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里，乡村建设是一件纯粹世俗的社会改造活动，30年代全国范围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是这一性质的，其目标在于中国农民生活的改善和整个乡村社会的改造，从而达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目标。但基督教的乡村建设，除此目标之外，还有对宗教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要实现“天国在地上的建立”。从前面论述可以看出，教会在回应教内教外挑战的过程中，不仅找到了他们认为可以挽救教会危机的方法，也找到挽救国家危机、社会重建的方法，两者统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基督教特有的乡建理念。那么，作为只具世俗价值的乡村建设是如何被赋予神圣宗教意义的呢？基督教乡村建设对近代基督教运动又有何意义呢？
香港学者吴利明在分析几位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徐宝谦）对基督教与社会重建的反省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他们接纳的社会改革方案，实际上都是取自当时盛行在中国的一些政治或是经济的理论。因此，虽然他们说是要去寻找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到头来他们只是将一些社会理论加上基督教的名义，或是为这些理论洗礼”。他又接着说：“教会在农村建设中的工作，显然是跟随着当时政府的建设途径而作出的努力。”(128)这个观点是不确切的，如本书第二章所示，早在社会和政府注意乡村建设之前，基督教就已开始了乡村工作，而基督教乡村建设也不是简单地对一些社会理论“洗礼”，从前面两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受世界基督教乡村运动发展的影响，并非是在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乡村建设理论上加上基督教的名义。但对教会来讲，的确有一个“乡村建设对基督教是否具备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当时教会界对乡村建设基本有三种态度，一是完全赞成并全身心地投入，一种是不冷不热的旁观者，一种是激烈反对。因此，如何说服后两类人参与乡村建设，就要证明基督教从事乡村建设和以往传道、医药、教育活动等都是正当的，而且对基督教运动有着很大的价值。回答这个问题，教会首先要从耶稣形象的重塑说起。
《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129)但耶稣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却是时常在变，正如教会史家史怀泽（A.Schweitzer）所言，“历代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历代都使耶稣活在人们中间的唯一的方法；”而且，“人们是依据自己的性格来创造他的”。(130)每个时代描绘耶稣的方式常常就是理解那个时代特质的一把钥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的乡建工作者们就“创造”出一个“农民的耶稣”形象。他们查考《圣经》，很容易找到说明这一形象的根据。他们发现耶稣的历史背景完全是农村的，“从犹太人的个人以及国家的生活史看来，他们的宗教是极其农业化的”，然后“加利利一个农村人物耶稣，竟把几千年来的宗教（指犹太教）弄得十分纯洁”。“在帕勒斯听（巴勒斯坦）的农村中，耶稣度过了他部分的生活。即使我们不能确实知道，耶稣是不是生长在农村中间，我们也可以从他说的话语中，考察得出来。拿撒勒一带的农民，他们所做的工作，在耶稣的脑府中，有着不灭的印象。这一点从耶稣的教训中，可以随时看出来”。(131)他们在四福音书中也体会到里面充满的乡村气息，比如耶稣常和农民、渔夫、牧人共同生活，耶稣常用和农业、乡村相关的比喻，如阳光、雨露、撒种、收割、牧羊、亡羊、芥菜种，早期的信徒大多是从乡村来，结论自然是，耶稣是和乡村生活密切相连的，这为教会重塑耶稣的农民形象留下了相当充裕的空间。
在一些教会看来，耶稣不仅具有乡村的背景，他更关怀农民，帮助农民解决饥饿、疾病、教育等问题。毕范宇直接把耶稣看成是一个木匠、一个农民，“从他的比喻，从他对无家可归者的爱，对大自然美的欣赏，可以确定他不仅做了犁，而且还用犁耕地。我确信，他就像中国的木匠，在农忙季节到田里帮忙”。(132)牧恩波说，如果耶稣基督今日在世，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村庄找到他。(133)乡建工作者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耶稣在今日中国，他会怎么办？基督徒在耶稣身上找到了答案，“耶稣专和平民接近，专做于平民有益的工作……现时要复兴中华民族，尤其是注重乡村建设，或说是复兴农村，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当然不能效法孔孟从容大雅的态度，而要效法耶稣的刻苦耐劳，奋不顾身，这岂不是基督教特殊的贡献么？”(134)这样一来，耶稣的形象就和基督徒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提倡之间有了回应，基督徒从事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就具备了和耶稣同工的合法性。
耶稣形象的重新诠释，的确是为了回应中国乡村语境和乡村教会的需要，但并非如杨念群所言，这样的诠释，只是一种“自我疏离于基要教义的策略”，或是说“以牺牲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代价”，而是有助于基督徒“打破既有的‘意义构造’”，“同时迈向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135)所谓的意义建构，首先就体现在很平常的农业生产，因为基督的参与也就有了神圣的意义，在包德斐看来，“世界上任何人的工作也比不上农民与上帝有更直接的关系，上帝为农民提供了空气、水和土壤”。(136)乡村工作者所从事的建设工作也就成了“建设天国”的工作，毕范宇声言“天国就在乡村社区里”，“在人们欣赏农民这种职业的神圣时，在更高的基督教水平上相互帮助和服务的机会里，在对上帝和大地的崇拜中，在用基督教精神服务的乡村领袖的领导下，天国就降临了”。(137)在这里，本具世俗价值的乡村建设就有了浓厚的宗教信仰意义。因此，在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看来，乡村建设不仅是一种社会重建活动，也是一种精神运动，如徐宝谦在论到他参与乡建的动机时说：“我的动机，与其说是爱国的，毋宁说是宗教的。”(138)梅贻宝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没有教义和仪式，“但本质上是宗教的、精神的，无论从对乡建工作者的素质要求，还是从实现的目标，乡村建设运动都具有宗教性和精神性”。(139)
因着耶稣形象的重塑，牧师和教会的功用也要随之改变。可以说，基督教乡村建设的成功与否，和牧师与教会的角色转换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面所谈的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牧区牧师和村庄教会的功用都有新的界定。乡村牧师再也不能是以前那种只知道教人信主的牧师了，虽然他首要的工作还应是精神领域，他也不可能是农村各个方面的专家，但他应对基督化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着兴趣，他不仅在牧区内是一个统合的因素，也是教会同其他机构合作的代表。(140)或如晏阳初所说，教会的牧师，不单成为一个好传道者，也能成为一个具有改造农村社会能力的中心人物。(141)
随着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以及牧师功能的扩展，乡村教会不但功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组织系统也随之变更，乡村牧区的产生就是典型例证。教会不仅承担发展教友和宗教教育的功用，它也必须关注它所在的社区，要用它的信仰和精神影响着社区发展，成为社区的中心，用毕范宇的话讲就是“福音、宗教教育和社区服务可以手拉手”。(142)教会意识到要对社区内所有人的整个生活负责，这就需要不仅基督化单个人的生活，也要基督化他们在整个社区的关系。(143)组织系统也由从前的由上到下（各公会以城市为中心，向下推展到市镇或乡村，乡村教会实为城市教会的一个堂会），到现在以村庄教会为中心，由下到上，横向联合的大牧区，其间的变化如下所示：
——包德斐会议以前：不分城市和乡村，也没有为乡村的专门工作，其发展是根据各自派出公会的特点。
——包德斐的乡村牧区：以市镇教会为中心，组成一个来自差会和其他机构的专家服务队。开展六个方面工作：教育、卫生、生计、娱乐、家政、领袖训练等。
——通县讨论会：以人为本，村会中心。
——安阳讨论会：村庄教会联合体，大的牧区，乡村服务队，与当地政府机构合作。
教会组织形态的改变和教会观念的发展，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从乡村建设方面来说，是为了增加工作效率；从教会本身的发展来说，为了解决教会的本土化问题，为了实现教会的自立，而后者对推动近代基督教运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近代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大主题。本色化（Indigenization）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史中最受关注的课题，香港学者邢福增甚至认为，整部中国教会史就是一个寻索及建构本色化的历程。(144)本色化的内容，一般指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组织上，如何达到自养、自治、自传的原则（Self－supporting，Self－governing，Self－propagating）；二、文化上，如何处理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基督教信仰得以植根于本土文化之中。(145)
基督教乡村建设主要关乎到组织上的本色化，特别是教会自立自养。教会本色化的主张在19世纪晚期就有传教士在提倡，也有不少教会做了很多年的努力，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除了少数几个独立于西方宗派的本地教会达到自立外，大部分教会依旧靠西方差会的支持度日，中国的基督徒不能（甚至是不愿意）承担起自养的责任，但这时由于西方教会的经济发生了困难，教会的中西人员被迫考虑教会如何才能自立，这既是当时基督教乡建运动的动机之一，也为教会解决自立问题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实验机会。在乡建领袖看来，乡村牧区计划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张福良认为：“乡村牧区的目标就在于从一开始或最短时间内实现自立。不过，自立并不因为虔诚的希望就会来到，这必须在乡村教会内创造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教友必须具有所有权的意识，即教会是他们的，也应该由他们来供养；教友人数必须增加，一起来负担教会的经济。“这些条件必须依次紧密关联，教会的工作也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除非这样，否则，这位外国差会的孩童，将永远都是乡村中国的陌生人和流浪者”。(146)孙恩三认为，如果牧区内每个村庄的教友都团结起来，一方面彼此帮助，使大家的宗教生活一齐进步，一方面同心推动一切服务组织坚固，基督教就能在中国乡村社会里面扎根，若干村庄的教会联合起来，共请一位牧师领导培养，那么，“中国的乡村教会，就有自立自养的希望”。(147)从前面所述的乡村建设理念的形成发展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包德斐“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牧区”计划，还是后来通县和安阳讨论会确定的“村会中心”、“更大的牧区”计划的设计，几乎都是首先考虑教会（牧区）的自立问题。建设本色化（特别是自立）乡村教会的需要，是乡村建设获得合法性的主要理由（根据）之一。包德斐所以对平信徒领袖训练非常重视，因为“这可能是建立一个自立教会最好的方法”。他认为，除非中国当地教会自立，否则，基督教的事业对中国农民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或对中国的乡村建设有任何重要的贡献。(148)因此，在基督教乡建理念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教会或者牧区能否实现自立，成为选择乡村建设运动模式的主要原因。
教会是基督教信仰和精神的表达的载体，尽管基督教和教会在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它仍然没有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教会仍处在中国人生活社区的边缘。但按乡建工作者所设计的理念，建设本土化的基督教会也是乡村建设的必要任务，是其追求的一个目标，正如毕范宇所期盼的：“我们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全世界的每一个乡村社区都有一个强壮的教会，深深地植根于乡村文化，服务社区需要，改变社区生活。”(149)可以说，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自立为目标的乡村教会建设运动，教会试图通过参与乡村社区生活，把自身从社会边缘地位拉向乡村社会的中心，成为真正的中国本色教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次真正推动基督教本色化发展的实践运动。当然，这只是就乡村建设的设计理念而言，其对基督教会本色化发展的实际影响如何，还应看这场乡村建设运动所取得的最终果效如何，因为两者成败已系于一端。
【注释】
(1)Lucius Chapin Porter，China’s Challenge to Christianity（New York：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1924），p.70.
(2)Chang Fu Liang，“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ural Life”，The Chinese Recorder，Vol.59（April 1928），p.210.
(3)George W.Shepherd，The Unmet Rural Challeng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2（March 1931），pp.145－149.
(4)转引自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9—60页。
(5)详见G.S.Zung，“Marshal Fengand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59（August 1928），pp.523－525.
(6)徐雍瞬：《中国农村运动之总检讨》，载《大公报》乡村建设副刊（1934年7月5日）。
(7)关于30年代乡村建设的一般情形，可参阅这三次会议的论文报告集，分别见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实验》一、二辑，第三辑由江问渔、梁漱溟编，皆由中华书局出版，近年上海书店又影印出版，见《民国丛书》第四编15、16册。另可参阅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
(8)孙恩三：《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呐喊》，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八期（识字运动专号，1933），第3页。
(9)赵紫宸：《基督徒对于国内的农村事业最低限度的认识与行为》，载《真理与生命》第八卷第六期（1934年11月15日），第275—278页。
(10)T.W.Douglas James，“Communism and the Agricultural Unions”，The Chinese Recorder（Vol.60，No.8，August 1929），pp.517－518.该文提到，在汕头农会刚刚兴起的时候，长老会的一位长老和一些会众都曾加入。
(11)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
(12)Fu－liang Chang，“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ristian Country Life Movement（Shanghai，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1930），p.2.
(13)《民国十七年届齐鲁大学教职员退休会》，齐鲁大学档案，山东省档案馆，J109－01－337，第86—87页。
(14)“Communism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2，（July 1931），p.468.
(15)转引自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著，鲁娜译：《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36—1939）》，载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16)同上，第381页。
(17)同上，第375—376页。
(18)孙恩三：《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呐喊》，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八期（识字运动专号，1933年9月1日），第4页。
(19)Lewis S.C.Smythe，“Communism Challenges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June 1934），pp.355－356.
(20)Ibid，p.354.
(21)张福良：《农村教会》，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1933），第63页。
(22)“Beyond Communism”（Editorial），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June 1934），pp.343－344.
(23)Ibid，p.347.
(24)Ibid，p.348.
(25)Lewis S.C.Smythe，“Christian Theology and Communist Ideology”，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November 1933），pp.720－727.
(26)Lewis S.C.Smythe，“Communism Chanllenges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June 1934），pp.354－355.
(27)Jesse B.Yaukey，“Religious Education and Communism”，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June 1934），pp.353－354.
(28)第四章有专节讨论此问题。
(29)“Status of Communism in China”（Editorial），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February 1935），p.74.
(30)如“农业是对抗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最具建设性的方法”，见“Agriculture to be Favouredas Constructive Measure Against Communism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March 1933），pp.199－200.原文发表在Fides Service（December 29，1932）.
(31)ARural Missionary（Hugh W.Hubbard），The Farm Village Experiment：Towarda Christian Village，Agriculture Missions Foundation，Inc.，Mimeograph Series No.75，p.1.
(32)Gideon Chen，“Evangelism and Economic Lif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1（January 1930），pp.35－36.
(33)Editorial：“Country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May 1933），p.270.
(34)Ibid，pp.269－270.
(35)Editorial：“The Agricultural Mission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November 1933），p.696.
(36)Orbille A.Pettyedited，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Fact－Finder’s Reports，China，Part Two.Vol.V（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33），pp.217.以下简写为LFMI。
(37)LFMI，Vol.II，p.14.
(38)LFMI，Vol.II，pp.11－13.
(39)LFMI，Vol.V.p.217.
(40)LFMI，Vol.V，p.216.
(41)William A.Brown，The Protestant Rural Movement in China（1920—1937），p.232.
(42)施煜芳：《卷头语》，载《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七八期合刊（乡村教会专号，1932年9、10月）。
(43)（张）福良：《不知足的心理》，载《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七八期合刊（乡村教会专号，1932年9、10月），第1页。
(44)Chang Fu Liang，“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ural Life”，The Chinese Recorder，Vol.59（April 1928），p.205.
(45)LFMI，Vol.V.pp.196－198.
(46)张福良：《农村教会》，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1933），第63页。
(47)LFMI，Vol.V.p.202.
(48)LFMI，Vol.V.pp.202－203.
(49)LFMI，Vol.V.p.198.
(50)LFMI，Vol.V.p.205.
(51)张福良，1889年生于上海，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奖学金，到耶鲁大学学习林业，1913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到长沙任雅礼中学校长，1921—1922年休假到哈佛大学，1926—1927年留学美国乔治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干事，成为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重要领袖。后任国民政府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主任、中国工会总干事、中美合作农村复兴委员会乡村工业干事等。1951年后到美国肯塔基州的伯里亚学院担任校长助理和社会学教授。著有When East Met West，A Personal St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
(52)Kenyon L.Butterfield，“Rural Community Parishes”，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Bulletin，No.37：14－15.1931.
(53)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可参阅本书第一章。
(54)张坊：《在耶路撒冷举行之世界基督教会议》，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期（1928），壹，第15—20页；NCC Report1927—1928，p.73.
(55)FuLiang Chang，“Christian Leavenin Rural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Vol.64（May 1933），p.273.
(56)NCC Report 1928—1929，p.70.
(57)Kenyon L.Butterfield，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in East Asia：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31），pp.2－3.
(58)张福良：《农村教会》，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壹，第63页。
(59)NCC Report1931，p.60.
(60)NCC Report1931，p.21.
(61)LFMI，Vol.V.，x，xxiii.
(62)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编，徐宝谦、缪秋笙、范定九译：《宣教事业平议》，商务印书馆，1933，第56页。
(63)同上，第191页。
(64)LFMI，Vol.V，p.224.
(65)LFMI，Vol.V，pp.28－29.
(66)周明懿：《五年来教会之乡村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肆，第133页。
(67)诚静怡：《五年运动的浅近说明》，《中华归主》第一百零二期—一百零三期（1930年1—2月），第23—34页。(www.daowen.com)
(68)孙恩三：《教会事业之进展》，《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四，第1页。
(69)朱立德：《两年来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壹，第11—12页。
(70)F.L.Chang，“Gotothe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61（January 1930），pp.17－18.
(71)鲍引登：《五年运动》，《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1933），第20页。
(72)黎天锡：《识字与教会的将来》，载《田家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34年10月15日），第8页。
(73)F.L.Chang，“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61（January 1930），pp.21－22.
(74)诚静怡：《第九届大会随感录》，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七期（1933年6月1日），第4页。
(75)张福良：《民国十九年的识字运动》，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肆，第87页。
(76)The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A Symposium on the inghsien Rural Institute 1933（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3），p.10.
(77)余牧人笔记：《晏阳初博士演讲录》，载《金陵神学志》第十五卷第五期（1933年5月），第12—13页。
(78)The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A Symposium on the Tinghsien Rural Institute 1933（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3），pp.22，46.
(79)Ibid，pp.11－12.
(80)The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A Symposium on the Tinghsien Rural Institute 1933（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3），p.13.
(81)余牧人笔记：《晏阳初博士演讲录》，第13页。
(82)The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A Symposium on the Tinghsien Rural Institute 1933（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3），p.46.
(83)Ibid，p.14.
(84)Ibid，p.14.
(85)“Findings of the Tinghsien Institute”，in Reporton Rural and Literacy Work（Submitted to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ungkiang，May 3－11，1933），pp.19－36.
(86)Ibid，pp.19－20.
(87)Ibid，pp.28－25.
(88)“Findings of the Tinghsien Institute”，in Reporton Rural and Literacy Work（Submitted to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ungkiang，May 3－11，1933），pp.33－34.
(89)Ibid，pp.34－35.
(90)Ibid，pp.35－36.
(91)NCC Report 1933，pp.10－11.
(92)张福良：《乡村教会平信徒训练问题》，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四期（1933年3月1日），第11页。
(93)张福良：《乡村教会平信徒训练问题》（续），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五期（1933年4月1日），第18页。
(94)Y.P.Mei，“Christianity and China’s Rural Renaissanc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March 1935），pp.141－142.
(95)Ibid.pp.143－144.
(96)Ibid.p.145.
(97)Ibid.，p.147.
(98)徐宝谦：《黎川实验区的理论与实际》，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102页。
(99)Report on Rural and Literacy Work（Submitted to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ungkiang，May 3－11，1933），p.2.
(100)KenyonL.Butterfield，Christianizing the Rural Community（New York，1922），p.5.
(101)Kenyon L.Butterfield，Christianizing the Rural Community（New York，1922），pp.3－4.
(102)Kenyon L.Butterfield，Education and Chinese Agriculture（Shanghai，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922），p.28.
(103)Ibid.pp.9－10.
(104)Ibid，p.27.
(105)Ibid，p.39.
(106)Kenyon L.Butterfield，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in East Asia：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31），p.47.
(107)Ibid，p.48.
(108)Kenyon L.Butterfield，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in East Asia：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31），p.48.
(109)Ibid，pp.50－51.
(110)Ibid，p.67.
(111)他在另外一处提到，一个服务社区的教会，如果有3％～5％的人是基督徒，在一个能干的社区领袖的带动下，加上一群素质较好的平信徒的支持，就有可能对社区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当然，他自己也认为，“这或许是一个不谙中国情形的外国人过于乐观的看法”；而金陵大学卜凯认为，基督徒只有占到当地人口至少1／5或1／4时，才有可能对当地社区有一定的影响。皆见Kenyon L.Butterfield，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in East Asia：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31），p.63.
(112)Kenyon L.Butterfield，“The Christian Churchin Rural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2（June 1931），p.341.
(113)Ibid，p.342.
(114)Ibid，pp.342－343.
(115)Ibid，p.343.
(116)Ibid，p.344.
(117)FuLiang Chang，“Christian Leavenin Rural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May 1933），p.274.
(118)Ibid，p.278.
(119)A 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Institute for Supervisors of Rural Work，hel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orth China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atthe Lu Ho Rural Service Center，Tunghsien，Hopei，China，March 20－Apri l3，1935，p.1.
(120)A 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Institute for Supervisors of Rural Work，hel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orth China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attheLu Ho Rural Service Center，Tunghsien，Hopei，China，March2 0－Apri l3，1935，pp.2，4－5.
(121)Ibid，pp.4－5.
(122)Ibid，p.28.
(123)Samuel H.Leger，“Tungchow Rural Instituteand Religious Edc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August 1935），p.504.
(124)A 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Institute for Supervisors of Rural Work，Anyang，Honan，1937，p.6.
(125)Ibid，p.5.
(126)Ibid，pp.96－103.中文稿见费尔顿：《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金陵神学院，1940年，第47—60页。
(127)黎天锡：《充实中国教会基础的两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壹，第6页。
(128)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77—278页。
(129)《新约·希伯来书》，13：8。
(130)帕利坎著、杨德友译：《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页。
(131)党美瑞编，刘廷芳校订：《基督教与农村生活》，上海：广学会，1935年，第22页。
(132)Frank W.Price，“The Kingdom of Godina Rural Community”，The Christian Rural Fellowship Bulletin（Number 33，June1938），p.2.
(133)The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A Symposium on the Tinghsien Rural Institute 1933（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3），p.23.
(134)吴雷川：《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载《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二期（1935年4月），第66页。
(135)杨念群：《“社会福音”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组织基础》，载《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8年春季号），第269页。香港学者陈广培对杨文这一观点进行了仔细的辩驳，见陈氏著：《乡建运动中的意义建构与在农村中角色建构的企图》，见《道风汉语神学学刊》（2001年秋季号）。
(136)Kenyon L.Butterfield，“Rural Reconstruction in Villages”，Educational Review（Apri l1931），pp.148－149.
(137)Frank W.Price，“The Kingdom of Godina Rural Community”，The Christian Rural Fellowship Bulletin（Number 33，June1938），p.4.
(138)徐宝谦：《黎川服务日记·序》，载《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五期（1935年10月），第227页。
(139)Y.P.Mei，“Christianity and China’s Rural Renaissanc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March 1935），p.142.
(140)A 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Institute for Supervisors of Rural Work，Anyang，Honan，1937，p.8.
(141)余牧人笔记：《晏阳初博士演讲录》，载《金陵神学志》第十五卷第五期（1933年5月），第13页。
(142)Frank W.Price，“The Rural Church and the RuralCommunity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70（May 1939），p.236.
(143)A 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Institute for Supervisors of Rural Work，Anyang，Honan，1937，p.6.
(144)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会史研究》，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创刊号，1998），第85页。
(145)同上，关于三自观念的起源与发展，另可见Richard X.Y.Zhang，The Origin o fthe‘Three Self’，《建道学刊》1996年第5期，第175—202页。
(146)Fu Liang Chang，“Christian Leavenin Rural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May 1933），p.277.
(147)孙天恩：《全人本位村会中心》，《田家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1935年4月15日），第9页。
(148)Kenyon L.Butterfield，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in East Asia：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31），p.62.
(149)Frank Wilson Price，“Christian Philosophy of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February 1937），pp.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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