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会界的乡村建设

中国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经过一二十年的缓慢发展，在30年代逐渐达到它的鼎盛时期。1930年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五年奋兴布道运动”，虽然其目标主要在于基督徒量的增加和质的加深，也使“教会对农村建设之事业益感加倍之兴趣”，特别是其六项事工之一的识字运动，在协进会乡村干事张福良和孙恩三的努力下，掀起了教会对乡村事业的热情，参与教会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教会以往任何运动所不及的。⁽⁶⁾可以说，基督教乡村建设作为一场“运动”就是从识字运动开始的，这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颇有类似之处。随后，美国农业专家包德斐来华、1931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杭州会议、1933年在定县举办的基督教农村建设讨论会等，加之全国范围的乡村建设潮流，大大促进了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在抗战前也达到了鼎盛。

全国各地教会的乡建工作并不平衡，就大体论，以华北地区最为发达，华东、华中次之，华南、华西又次之。华北地区（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教会注重乡村工作最早，与平教会定县实验区和梁漱溟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都很近，受其影响和协助都较别处多，因而乡建成绩也最大。特别是华北公理会在通县潞河的亨德牧师、在保定的胡本德牧师，都从2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乡村工作，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他们都担负着华北基督教乡建的重要领导角色，通县和保定成为华北乃至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典范。亨德主持的潞河乡村服务部，每年举办农产展览会和冬季学校，对农业推广和乡村教会人才培训贡献最大。冬季学校于1928年创立，以造就乡村平信徒领袖人才为目标，课程相当广泛，从普通农学、作物改良、病虫害防治、畜牧学、卫生到乡村教育、社会学、演讲、音乐、体育，还有社会问题、乡村自治和宗教教育等。教员来自各地神学院、教会中学和教会。因为免学费，学员只交一点膳食费杂费，参加者踊跃，不仅限于本地和附近省份，甚至有来自福建的学员。⁽⁷⁾

华北公理会以保定为中心，在河北一带最早推广识字运动，成绩也最大。1930年前的六年中，有29000农民上过胡本德亲自指导的识字课，同时，基督徒的数量增加了56％。由于他在识字教育方面的专长，1930年开始被借调到协进会，和张福良一起领导五年运动中的识字教育。⁽⁸⁾金陵神学院的余牧人曾去华北考察乡村教会，得到的结论是：“凡认真努力倡办平民教育的，教友莫不大增，教会也莫不跟着兴旺起来。”⁽⁹⁾

此外，河北美以美会在昌黎教区安格庄、汇文神学院在河北昌平县也都建立了乡村教会实验区，成绩都很可观。安各庄教会四十多年来全受差会的资助，从1929年开始乡村教会实验区，从千字课开始，举办多所平民学校，毕业生可担任各校的平民学校义务教员，安格庄实验区很快成为河北的平民教育的示范区。该区在乡村教会的自立自养方面也有理想的成果，自1932年美以美年会始，不但该区牧师薪金自立自养，就是学校经费看守仆役薪金，总计每年不下800元，也都由前些年“不冷不热年捐款仅数十元的教友供给”。⁽¹⁰⁾汇文神学院发现自己的学生在校时是好学生，毕业分配到了偏僻、历史悠久的教会后，往往与资历很老的教友发生两不相容的情形，因此，神学院决定从1931年开始，把学期改作四年，专备一年让学生到各处乡村教会实习。因为地点太多，实习很散漫，后选定昌平县为实验区。工作内容有宗教教育、平民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布道工作等。⁽¹¹⁾

为了整合华北各教会的乡建力量，1931年由华北公理会倡导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后又成立河北、山东、山西三个分会，几乎包括了华北地区所有的基督教乡建事业。由于促进会的推动、指导，华北地区基督教乡建运动无论在理念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由促进会指导、胡本德主持的河北樊家庄实验区更名噪一时，其对乡村建设另有入手的方法（详见下一章）。

华北另一个重要的基督教联合组织，即“华北基督教工业改进社”（North China Industrial Service Union），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也发挥了很特别的作用。1932年9月，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华北教会合组“华北基督教工业改进社”，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社长，燕京大学教授戴乐仁（J.B.Tayler）任干事，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也参与其中。成立的初衷是用乡村工业改进农民生计，并能吸收农村劳动力。该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研究、培训与合作，推进小规模的手工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其经费来自洛克非勒基金会和教会团体。早在工业改进社开办前，协进会曾委托华北工程训练学校的定思逊（Sam Dean，又名丁荫），对华北的羊毛工业进行初步的试验。因为羊毛在华北是一种主要出口品，在当时，羊毛织品在中国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根据欧洲经验，羊毛是乡村工业的基础，协进会因此决定以此为基础开始试验。10月在北平正式开办训练中心。该社要求凡加入的农民，必须先具有若干织造的经验，由负责的个人或团体所派遣，并且担保在学成后，回到本地提倡此种工业。在训练中心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使受训人员熟练掌握一种工作法，各省都派遣男女工人到该处接受训练。改进社努力提倡村民合作，合购简单的手工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在村民组织的生产团体中，有一些是由教会或宣教会组成，其做法是：在村民生产达到既定数额时，就由教会或宣教会补助津贴，并利用利息办理各种乡村福利事业。在改进社的指导下，成立织业工会，提供工业原料和设备，传播工业知识和有关的市场动态消息。除改进羊毛工业外，改进社也设法改进其他的工业，如改进陕西熔铁工业，用简单的方法帮助去除铁矿中的过多的硫。工业改进社希望用科学方法改进乡村工业，造福当地人们。改进社与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合作改进棉业和羊毛业等。⁽¹²⁾在整个乡村建设中，比起农业改良、合作社等，乡村工业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华北工业改进社是基督教唯一专门以提高乡村工业为目标的乡建机构，其意义可见一斑。

华东地区有全国一流的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其教学、科研和推广对全国的农村事业都有很大的贡献。另有金陵神学院，特别着力提倡乡村教会事业，并设立专门的乡村教会科，培养教会乡建人才，因此，华东的乡村建设多以这两个机构为中心开展。虽然有如此优势，但各地区教会的乡建比之华北却不那么活跃，在1936年前没有类似华北的促进会或联合会之类的乡建组织，基本是各教会单独进行。圣公会江苏教区、安徽教区对乡村事业都有很大兴趣，浙沪浸礼会在上虞一带的乡建工作也很有成就。⁽¹³⁾华东最著名的乡村工作当属由金陵神学院和南京中华基督教会在淳化镇开办的乡村教会实验区。该实验区从1930年开始，以教会为中心，以实现教会自立自养为目标，推展生计、教育、卫生、宗教等综合性的事工计划。具体内容见下一章第二节。

华中地区的乡村事业在数量上比之华东更不及。圣公会湖北教区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在武汉青山为灾民子弟举办了“爱的学园”，实际上是一个工读学校，以乡间劳动为主，后交给政府管理。⁽¹⁴⁾但从1933年，江西的基督教乡建事业异军突起，成立了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以黎川县为实验区。该实验区系基督教协进会与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密切合作的产物，而且最后走上与政治相结合的另一条道路，其情形在基督教乡建中较为特殊，下章第三节有专门论述。

华南有岭南大学农学院这样具有优势资源的机构，但它似乎和教会的联系没有金大那么密切，倒是福建协和大学在推动基督教乡村事业方面贡献不少。广东主要由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推动。1933年1月，协会干部会议议决以人和墟堂址为农村服务试验机关。主持人为叶润生和周振光，周是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人和位于番禺县北部，距广州不远，居民多属半贾半农。开展的服务主要有生计、教育、卫生、宗教。一年试验之后，主持人感觉人地生疏，社会情形和风俗好尚俱不明了，不能制定通盘计划，因此“工作涣散，成绩渺小”。⁽¹⁵⁾

华西除了华西协合大学进行的作物、水果蔬菜改良外，各教会的乡建工作到抗战前才刚刚发轫。据1936年报道，重庆中华基督教会已开始筹划乡村建设。⁽¹⁶⁾在抗战期间，由于很多机构西迁，华西的乡建才得到很大发展。(www.daowen.com)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促进乡村建设，在1933年特拟订每年五月七日为农民节，各地教会也可酌情自定日期，秋季还有农民感谢节。张福良把农民节的意义概括为“靠自己耕种，靠天生长；与大家合作，与神同工”。⁽¹⁷⁾但农民节在农村并没有成功推展下去。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是教会中提倡社会服务最力的团体，虽然其社会服务事业主要集中在城市，服务的对象也以城市平民为主，乡村建设领域的工作开展不是很多，但却开始得比较早。1928年9月，苏州青年会就在唯亭山开始了乡村服务的实验，由唐希贤和郑维负责。唯亭山在苏州昆山之间，有22个村庄、2500名村民。他们在办理农村事业方面确立了几条原则，包括注重利用当地资源解决当地问题，不做布施式的工作；注重引导农民负责改进，不越俎代庖；与当地农民融化合一，不使用青年会名义；用最经济的方法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当地农民开始很怀疑他们的动机，后来才慢慢增进了解，给予合作。乡村事工主要有人格培养、实用知识培训、卫生、消费合作社、茶园、村民自治等。青年会帮助当地农民办起了利用蚕丝做原料的手工业，农民很快学会这种技术并开始盈利。⁽¹⁸⁾青年会在宁波等地也开辟了乡村工作。

女青年会对乡村工作的关注似乎更早，可追溯至1926年冬天，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指派黄福英至安徽怀县、直隶沧州及昌黎、山东烟台等地区调查乡村妇女的生活情形，调查内容包括教育状况、风俗习惯、家庭副业、住宅、当地社会关于疾病或卫生的基本观念，并侧重于当时乡村妇女急需解决的问题及乡村工作者的经验，以便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满足乡村妇女的切实要求。1927年4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决定开办乡村服务区，设立乡村部，黄福英任主任。乡村部以“服务乡村妇女，调和城乡之偏枯及冲突”为宗旨，它的成立标志着女青年会乡村事业的正式开始。从1927年4月起，乡村部筹划的乡村服务区先后启动。河北昌黎、山东福山、辽宁新市、辽宁大小陈相屯等是女青年会首批乡村服务区创设之地。此后又相继创办了广东台山、南京宋墅、上海大场等三个乡村服务区，加上山东福山区构成女青年会乡村事业著名的四大服务区。⁽¹⁹⁾

下表基本可以反映出战前全国教会界（包括男女青年会）参与乡村建设的情况。

表4－1　全国基督教会界（男女青年会）实验区及工作内容（1937年止）

主要资料来源：周明懿：《五年来教会之乡村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第（肆）130—133页；《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七、八期合刊（乡村教会专号，1932年9、10月）；张福良：《民国十九年的识字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第（肆）86—91页；张福良：《农村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第63—70页；徐宝谦：《基督教农村运动》，《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90—98页；夏秀兰：《一九三五年的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139—140页；Hugh W.Hubbard，“Mass Education”，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2—1933），pp.277－291；A.L.Carson，“Christian Institutes and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6—1937），pp.241－250；庐孝齐：《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以华北地区为例1922—1937》（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潘敏：《基督教女青年会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以基督教女青年会乡村服务事业为中心（1926—193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硕士论文，2000年）。另据《中华归主》、《同工》、《女青年》、TheChineseRecorder等相关期刊文章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