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运动与1933年定县基督教乡村建设讨论会

根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的问卷，有77％的信徒认为耶路撒冷会议宣言完全正确，17％认为是部分正确，没有人认为是错误的，可见，宣言精神被中国教会广泛接受。同时进行的关于农村工作的调查中，有87％的教牧人员认为，差会和教会应联合起来，加强对农业和社区生活的改进。⁽⁶⁵⁾很显然，教会对农村工作较以前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到1930年，农村工作在20年代已有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但由于教会资源的限制、教会对宗教的狭隘观念等因素，教会的乡村工作“仍未至登峰造极之时期”，⁽⁶⁶⁾或者说，这时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虽然教会内有时自称为“乡村运动”（rural movement），但比起当时全国已开始兴起的乡建运动，实际上还不足以称之为“运动”，乡建工作需要找到一个突破点，以带动教会对乡建的热情和投入，并找到适用的方法。这个突破点在1930年协进会发起的“五年布道奋兴运动”（以下简称“五运”）中找到了。

“五运”的发动，缘于20年代两次非基督教运动浪潮，教会在精神上蒙受很大打击，不少信徒信心动摇，“前途觉得黑暗，平日所坚持保守的似乎都站立不住”。不少领袖看到了当前教会的危机，认为“若是这样做下去于以后的教会是很不利的，所以大家都很盼望得到一个法子，可以使“这冷淡的人心火热起来；停止的改组，复兴起来”。⁽⁶⁷⁾因此，全国基督教会痛定思痛之后，“一方面益觉福音之纯真至善，一方面亦感到今日中国信徒之质量，必须再求深造，数量必须要求扩充，然后方能在疑谤丛集的环境中，肩荷宣传福音的重任”。⁽⁶⁸⁾于是，在1929年春，全国教会举行的五处分区会议和随后的杭州全国大会上，都认为中国教会有重新奋起的必要，方法是联合全国教会，一致动员，并确定工作目的，对内鼓舞信徒的灵性发展，对外则阐明福音，并作大规模的宣传，希望在五年之内，使现有信徒人数至少增加一倍。“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是这次运动的口号，以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识字运动、扩大布道、受托主义、青年事业为六大工作计划。“五运”原定于1930年1月开始，后因种种原因，延期举行。⁽⁶⁹⁾

“五运”的六大计划不分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一视同仁，并没有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作计划，但由于大部分信徒都在农村，农村理所当然成为工作的重点区域；由于“五运”干事中有两位杰出的领袖对乡村工作兴趣浓厚，因此，乡村建设工作也就成为五运的重要内容。这两位干事，一位是张福良，另一位是孙恩三。张福良认为，“五运”就是对教牧人员“到乡村去”的伟大呼召；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对青年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是极好的“挑战”，是“冒险、爱国主义和中国基督化的青年运动”，因此，“五运”应该接受中国乡村生活的挑战，“应该对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作出基督教的贡献”。⁽⁷⁰⁾他看准“五运”带来的有利时机，召集国内注意农村事业的教会领袖，“用新的方法解决旧的农村问题”。孙恩三当时被评价为“英年有为，才识超卓”，“不仅能做文字的宣传，且能凭其辩才与灵识，现身说法于广庭之前，冀为‘五运’尽宣传之责。孙而且具有丰富的农村经验，对于识字运动提倡极感兴趣”。⁽⁷¹⁾

对教会而言，识字不仅是人们增加知识的一种工具，也有宗教教育的目的，教会希望教友都能阅读《圣经》，得到主耶稣的真理，“识字是寻求真理的一种工具”，“读完了千字课，再读福音书就容易了”。⁽⁷²⁾中国农民的文盲率一向很高，据1929年中国农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的数字，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男性文盲占95％，女性文盲占99％。据1922年《中华归主》调查的结果，男性基督徒文盲率为40％，女性文盲率为60％，基督徒的识字情况要比全国平均好些，但仍有一半的信徒是文盲，农村信徒文盲率还要高些。因此，“一个识字的并可以阅读圣经的教会应当成为五年奋兴运动中的首要目标”。⁽⁷³⁾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认为，全国农村需要改革的地方千头万绪，正好造就了教会对此工作的“绝好机会”，而识字运动是通向农村工作的便利方法，可以引导改良农村生活。⁽⁷⁴⁾因此，“五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30年代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推进识字运动，协进会决定召集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由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开办乡村识字运动最早的保定公理会也有很好的效果，这次会议决定在定县召开。1930年4月24日到5月10日，会议召开，本预定30人与会，但到达者多达九十余人，来自十一个省、九个宗派的教会。第一、第二天到各地参观教会所办的平教事业，从第三天及随后的两个礼拜，在定县研究讨论识字运动的种种问题。每天早晨有平教会领袖演讲。各代表对晏阳初提出的以平教方法进行四大教育来解决“愚、穷、弱、私”问题深表赞同，主张各地教会应举办各种训练会或暑期学校，训练从事上述四种工作专门人才。⁽⁷⁵⁾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极力提倡此事，而各教会致力于识字运动适逢其时，因而在五年运动中，识字运动在农村取得的成绩也最大。就像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的发展轨迹一样，基督教会大规模的乡村工作也是从识字—乡村教育入手，逐渐扩展到生计、合作、卫生、娱乐等方面，成为综合性的乡村建设工作。可以说，到1933年，教会界也已基本形成了有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年在定县召开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讨论会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1933年4月7—20日，协进会在以乡村建设闻名中外的定县召开了第二次识字运动和乡村建设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对乡村建设应当有何贡献”，会议原拟代表以80人为限，但实际到会人数186名，来自14个省份、18个教会团体，其中有150名中国人，36名外国传教士，很多代表都是教会的高层领导。会议代表的高层次和广泛性充分说明这时教会对乡村建设的热情和重视。这次会议也表明，基督教虽然在中国曾是乡村建设的先驱，但现在落后了，而且他们也很愿意向一家世俗机构（平教会）学习，胡本德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标志”。⁽⁷⁶⁾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程序就是聆听晏阳初针对教会代表的三次演讲。第一次演讲是关于“如何进行平教事业”；第二次演讲是关于“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人心”，强调从事改造工作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的头脑，更要有宗教的精神；平教会的同工，虽然平日不谈宗教，但却愿意与教会同仁彼此合作；第三次演讲是关于这次会议的主题，“基督教对于农村建设应有的贡献”。他认为教会不能固守成法，必须用新的方法吸引社会民众，使他们都能感受到基督教是他们必需的宗教，“我国农村的凋零衰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正是急待我们去挽救。……无数的农民正渴望我们有人去援助他们，我们教会中的同工们为什么还不赶快入身农村服务呢？我希望诸位教会同工们今后都能努力农村建设工作；但我更希望他们不可偏重于讲道，应该多注重于社会实际生活状况，本着基督博爱的精神和科学的改良方法，改造农村”。晏阳初对教会的乡村建设提出了具体的两条建议，第一，他认为教会在农村的服务，除四大教育外，还应有宗教教育，“不妨以宗教教育代替公民教育，因为这是最根本、最完全的教育”；第二，教会对于农村工作，研究实验和训练推广，应该同时注重。对于研究工作，必须集中人才，选定地点，本着基督教的精神，研究出一种能改造整个农民生活的计划来。待实验卓有成效后，即可训练人才，从事推广工作。这种研究场所，也就是教会训练农村工作人员的场所。他希望每一个教会的牧师，不单成为一个好传道者，也能成为一个具有改造农村社会能力的中心人物。⁽⁷⁷⁾

作为基督徒的晏阳初以及他所从事的平教运动，确实给了教会很大震动乃至鼓励。有趣的是，尽管晏阳初表示平教会并没有任何宗教色彩，但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教会代表却喜欢用宗教话语来解释定县平教运动，使其蒙上宗教色彩，如把平教会的“平”字拆成一个含有十字架的符号，有的解释为“有了十字架才得和平、平安”，还有人解释成“发光的十字架”等，以此把平教会和基督教乡村建设紧密联系起来。⁽⁷⁸⁾(www.daowen.com)

与会代表参观了定县的种种建设，对平教会这班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大学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吃住在如此艰苦的地方，耐心地从事这项旨在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艰巨实验感到鼓舞，为他们的奉献精神而感动，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创造的奇迹。⁽⁷⁹⁾代表们认为基督教可以在全国乡村建设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晏阳初乡建的任务即是“造新人”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必须要基督化整个的人和社区，要造就真正的基督徒，具有理智、健康、公共精神、爱国、经济独立、合作的基督徒。⁽⁸⁰⁾

这次会议对教会在乡村建设中遇到的种种挑战也作了讨论和回应。关于乡建中的宗派问题，晏阳初在演讲时批评过去教会强烈的宗派意识，希望中国各宗派的教会对于农村事工，不应该再各持疆界，必须联合起来从事研究和推广工作。⁽⁸¹⁾与会的毕范宇认为，要想基督化中国乡村，基督教力量就必须联合起来，村庄与村庄要联合，宗派与宗派联合，教会和学校、医院等联合，也要和当地的政府机构联合。⁽⁸²⁾会议还讨论了抗日救国问题，代表认为他们虽不能把日本人赶出山海关，但他们将要做的乡村建设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将给中国亿万百姓带来新的生活，让无论日本人还是他们的好战分子，都不能伤害中国人。⁽⁸³⁾很多人担心日本入侵会加强中苏关系，共产主义的潮流迟早会席卷中国，在他们看来，定县实验给了“一个基督教的答案”，定县激励了很多教会人士成为坚定的乡建分子，如福建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回去后下决心找几个村庄开始乡村建设的实验。⁽⁸⁴⁾

定县讨论会通过了关于平民教育、宗教教育、领袖训练、乡村服务、乡村牧区实验五个方面的决议。⁽⁸⁵⁾决议把平民教育仍作为乡村教会的一项主要任务，而宗教教育是乡村教会的基本任务，它与平民教育在很多方面是紧密关联的，平民教育给教会提供了一个服务社区和国家的绝好机会，也为宗教教育提供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决议认为乡村教会应通过利用平民教育的方法和材料，为会友和社区的人们提供识字教育，在此基础上开展宗教教育，这比直接利用宗教材料来教书要好得多。⁽⁸⁶⁾定县讨论会对领袖训练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是比任何其他任务都要紧急，既需要乡村服务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也需要很多兼职的推广训练人才，要求所有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加强乡村领袖方面的训练，包括平信徒领袖和牧区领袖。⁽⁸⁷⁾乡村服务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农业改良、乡村工业和合作事业，决议要求乡村干事与金陵、岭南农学院协商，准备一个简单易推广的农业改良项目，要求乡村教会举办农业展览会等；与金陵大学和华北工程学校合作培训乡村工业人才；乡村卫生主要是种痘、灭蝇、防治霍乱等方面，要求教会医院派遣医生、护士来帮助教会做简单的医疗工作，要求医学专家设计一个简单而且不贵的卫生计划，便于乡村教会推广。⁽⁸⁸⁾决议要求每个地区、省都要至少有两个乡村牧区实验，每个教区至少有一个实验区，牧区是以教会为中心，牧师和会友应全部担负起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工作。⁽⁸⁹⁾

定县讨论会建议协进会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由每省农村服务联合会和主要的乡建机构代表以及协进会邀请的乡村实验工作者组成，目的是激发各地成立乡建联合组织，制定具体的乡村工作计划，充当全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实验、文字、人员等信息的交换中心。⁽⁹⁰⁾该委员会在1933年5月3—11日的协进会松江大会正式成立。这次会议并没有很新的内容，不过重申了1931年会议、定县讨论会的决议，但更加强调了“要彻底加强教会的乡村工作，使基督徒在现阶段全国的乡村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⁹¹⁾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近邻日本和朝鲜的基督教乡村建设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当时报刊也经常有关于这两个国家乡村建设的报道。张福良曾特别介绍日本和朝鲜（高丽）的农民学校。日本基督教的著名领袖、社会活动家贺川丰彦为改进乡村生活，创办了农民福音学校，每次开班一个月，创办三年，便从第一年的30所上升到70所，毕业人数现达到1500多人。日本教会把全国乡村分为六大区，每区再划分若干小区。各区邀请国立农村学校教员合作，训练三四日，目的是训练乡村领袖，以基督教服务的精神，使其担负乡村改造的责任。福音学校的学生以农民为限，不分信徒和非信徒，年龄18～34岁。⁽⁹²⁾贺川丰彦也曾应邀来华演讲乡村工作事宜，他的言论多次出现在《真理与生命》、《金陵神学志》等重要期刊上。

高丽基督教短期农民学校稍有不同，其专门注意训练农民在民生经济上之改进。其课程并非以宗教训练为中心，入校资格，非但不限于基督徒，尤欢迎非基督徒参加。也只三年多的时间就有风靡全国之势，已成立学校106所，学校人数约11000人，时间在每年冬季十一月到明春三月。高丽还为妇女特设学校。这些学校对改良农业已有相当成绩。⁽⁹³⁾张福良认为这些学校对中国都有相当借鉴意义。

这一时期很多基督教领袖发表的言论也有相当大的篇幅为乡村建设鼓与呼。燕京大学梅贻宝在1935年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的农村复兴》长文，对全国乡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基督教的角色与可能贡献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梅认为乡村建设也是一种人的建设，“除非你创造新人，否则不可能造成新社会”。⁽⁹⁴⁾他认为当时的教会对乡村建设缺乏系统的关注和计划，基督教大学、中学和神学院应该担负起为乡村建设提供人力资源的责任，“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一运动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在教育上对乡村工作的重视应该成为一个方向，而不仅仅成立一个部门”。⁽⁹⁵⁾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给梅贻宝一启示，认为今天中国的乡村建设事业在规模和意义上至少和那个时代的海外传教可以相媲美，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基督徒学生中发起一个同样的行动。他建议借用S.V.M.（学生志愿运动）的传统和氛围，在大中学中组织乡村建设的队伍。⁽⁹⁶⁾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梅贻宝认为当时中国危机的出路“在全国的乡村建设”。而“在这一运动中，基督教面临着挑战。它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基督教教育事工，塑造具有基督教精神和人格的乡村工作者”。⁽⁹⁷⁾燕京大学另一教授徐宝谦也认为“农村建设运动，不仅为救亡图存的要图，亦为基督教运动当前的出路。基督教如欲对中国作重大贡献，必须深入占全国最大多数的农村社会，必须创立基督教化的农村社会”。⁽⁹⁸⁾

在30年代，基督教面对乡村和教会各种危机的挑战，从1928年耶路撒冷会议到包德斐、平信徒调查团的访华，都指出乡村建设是应对挑战的唯一答案。从定县讨论会可以看到，虽然仍有很多教会非常冷漠，但大部分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响应很迅速。⁽⁹⁹⁾这时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各家各派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都为中国教会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各种资源和学习的样板。在这两股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在30年代初作为一场运动兴起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