乡建团体的合作，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乡村的需要是无限的，必须联合一切力量来发展乡村，这是基督教乡建实践中非常强调的一个原则。在与政府合作的案例中，金陵大学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是最有成效的，而江西黎川试验区则是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中央、地方政府直接合作的产物。教会工作人员参与政府乡村建设的例子更不少见，协进会乡村干事张福良在1934年被借调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到江西负责由政府举办的乡村建设，后来张成为国民政府农村工作的骨干人才。在有教会团体从事乡建的地方，如果当地政府热心，教会都会尽力与之合作，但也有当地政府对教会不是很热心甚至反感的情形。

教会与教会外的民间乡建团体之间有着更紧密的协作关系，特别是和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乡建领袖或组织，如晏阳初和平教会。晏阳初和他领导的定县实验区被教会看成是全国乡村建设的模范，1930年和1933年，基督教协进会先后在那里举办了识字运动和乡村建设研讨会，并多次邀请平教会干部到教会实验区指导。同样，教会团体特别是燕京大学给定县派去很多工作人员，也派学生去实习，人员往来比较频繁。

另一个和教会合作密切的组织是华洋义赈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华洋义赈会起源于传教士对中国饥荒的救济。1876—1879年、1902年、1907年中国历次大的灾荒中，都有传教士和教会出来组织救济灾民。在1911—1912年的赈灾中，安徽、江苏的传教士如裴义理等开始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开荒植树或修浚河道，这时开始确立防灾的概念。1921年9月21日，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的7个国际性救济组织代表在北京开会，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央组织来处理救济事务和管理基金。同年11月16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华洋义赈会，确定以工代赈方式从事建设事业的方针。该会主要从事修筑道路、沟渠、打井等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的工程，并在乡村极力提倡合作事业。从1922年到1936年，共成立20000家合作社，在全国乡建工作中最有成就。1934年4月6日华洋义赈会得到国民政府内政部立案，在全国13个省、区设立分会。虽然该组织和传教士、教会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其宪章明确它是“一个非政治、非宗教的团体”。⁽⁶⁹⁾其领导成员中，会长中西各一位，董事也中西各半，另有执行干事。西人中主要是传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是艾德敷（DwightW.Edwards，燕京大学教授），1931—1936年担任副会长，很多工作人员来自基督教团体。各地分会也往往与当地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些因缘关系，基督教乡村建设与该会合作一直很密切，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从1923年就与之合作进行防灾的研究和实验，特别是关于作物改良方面。华洋义赈会凭借其比较优裕的经费，经常赞助各地教会的乡村工作，如为齐鲁大学医院和济宁的教会医院，提供5万元，在山东开展公共卫生工作。⁽⁷⁰⁾而义赈会在各地的工作也往往通过教会团体来实现，特别是合作事业，因为该会的工作遍布全国，并非只设某一个实验区，所以不可能派很多人到村庄替农民组织合作社，而是要各地先有组织的动机，然后才予以通信指导，而在有教会的地方，往往是教会先组织当地农民成立合作社，再争取华洋义赈会的经费支持。⁽⁷¹⁾

1936年，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努力，基督教团体参与了华北更大的乡村建设协作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起资助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特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发展，从1914—1934年，投入的经费达3700万美元，其中协和医学院就占3300万。但从1934年起，基金会支持重点开始转移到乡村建设。1934年1月，基金会负责中国事务的罡恩（Selskar Gunn）参观了中国各处的乡村建设，感到乡建组织缺乏合作、人才和经费，因此，他建议基金会推动六个在乡建方面已有成绩的机构协作，把分割的零碎的工作整合在一起，把学术研究和实地工作结合在一起。这六个机构是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和平教总会。1936年4月2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努力下，这六个单位在北平宣告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协进会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各组织的力量，培养农村建设人才。各单位分工合作，清华大学负责工程，南开大学负责经济与地方行政，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及社会行政，协和医学院负责公共卫生，金陵大学负责农业，平教总会负责综合的农村建设工作。协进会拟定工作大纲，以定县和济宁为实验基地，燕京大学负责济宁的实验。齐鲁大学一开始并没有被接纳参与该计划，直到最后，齐鲁才被认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负责乡村卫生事业。不幸的是，战争很快爆发，这场实验只进行一年多点就夭折了。⁽⁷²⁾

【注释】

(1)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第26—27页。

(2)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组织基础》，载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编：《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八期（1998年春季号），第277—280页。

(3)陈广培：《“乡建运动”中基督教的意义结构与在农村中角色建构的企图》，载《道风汉语神学学刊》2001年秋季号。

(4)过探先：《金陵大学农林科之发展及贡献》，载《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27年3月），第19页。

(5)张福良：《一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概观》，载《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第七、八期合刊（乡村教会专号，1932年9—10月），第18页。

(6)张福良：《民国十九年的识字运动》，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肆，第86—91页。

(7)魏锦章：《潞河乡村服务部冬期学校概况》，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八期（1933年9月1日），第19—20页。

(8)Arthur O.Rinden，“The Tinghsien Literary Institut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1（October 1930），p.632.

(9)余牧人：《我所参观的几个华北乡村教会》，载《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第七、八期合刊（乡村教会专号，1932年9、10月），第75页。

(10)田立功：《乡村教会经验谈》，载《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七、八期合刊（乡村教会专号，1932年9、10月），第59页。

(11)田立功：《北平汇文神学院昌平县乡村工作实验区概况》，载《真理与生命》第八卷第六期（1934年11月15日），第285—288页。

(12)戴乐仁：《农村工业与农村的生计》，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第98—101页。

(13)徐宝谦：《基督教农村运动》，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94页。

(14)同上，第95页。

(15)详见周振光：《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人和农村服务社一年来工作概况》，《真理与生命》第八卷第六期（1934年11月），第289—296页。

(16)徐宝谦：《基督教农村运动》，第95—96页。

(17)张福良：《农民节的意义》，载《金陵神学志》第十五卷第二期（1933年2月），第76页。

(18)郑维：《农村服务半年的经验》，载《同工》第八十三期（1929年6月1日），第5－11页；“Experimental Rural Service St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2（Februrary 1931），pp.133－134.

(19)详见潘敏：《基督教女青年会乡村服务事业述评——以山东福山乡村服务区为中心（1926—1937）》，载《宗教》，2001年第2期，第70—76页。

(20)关于教会大学在二三十年代的转型，请参阅杰西·格·卢茨（JessieG.Lutz）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八章《三十年代的中国化与世俗化》。

(21)调查团报告书有英文本和中文译本：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New York：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of North America，1922）；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但译本文字艰涩。关于农业教育部分详见该书第三部分（卷）第七章。

(22)1930年金陵大学遵照教育部颁布规程，正式改称农林科为农学院。

(23)John Reisner，China Report：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p.2.耶鲁大学神学院藏档，HR1000－9.

(24)Lien－ken Yin，Twenty－two Year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pp.18－20.RG11－200－3429.另有一个说法，到1936年，教会农村服务区共有合作社80余所，社员有2000多人，见朱立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委托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举办农村合作社三年来工作情形之一斑》，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158—160页。

(25)关于农业专修科的具体情况，可参阅Y.W.Chang，A Reporton Thirteen Years Workin Rural Leaders’Training School.RG11－201－3433.

(26)章之汶：《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载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第15册，中华书局1935年影印版，第113页。

(27)孙友农：《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事业概况》，载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中华书局，1934年版，收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第15册，第101—115页；马鸣琴：《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报告》，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收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第16册，第519—528页。“Wukiang Extension Center”，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February 1937），pp.120－121.

(28)关于乌江实验区的具体实施方法、内容及成绩方面的材料，集中在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6年再版；另可见金大农学院编辑的《农林新报》和《金大农专月刊》的相关文章。上海社科院张剑曾对乌江实验区做过很精深的研究，见氏著《农业改良与农村社会变迁——抗战前金陵大学农学院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研究》，载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61—301页。

(29)对战前金大农学院的进一步了解，除上引材料外，直接资料可参看农学院历年报告，其中1931—1934年的报告合为一册，见耶鲁藏档RG11－199－3410，或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另可见《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1948）；《私立金陵大学七十周年纪念》，台北，1958年；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195页；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研究论文见夏军：《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乡村建设运动》，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383—400页；张剑：《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史林》1998年第3期，第79—90页。

(30)罗兴连对岭南大学农学院曾作详细的研究，见其硕士论文《抗战前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华南社会》，中山大学历史系，2004年。

(31)前引《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193页。

(32)W.E.Chamberlainto J.L.Stuart（September 11，1926），pp.1，3，14.RG11－317－4849.

(33)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试验区工作》，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民国丛书，第4编第15册，第63—64页。(www.daowen.com)

(34)社会学系以及试验区详细工作情况可见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与推广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肆）133—138页；燕京社会学系编：《清河社会试验》，燕京大学，1933年。

(35)杨开道：《燕京大学农村建设工作》，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民国丛书，第4编第15册，第117—126页。

(36)“Mission School Graduate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7（August 1936），pp.517－518.

(37)梁桢：《我们在汶上一年半的实验结果是些什么》，载《燕大友声》第3卷第7期，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38)“The Ruralized Program for Cheeloo”（1930），p.1.RG11－244－4004.

(39)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关于齐鲁大学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全盘计划的材料和论述，可见“A Correlated Program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1928）；“The Correlated Program”（1930）；Stanley Lautenschlager，“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Rural 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XI（January 1929），pp.7－15；《齐鲁大学》第十七章《乡村计划》。

(40)《齐大校长报告》（中文译文，1929年），鲁档J109－01－568。

(41)关于齐鲁大学农村服务社的进一步材料，可参考齐鲁大学农村服务社编：《私立齐鲁大学龙山镇农村服务社报告书》第一期（1932）；《齐鲁大学乡村服务社工作报告》（1934—1935）；《龙山服务通讯》（1—6期）；服务社历年向纽约托事会的报告，见耶鲁藏档RG11－243－3893，RG11－244－4004；贾尔信：《齐鲁大学山东历城龙山镇农村服务社工作情况》，《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第179—193页；王建农：《齐鲁大学乡村服务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第137—140页；《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第303—308页；综合性的研究见《齐鲁大学》第十七章《乡村计划》，第198—215页；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4—264页。

(42)“Colleg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at Cheeloo University”，pp.1－8.RG11－244－4004.

(43)详见《福建协和大学校历》，“推广事业”，第1页。RG11－12－2579。

(44)详见陈希诚：《福建协和大学农村服务工作》，《真理与生命》第八卷第六期（1934年11月15日），第296—303页。

(45)详见陈希诚：《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报告》，《中华归主》第一百七十二期（1937年1月1日），第6—8页；《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报告》（续），《中华归主》第一百七十三期（1937年2月1日），第3—6页。

(46)关于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可参考1933、1934、1935、1936年校长英文报告，皆见耶鲁藏档RG11－108－2392。或可见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姜源译：《福建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68—72页。

(47)黄思礼著，秦和平、何启浩译：《华西协合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14—118页。

(48)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151—153页。

(49)Francis Chen，HowI Lookat Rural Service，p.2.RG11－109－2407.

(50)Ibid，p.7.

(51)前引《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199页。

(52)John H.Reisner，“The Churchin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56（December 1924），p.794.

(53)《保定同仁中学乡村服务工作》，载《教育季刊》第十二卷第三期（1936年9月），第54—58页。

(54)John H.Reisner，“Reforming Farm Life”，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6），pp.311－312；“The Church in Rural Work”，pp.792－793.

(55)John H.Reisner，“The Churchin Rural Work”，p.795.

(56)刘广志：《由清水河到峄县》，载《真理与生命》第八卷第六期（1934年11月15日），第308—311页。

(57)John H.Reisner，“The Church in Rural Work”，p.792.

(58)《山西铭贤学校概况》，载《教育季刊》第六卷第三期（1930年9月），第101—102页。

(59)成均安：《铭贤中学工读教育草案》，载《教育季刊》第九卷第二期（1933年6月），第42页。

(60)同上，第45—48页；“Shanx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January 1934），p.1.

(61)详见《山西铭贤学校农工科概况报告》，载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中华书局1935年，第329—334页。

(62)《铭贤学校太谷农村服务实验区工作梗概》，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中华书局，1936年，第529—530页。

(63)《私立福州协和中学校近讯》，载《教育季刊》第六卷第三期（1930年9月），第100—101页。

(64)张效民：《协和中学廿年秋季报告》，载《闽中会刊》总第十四册（1932年1月），第31—33页。

(65)《私立福州协和中学二十年度报告》，载《闽中会刊》第十八册（1933年），第38—39页。

(66)前引《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第940页。

(67)章元善、许仕廉：《乡村工作讨论会发起经过及邹平之集会》，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第1—5页。

(68)《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序言，第3页。

(69)The C.I.F.R.C.Fifteenth Anniversary Book，1921—1936，pp.3－4.关于华洋义赈会的研究，可参阅Andrew James Nathan，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Cambridge，Mass.，1965）.

(70)Dwight W.Edwards，“Recent Experience and Future Plans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by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7（December 1936），pp.758－759.

(71)章元善、于永滋：《中国华洋义赈救济总会的水利工程及农业合作事业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第133页。

(72)《齐鲁大学》，第215页。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实施乡村建设的进一步了解，可参考如下著作：Raymond B.Fosdick，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New York，1952）；James C.Thomason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chapter 6：“The Rockefeller Eff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