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村牧区理念的发展

虽然大部分乡村教会工作者都很欣赏这项计划，但究竟是否符合中国乡村实情，还需实践来证明，即使是宣传乡村牧区最力的张福良也认为，乡村牧区只是教会组织的一种形式，虽然是最有希望的一种，但仍需要进行实验。⁽¹¹⁸⁾根据包德斐的乡村牧区计划和协进会杭州大会的决议，1931年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简称“农促会”），通过它对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考察研究，深感牧区计划应加以修正才更符合中国乡村的需要。于是，农促会于1935年3月20日至4月3日，在河北通县潞河乡村服务部举办了乡村工作领袖训练会，来自5个省7个宗派的代表80人参加。

这次会议的主要思想体现在这样一个口号上：以村庄教会作为事工的中心，使整个生活全盘基督化（Redemption for the whole life through a church deeply rooted in the village）。⁽¹¹⁹⁾孙恩三用中文把它概括为“全人本位，村会中心”。所谓“全人本位”，是指基督徒学道的目的：全人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全人本位是说基督门徒应当努力使自己生活的全部都合乎基督的教训。“村会中心”，是指教会团体的组织和服务的工作：目前全国各处的教会，多半是以城镇为中心，一个村庄里面，教友的人数往往很少，服务的力量也很薄弱，其实村庄是乡下人生活的中心，基督徒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也应当从村庄做起。这个观念后来为一般教会人士所接受。

这次会议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福音，应当把福音应用到人类一切需要中去；一个是村庄，强调每个独立的村庄都应是一个基督教工作的单位。这次会议对“村庄教会”（Village Church）一词作了界定，认为“教会”这个词的含义应变得更平实些，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心，即一个村庄的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自己的村庄做礼拜，并按照耶稣的教训行事。会议认为只要有15名受洗的教友就可以组成一个村庄教会，如果少于此数，可以先成立“互爱团契”；村庄教会的领袖应受一些特别训练，如基督教的常识、生活禁戒、卫生常识、管理教会的技巧，包括领祈、道学等，村庄教会重点要发现、招募、训练、指导青年男女，至少要有一名工作者，在平民教育、妇女、家政、经济问题如作物改良、合作社手工业等方面给予训练；村庄教友应提供崇拜的场所，并负担所有的费用，外来资助应仅限于培训或建议。⁽¹²⁰⁾会议建议，在大约一个县的范围内，如果有10到20个这样的村庄教会，不低于300名教友时，就可以组成一个牧区（Pastoral District），其主要功能是指导和培训区内的村庄教会领袖。牧区工作是由各教会代表组成的机构负责，该机构决定培训计划、聘任专职人员和预算，每个牧区至少要有一名男牧师和女工作者。⁽¹²¹⁾

从上面对牧区和村庄教会组织系统的调整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对包德斐的牧区理念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村庄教会而不是市镇教会成为乡村工作的中心，因为这对村里的妇女和孩子出行更方便，村民家庭可以用作聚会的中心，更容易建设乡村生活，也便于教友承担责任，不需要从外面挹注资金；⁽¹²²⁾二、牧区不再是一个以市镇为中心的地区，而是一个范围更大的区域，如一个县，牧区也并非像包德斐所限定的只能有一个教会，而是由众多乡村教会组成的联合体，这些教会能支持一名男牧师和女性工作者。在中心教会和村庄教会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母子”关系。牧区的功能也和以前中心教会有所区别，主要是一个指导、培训机构。

这次会议虽说只是修正包德斐的牧区计划，但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实际上抛弃了他的以市镇为中心的思想。因此，黎天锡（Samuel H.Leger）认为是次会议的价值不比1933年定县讨论会或1931年杭州包德斐会议小，甚至也不比耶路撒冷会议关于基督教农村工作的决议小。⁽¹²³⁾(www.daowen.com)

1937年4月1日到13日，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在河南安阳再次召开乡村工作会议，有来自14个教会团体的71名乡村工作者参加。这次会议除重申1935年通县会议确定的以村庄教会作为乡村工作的中心外，对牧区运作又有新的发展，强调了两个问题：一、华北教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乡村的基督教团契小组（Christian Fellowship Groups），随着这些团契小组的扩大，应建立一个乡村教会的联合会，组成“更大的牧区”（Larger Parish），应有5到10个村庄教会组成，不少于200名教友，牧区范围不宜太大，最大半径应不超过60华里，实行统一的乡村工作计划；二、为发展牧区计划，不仅所有的教会机构如学校、医院等必须贡献他们的专家和资源，也必须与当地政府机构合作。⁽¹²⁴⁾安阳会议确立以乡村教会联合会组织更大牧区的做法更是完全否定了包德斐以市镇为中心的牧区计划。

因为华北教会在自立方面要落后于华中、华南，因此，关于“更大的牧区”计划较多地考虑到了如何加强华北乡村教会的自立。会议认为，只有把村庄教会和市镇教会放进一个统一的牧区计划，执行统一预算，通过教会对整个牧区的生计作出真正贡献，才能筹募到更多的经费，不仅是现金，也可是农产品，这样才有希望真正成为自立的乡村教会。⁽¹²⁵⁾

这次会议在1935年通县会议的基础上，对乡村教会和牧区的具体工作计划作了更详细的讨论，金陵神学院和来访的美国乡村教会专家费尔顿还特别提出了一个乡村教会周年工作计划，供与会者讨论。该计划分牧区、教育、家政、卫生、农业、福音推广、训练、教会经济、教会建筑与设备、公民训练、崇拜等11个大项，多达112条细目，较之包德斐早先提出的六个方面的工作的确丰富很多。正如费尔顿所指出的，这些计划的目标是为了满足整个社区的需要，同时，他还指出，所有这些不过是通向最终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使中国乡村人民归主并“建立天国”，⁽¹²⁶⁾这也是基督教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

虽然这两次会议都是针对华北的乡村教会，但教会领袖黎天锡乐观地预言：“南方的农村教会必定也要用这种组织计划。”⁽¹²⁷⁾从这两次讨论会的决议来看，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在包德斐计划的基础上有了很多扬弃，除了保留着包德斐“牧区”的概念外，关于乡村教会的组织系统实质内容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强调把工作的中心从市镇下移到村庄教会，这表明基督教乡建工作者已注意到依照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形而设计工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