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大学

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新教各差会在中国举办的教会大学或学院经过合并、重组，稳定下来的共有13所教会大学。

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10年起，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就已开启了对中国农业和乡村的研究、实验及推广工作，极力在基督教内提倡并推动教会界下乡为农民服务。从20年代起，教会大学在中国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巨大冲击，不得不走上中国化和世俗化的道路，重新给自己定位，确定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目标，以通过为社会服务来体现耶稣基督的精神。教会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殊的领域，使它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一致同意的领域就是必须进行农业和农村的研究和实验。⁽²⁰⁾实际上，教会教育的决策管理层对农业教育相当重视。1922年在美国组成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中有专门对农业教育的考察，在调查报告中也专辟一章讨论农业教育在中国教会教育制度上的地位问题，并对各个层次的农业教育作了规划。⁽²¹⁾决策者们把这个特殊领域留给了金陵和岭南，使他们在这个领域内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的水平，而其他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也都认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意义，虽然受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全盘计划限制（农学专业只能在金陵和岭南），他们也尽最大可能发挥自身的资源和人才优势，结合学校的教学、科研，制定了一些切合当地实际的乡建计划。

教会大学参与乡村建设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对农业和乡村社会的科研、教育，给教会和全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二是通过农业推广或开办实验区的形式，一方面是作为教学研究和实习的基地，为乡建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是直接地服务农民和乡村社会。在这两个方面，金陵大学农学院⁽²²⁾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金大农学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在20年代芮思娄担任院长（科长）时就已确立，在30年代得到进一步扩充，抗战前共有8个系、1所专修科和1个农科研究所，从农艺、园艺到林业，从农业经济到乡村教育，学科种类齐全；培养的人才，从实用型的专科生到研究型的硕士研究生都有，还有数量众多的函授生及短期的农民训练班。金大1923年从美国得到中国防灾基金的巨额赞助，用于森林、作物改良、农业经济研究、合作社、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在作物改良方面贡献尤为突出。战前，金大除了南京的作物改良站外，还有下属的4个改良站和8个合作的教会实验站，以及华北、华中的12个种子试验站，共改良小麦、大豆、棉花、稻谷等8类作物的36个品种，其中有27种得到普遍推广，最有名的就是金大2905号小麦，比传统品种能高出20％。仅棉花、小麦两类金大就培育、发放了11500吨种子，推广区内农民受益颇多。⁽²³⁾

金大农学院的农村社会与经济研究在国内一直居领先地位，其研究方法对理解乡村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他的研究项目包括收集和整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出版《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收录了19世纪中期以前在中国出版的农业文献。金大农业经济系在卜凯（J.Lossing Buck）等著名专家的指导下，对中国农业经济作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1924—1928年间，由美国农业部资助，该系对全国7省17处2866户农家进行了调查，由卜凯编成《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在1930、1936年先后出版中英文版。1929到1933年，卜凯带领学生对全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的382560个农户进行了调查，最后出版了中英文三卷本的《中国土地利用》。这两本书长期以来都被中外学术界作为权威资料，多次重印。该系还创办农情报告系统，后由政府接管。该系在推广合作事业方面也成绩卓著。1923年9月在南京附近组织了第一个合作社后，1928年还帮助江苏省政府草拟了第一个乡村合作条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所设的“赈灾委员会”，在1932年议决将贷赈收回款委托给金大农学院，进行农村合作事工，由该院农村经济系负责推行，工作范围包括湘、鄂、赣、皖、江、浙、鲁、晋等八省。到1935年10月，金大组织成功的信用和供销合作社共有113个，有2916名会员。⁽²⁴⁾

金大乡村教育系在1922年曾成立乡村师范科，因私立学院不适宜办师范，在1928年秋天与一年制短修班合并，重组为两年制的农业专修科（Rural Leaders’Training School），专门造就乡村建设的干部人才。其工作包括了所有与乡村生活相关的问题，教学法和乡村社会学成为重要的课程，要求所有学生到乡村参加社会服务实践。从1930年到1935年，共毕业学生204名，大部分毕业生在基层从事农业实验、农业教育、农业推广、乡村建设等事业。⁽²⁵⁾1933年秋天，受陕西省政府委托，代办一陕籍学生训练班。1934年冬又与南京市政府合作，开办毛织试验所。乡村教育系的研究工作有江宁自治实验县及安徽和县第二区乡村教育初步调查，全国中等农业职业学校以及全国乡村师范农业教学调查等数种。⁽²⁶⁾

金大农学院除了普遍的农业推广外，还在安徽和县协助乌江办理乡村实验区。早在1921年金大就在此地进行棉花和其他作物的推广，开始了后来称之为“乡村建设”的工作。1930年11月，金大与国民政府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正式成立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虽然拥有中央的大招牌（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乃由内政部、教育部、实业部合组成立），但经费却一直很拮据，开办时农推委每月给实验区500元，不久减成300元，后为200元，不到一年分文未名，工作人员被迫另谋出路，只剩下金大的同事。幸得金大农学院资助100元，实验区才得以维持，此后也主要依靠金大的支持。实验区虽名为“农业推广”，但其工作从一开始就超出这个范围，从种子推广到乡村教育、合作、社会、卫生甚至政治（村治）都在办理，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性乡村建设实验区。金大希望由当地人用自己的资源承担所有乡村建设工作，因此，在工作中竭力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分发改良种子，组织合作社、扫除文盲、组织农民。到1936年，实验区的农业金融、乡村卫生和教育工作已经能够自立。这年10月31日到11月2日，实验区还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农业展览会，金大农学院和金陵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以及政府机构的30位代表前往，参观的农民近千人。

乌江实验区很值得一提的是乌江农会。1931年4月，实验区筹备成立农会，经过八个月“等因奉此”的公文旅行，才从县党部拿到“人民团体组织许可证”。刚成立时有180位会员加入，到1933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乡村建设讨论会时，已有250个村庄的586名会员，到1936年发展到2305名。农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和农村生活，农会是为保护农民利益而成立，因此触犯当地地主劣绅的利益，被他们上告诬为“迹近共产”，其中有一劣绅勾结和县县长，试图逮捕农会干事孙友农，经过斗争，县长被撤职。最初三年农会事业进展并不顺利，据孙友农讲，其原因在于力量完全用在了对人的方面——官僚、劣绅、公安局、流氓等。金大组织农会，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将来金大撤离实验区后，农会能完全来负责各项推广事业。⁽²⁷⁾抗战爆发后，金大西迁，实验区随即沦陷，各项工作遂告停顿，直到1946年才恢复。⁽²⁸⁾

金大农学院所以能在科研、推广和乡村实验方面进展顺利而且成绩颇佳，一个重要因素是它能与政府及国内外机构进行密切合作。金大经常接受中央各部和地方政府的委托，进行一些经济调查，或承担政府研究项目，还一度成为全国谷物新杂品种的注册中心。当然金大也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可观的经费。金大还利用教会学校的优势，扩大对外交流，特别是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有着经常的人员交流，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教育局和太平洋关系学会等也为金大提供了大量研究经费。而与国内公私机关的合作，如华洋义赈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教育界、金融界、实业界的合作更是多不胜数。在金大六十周年（1948）校庆时，曾对战前的国内外合作机关作过统计，达106个之多。从中可以看出金大农学院成功的原因，也说明其影响之广远。⁽²⁹⁾

裴义理堂（今南京大学西大楼）

金陵大学林查理正在试验美国播种机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发展主要着眼于作物改良（水稻为主）、桑蚕改良、丝业和糖业发展等方面。岭南改良成功的“东莞白”稻种，比普通禾稻增产20％～30％，颇受农民喜爱。为造就中等农业技术人才，岭南在1930年还创办了农事职业科，第一年就招收了32名，后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116人。毕业生主要从事农业推广和农场管理、农村教育等工作。1936年10月，农事职业科改组为农学院的推广部。为配合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岭南大学从1929年起与中华基督教会华南区会合作，举办数期“乡村宣教师农事夏令学校”。据1929年《南大与华侨》报道，报名者有九十余人。每人只需交10元膳宿费，学费和其他杂费都由岭南大学供给。课程分农村社会学、普通农学及专门农学三类。这类培训很受乡村牧师的欢迎。岭南学生也常常下乡开办村民学校，展开民众教育。⁽³⁰⁾

章之汶，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

岭南大学农学院

岭南大学学生开办平民学校

岭南大学为牧师举办暑期农业班

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在农学方面的发展经历就曲折一些。前已提及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建议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学院继续办理，并加以扩张，燕京大学的农业教育虽然也已发端，由于所据之地与金陵所在的南京相距甚远，北方区域广阔，地质和农事情形也与中国其他各地不同，因此它也有其独到的贡献。⁽³¹⁾但后来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出台的通盘计划，要求邻近的学院在专业上进行分工协调或合并，避免一切竞争与重复，这对燕京和齐鲁发展农学教育非常不利。燕京大学从1921年就开始发展农学系，但到1926年大学当局不再准备发展一个完全的农学院，校长司徒雷登在致农学系主任金伯苓（Walter E.Chamberlain，或称金柏株）的一封信中表示，燕京不能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竞争，因此，燕京的农学要从大学程度的教育降低到中学程度，甚至完全放弃。这使金伯苓非常不解，甚至有些不满，他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信，阐明了他对燕京发展一个良好农学院的主张，也委婉地批评了司徒雷登的意见。他认为，燕京需要发展一个强大的农学院，使之成为一个研究和推广的基地，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时局，这是基督教给予华北最大的贡献之一”。他并不认为仅靠金大农学院就能把所有的大学层次的农业工作做成功，燕京可把重点放在华北的特殊问题上面，特别是畜牧、动物疾病防治、蔬菜、北方作物、乡村工业、农场管理、农业技术、农业教育、乡村社会学等。他认为一些基本课程的重复是难以避免的，但金大和燕京各有重点，金大重点在桑蚕学和林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方面，而燕京则在畜牧、制奶、动物疾病防治、养蜂、乡村工业、农业机械等方面发挥优势。他批评燕京并没有在中国或美国作出任何努力，来寻找资金支持农业工作。⁽³²⁾尽管农学系反复强调华北的需要，列举各种理由要求发展一个农学院，但是迫于后来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全盘计划的压力，以及学校当局的不支持，1930年，燕京大学最终把农学工作全部转给金陵大学。但燕京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的关怀，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另一种综合性的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而这主要由社会学系和后来的法学院来承担。

燕京社会学系创办于1922年。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还很幼稚，“不过根据西方一部分社会的事实论据，而并非由于观察全人类的行为而来”，因此，要应对我国目前的大变迁，“社会学者尤不能藏身象牙塔里，去幻出玫瑰色的理想国。我们必须跑到现实的环境中，从事实的观察寻求结论，然后从所得的结论，去试验实用的技术”。⁽³³⁾这是燕京社会学系创办时确立的教育训练方针，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注重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服务，是中国最早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基地。1928年社会学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在社会学家杨开道的指导下，从冬天开始在学校附近的清河镇展开调查，出版了《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的中英文报告。在得到当地绅商的支持后，1930年2月，正式开办了“清河社会试验区”。该系主任许仕廉把实验区的目标定为“是要在实际社会里，建立一个适当的试验场，使校内研究社会科学的师生们，不单是从书本里寻死学问，更能从人群生活中求真知识”。试验区工作人员统由社会学系委派，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加以训练。实验期限定为七年，每年经费约为七八千元，前四年由社会学系负担，第五年开始由本地筹办，七年后全由本地筹办。工作分为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大类，各类工作又有很多具体事项，如经济类有信用合作、小本借贷、家庭工业、畜牧、果树、作物改良等，社会类有幼稚园、幼女班、女子手工班、母亲会、家政训练班、小学教师训练班、图书馆与阅览室、旬刊壁报以及娱乐与运动场。试验的内容涉及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河试验区的经验在于把当地固有的社会团体和政治机关组织起来，令其在同一个目标和工作系统之下，成为一个互相调和协力的系统，以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应付社会全盘的问题。⁽³⁴⁾

燕京在乡村建设方面不仅追求在一个市镇的试验，而且要为中国乡建培训人才。由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系组成的法学院在1934年成立了农村建设科，专门进行农村问题的研究和实验，培训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才。建设科主任杨开道认为，乡建成功需三个要素，即办法、经费、人才，而人才最为重要，因此，研究和实验都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实验而实验，而是都为了训练而研究而实验。该科训练工作分为两种，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本科一二年级学习基本知识，三年级注重农村基本功课，四年级要在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家事各科中任选一门作为专门研究，学生毕业论文自选题目，自找材料。四年级每周还有实地工作，以使学生对乡建工作有相当的经验。实验训练的场所，除了自办的清河实验区，还有合作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华洋义赈会、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等。该科在农村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曾编成《中国乡村制度》、《中国乡治史料》、《华北农村组织》、《农村冲突》以及多种调查资料等。⁽³⁵⁾

1935年燕京又在山东汶上县建立起新的试验区，曾在清河试验区任主任的张鸿钧被任命为汶上县县长，燕京去的很多助手也在县政府中担任秘书长、教育等要职，开始了比清河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乡建实验。燕京学生也来汶上调查、实习各种乡村工作。试验区一开始正赶上黄河决口，灾民遍地、疾病流行。试验区在紧急救济的同时，展开社会治安工作。在5个月的时间里，县长处理了919起案件，审理了835起，逮捕鸦片贩子，建立戒毒所。试验区还创办了产婆训练中心，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利用寒假实施教师培训课程等。⁽³⁶⁾试验区在一年半时间内就取得很多具体成果，如在30个乡一个月内就为45000人种了牛痘，400多人戒了烟毒，民众酝酿了90年的疏浚125华里的泉河，竟在两个月内完成，在学儿童由4000增加到24000人。⁽³⁷⁾可惜，汶上实验只进行了很短时间，就因为日军入侵被迫中断。(www.daowen.com)

齐鲁大学在乡村建设问题上面临着更艰难的选择。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的高等教育设计委员会在1928年发表了第一个教会大学全盘计划，并准备由各大学托事会联合募集资金800万美元，来支持这个全盘计划。1930年该计划做了些许修改。全盘计划对齐鲁的设计是：应有一个期限为四年的文学院，课程以职业化为主，除了必要的医预科工作外，所有的工作都应朝着一个统一的乡村计划进行，目的是满足乡村和市镇居民的需要，包括培养教师、牧师、医生、护士和其他社会与宗教工作人员，并且要试验解决乡村和市镇各种问题的方法。计划规定齐鲁大学所有的农业工作都应和金陵大学联络进行；医学院、神学院都应当加强，并应参与到统一的乡村生活计划中。⁽³⁸⁾这个计划使齐鲁师生感到震惊和不满，因为增加农学课程，会使原来的课程计划变更，而且农学课程较文科课程程度为低，文学院的声誉将会大大降低；另外，如果强迫所有的学生都习乡村教育，学生会很反对，他们并不想把齐鲁大学变成一所农村研究院，但大学当局当时还是接受了这个计划的安排，因为他们明白，如果齐鲁不接受全盘计划的安排，就会被排除在来年的募集资金活动之外，学校以后的发展就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如果接受，那它不仅为乡村教育，而且也为文理学院的其他科系、医前期教育和医学院提供经费，因此，《齐鲁大学》一书的作者郭查理把全盘计划中的经费安排称为“既是诱饵，又是大棒”。⁽³⁹⁾

齐鲁大学评议部和董事会在维持当时工作的前提下，1929年原则上通过了采纳该计划的决议，使齐鲁大学改为以乡村教育为主的大学，并决定在原有的教育系内增加乡村教育课程，在社会学系内，增加乡村社会学和乡村经济学课程；还决定在文理学院附设家政学系，在医学院内附设公共卫生科，神学院的计划应当偏重于乡村教会和宗教教育。新计划必须等英美等国的联合募捐有了结果才能启动，但学校为了表示对全盘计划的态度，决定先拨款2000元来开展乡村工作。⁽⁴⁰⁾富有戏剧性的是，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用来支持这个全盘计划的800万美元预算成了泡影，联合募捐计划被无限期推迟，齐鲁也就不必严格照计划行事了。乡村计划并未因此而搁置，虽仍有很多师生反对，乡村工作还是慢慢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得卓有成效。

早在1927年，齐鲁大学神学院就在济南东北70里的龙山镇开始了农业工作，1930年齐鲁大学接管了这部分工作，并扩展了规模，创办龙山乡村服务社。龙山镇靠近胶济铁路，交通便利，有几家商店，共有139个村庄，68000多人，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社会。曾在潍县从事农业工作的传教士贾尔森在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1931年来到齐鲁大学主持乡村计划。1932年，美以美会女部会罗莎尔女士（Mary K.Russell）担任家政部主任。同年来生物系任教的温福立（Gerald F.Winfield）是公共卫生专家，专门研究中国乡村的环境卫生，他与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威尔逊教授合作研究，发现堆肥发酵产生的热量能够杀死病菌和寄生虫卵，并在龙山的一些村庄和家庭进行寄生虫病的防治实验。

由于齐鲁没有自己的农业系，农业推广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担任，并帮助发展合作社；山东华洋义赈会给予经济赞助，并供给种子；齐鲁神学院（齐大立案后，神学院在形式上和齐大分离）担负宗教和道德培养。在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东分会成立后，龙山成为该会的试验区。服务社工作大体上分为农业经济、教育、家事、卫生四部分。⁽⁴¹⁾齐鲁大学还与胶济铁路等单位合作，在潍县、周村、青州等建立农业实验站，主要从事玉米、高粱和大豆的改良。1937年夏天，齐鲁作出了一个很大的尝试，把与乡村建设相关的系科整合为一体，把原有的乡村服务社扩展成一个乡村建设学院，已得到校长的正式批准，还未向政府立案，全面抗战随即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拖了下去。⁽⁴²⁾

齐鲁大学学生下乡，医学院学生为乡村小学生查体

福建协和大学的苗圃

福建协和大学学生练习插秧

福建协和大学的养蜂课

福建协和大学的乡村服务始于1927年，先由社会科学的教授及学生开始在离学校十余里的阮洋村实地调查，后由生物系的教授帮助实施农业改良，组织了农民协会，提倡教育、卫生等工作。⁽⁴³⁾尽管校长林景润不满意全盘计划把发展农业学科只留给金大和岭南，他争辩福建的亚热带气候不同于广东和华东，虽然毫无结果，但福建协和仍坚持发展乡村事业。协和大学农村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1月，林景润、陈文渊、陈锡恩等为委员，陈文渊为主席，陈希诚为试验区指导员。协和大学以闽侯县第三区的仙峰乡为实验区。仙峰乡包括牛田、山兜和洋里三村，周围约十二方里，位于福州名胜的贾山之麓，交通便利，距协和大学不过5里。人口约1200人，教育不发达，三村连一个小学都没有，私塾仅有两所。试验区的组织系统是：农村服务委员会下有试验区指导员，下面分教育股、生产股和卫生股等三股。小学教育，校舍由村里的文昌宫改造而成，校具由村民捐资购买。试验区举办民众教育，设立民众阅报室、儿童图书馆。开设科学讲演，请协大化学社、生物系等派人去演讲，并播放生产影片，亦有农产展览会。协和大学还成立农村改善同志社和青年励志社、合作社、音乐社、国术社、儿童会等组织，推进各项乡村工作。⁽⁴⁴⁾

1936年福建协和大学董事会批准成立乡村建设学院。福建省政府与大学密切合作，提供土地作为实验场地，为成人教育和信用合作社拨款。当地百姓也很合作，把一些庙宇贡献出来作为成人教育的学校，把祖宗祠堂当作孩子的学校。大学帮助乡村修建了操场。1935年省政府建设厅和教育厅把他们举办的包括13个村在内的五里亭乡村实验站交给协和大学办理，由农村经济系主任陈希诚主持，成立了五里亭农村服务部，以改良农艺、推进社会教育为宗旨。⁽⁴⁵⁾大学还与福建协和医院合作办理卫生事业，在乡村开办了诊所。该大学在战前的乡村建设中，还结合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出版《备战须知》，每个教员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写一篇文章，向农民介绍如何储备食物、如何使用防毒面具等。⁽⁴⁶⁾

华西协合大学的乡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作物等。加拿大农业传教士丁克生（Frank Dickinson）负责推行这些计划。他从美国、加拿大引进了西红柿、甜瓜、苹果、柑橘、葡萄等新品种，在当地试种都很成功，并开始推广。但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华大在正式批准建立农学系问题上犹豫不决。在学校内，仅有培训乡村教员的教师和读神学的学生接受了肤浅的农业基础知识，直到1934年，华大才同意成立农学系，这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抗战期间，华大的乡建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⁴⁷⁾

华西协合大学丁克生和他改良的奶牛

华西协合大学实验蚕种

以上是基督教大学在战前从事农业研究和乡村建设的大概。那么，基督教大学的农业工作对中国究竟有何贡献？金陵大学教授、后来担任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干事的芳卫廉曾总结基督教大学农业工作的贡献，现摘录如下。

首先，基督教大学帮助中国激发和创立了一套农业教育、推广和研究的模式，公立和私立农学院最后都在追随金陵大学。

其次，基督教大学贡献了大批在中国极其缺乏的农业人才。在30年代，金大毕业生曾出任七个公立农学院的院长，农林部七个技术部门中的五个部门主任，五个研究所中的三个所长。基督教大学数以百计的毕业生对中国乡村生活的改善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基督教大学领导了农业研究。基督教大学对各种作物的改良，工具与技术、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极大地满足了中国对作物高产的需要。在20年代早期，由金陵大学发起的防灾研究在作物改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小麦、稻米、玉米、大豆、谷子和棉花。这些研究是通过与华中和华北的教会及其他组织合作完成的。到1937年，有27个新品种分发到各地，小麦产量可提高20％。岭南、金大和华西通过选种和疾病防治对柑橘和蔬菜的改良都有很大贡献。岭南和金大都从事桑蚕方面的研究，通过发放无病蚕种，对蚕种改良贡献颇多。华西协合大学在牲畜和果树研究方面获得重要进展。

第四，基督教大学承担了从科学知识到实践的推广工作。主要工作是发放改良种子和幼苗。估计金陵大学在30年代大约发放了2000吨麦种和1500吨棉种，这还不包括由大学指导农民在自己地里生产的种子。类似的还有岭南和金大的蚕种发放。在四川，华西协合大学发放了牛、山羊和鸡的改良品种，还有改良水果和蔬菜，对这个大省的乡村生活有重要的影响。

第五，很多基督教大学都积极参与了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金大和齐鲁在乡村建设和社会实验方面尤其积极，试图通过社会、经济、教育和卫生等问题的协调解决来改善乡村生活。平民教育运动和其他建设项目从大学里吸引了很多人才、技术和知识。⁽⁴⁸⁾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大学乡村建设中很少涉及宗教的问题，虽然一开始都是出自宗教的动机，这与教会界乡村建设带有直接性的宗教目的有所不同。教会大学在30年代纷纷立案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在乡建运动中，特别是在与政府合作的项目中，计划中没有宗教的位置。乌江、清河实验区都没有明确的宗教计划，齐鲁龙山服务社中，虽然有几名农业传教士参与，宗教也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宗教活动都属于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当地的宗教活动也不活跃。但在教会大学乡村建设主持人的理念中，他们所要寻求的和教会乡村建设的目标还是一样的，如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主任陈锡诚，他所主张的乡村建设哲学是“改进农业、改善生活条件，创造一更好的乡村文明。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触及人民的灵魂，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因此，我们既要带给使他们觉醒的精神，又要给予他们掌握环境的能力”；“我们相信，耶稣的社会和精神理想既能应用在个人生活，又能用于社区生活，加强和深化乡村人们的个性，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公共道德和责任。……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与乡村人们密切合作，要与上帝合作，发展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秩序”。⁽⁴⁹⁾他认为要复兴中国农村，只有通过宗教、教育和科学，“任务是非常艰巨和伟大的，我们因此要担负起责任。首先，需要一个由宗教、科学、农业、教育、医药、经济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乡村服务队”。⁽⁵⁰⁾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声明教会办理农业教育，其目的有三，前两个是世俗性的，即开发中国农村和改良中国农业及乡村生活，第三个是“养成基督教领袖人才以谋乡村之改造……以使中国接受基督教之农村文化”。⁽⁵¹⁾可见，基督教教育界参与中国乡村改造，从根本上讲也是出于基督教的动机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