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耶路撒冷会议、包德斐与美国平信徒调查团访华

农业传教国际联合会自1920年成立后，通过几年努力，农业传教的价值开始得到各国教会重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也开始予以支持。作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和青年会世界协会总干事的穆德，1928年与在印度的38名农业传教士集会，号召教会发起一场世界性的乡村运动。同年3月24日至4月8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有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宗教教育、先进教会和后起教会之间关系、教会如何应付种族纷争、工艺、农村问题、国际间的协作等。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建造基督教的乡村文明”的口号，这也成为世界各地基督教乡村工作的指导思想。⁽⁵³⁾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做了细致的筹备工作，派出旅行干事到各地教会征求意见，多次开会研究耶路撒冷大会要讨论的议题。协进会就乡村教会和乡村工作问题，还特地准备了大小两份报告。⁽⁵⁴⁾

在张福良看来，耶路撒冷会议还标志着另一个进步，即更强调乡村社区的“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而不是“福音化”（Evangelization）。从词义上讲，这两个词并无本质区别，是同一件事情，一方自然会引起另一方。但基督教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却说明实际并非如此。很多乡村教会有着20年甚至70年的历史，拥有20到70位的会友，这样的团体本应成为他们社区的“酵母”，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却失去了酵母的作用，对社区建设“无关痛痒”，根本起不到“基督化”当地社区的作用。⁽⁵⁵⁾

耶路撒冷会议关于基督教乡村工作的决议意义深远。它把“天国建在地上”的社会福音神学落实到乡村，第一次申明乡村工作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以基督为核心的乡村文明”，或是说“建立基督教化的乡村文明”，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影响整个社区，这成为各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工作的目标。耶路撒冷会议标志着农业传教与乡村工作得到了充分注意，并被正式承认是基督教继传道、医药、教育之后的又一大事业。一场世界性的农业传教和乡村建设运动从此展开，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受到此股潮流的推动。

耶路撒冷会议后不久，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宣布包德斐将作为该会乡村工作顾问，到世界各地巡视，这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迅速向他发出了邀请。协进会也很幸运地聘请到张福良做专任乡村干事，从1929年1月，他奔赴南北各地，先是陪同协进会干事罗炳生到南方参加地区退休会，目的是要唤起南方乡村教会对乡村工作的兴趣。2月去济南参加齐鲁神学院组织的乡村牧师会议，3月去南方参加乡村生活委员会准备会议，4月和5月去华中帮助当地研究乡村教会问题，他很快把久未起色的基督教乡村工作打开局面。⁽⁵⁶⁾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包德斐于1930年11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11月13日包德斐经朝鲜到达沈阳，然后从北向南，依次到达昌黎、天津、保定、华北的一些乡村、北平、定县、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香港和广州岭南大学，1931年1月16日离开中国前往马尼拉，2月26日返回上海，接着分别在北平、济南、杭州参加一系列教会乡村工作会议，直到4月23日离开中国前往日本。⁽⁵⁷⁾他在访问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之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东亚教会的乡村传教：报告与建议》，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基督教乡村工作的看法。

包德斐除考察中国教会的乡村工作，激起各教会对乡村工作的兴趣之外，重点在于与中国教会交流他关于乡村工作的一个基本理念，即“乡村牧区”计划（详见下节），希望能在中国推展。1931年4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杭州召开第八次大会，包德斐在离开中国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关于乡村建设的牧区计划在会上再次引起各地代表极大兴趣，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包德斐会议”。包德斐会议及其牧区计划激发了教会对福音工作的一种新视角，生计、公共卫生、家事等都被放在教会事工的一个重要地位。这次大会被看作基督教“乡村运动新生活的起点”。⁽⁵⁸⁾在杭州会议上，他认为中国整个的基督教乡村建设活动过于零碎，缺乏协调，建议协进会成立能使不同教会团体合作的一个机构，使农村建设计划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并能相互兼顾。⁽⁵⁹⁾大会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于先前在济南和北京召开的乡村会议中，华北教会对乡村牧区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决定由协进会执委会任命一个“华北乡村委员会”，作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指导协调机构。⁽⁶⁰⁾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的成立（详见第五章第一节）。(www.daowen.com)

几乎和包德斐访华同时，美国平信徒海外传教事业调查团也来华访问。美国一些平信徒认为有必要对宣教事业的根据、目的及活动再做彻底的研究，就约请浸礼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圣公会、长老会、联合长老会7个宗派，各派代表5人组成海外布道调查团。调查的范围限在印度、缅甸、中国、日本四国，全部调查和研究工作于1932年完成。调查团分两组，一组通过实地参观、讨论会、发放调查表等各种方法了解事实；另一组是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牧师等，他们负责对第一组的调查结果进行研究，并作出海外布道事业的评估。赴中国的调查团于1930年11月7日到达上海，到1931年7月27日回国，历时8个多月。⁽⁶¹⁾调查团最后出版了一卷题为《宣教事业评议》（Rethinking Missions）的总报告，以及七卷附属报告，其中第二、第五卷是关于中国部分。

平信徒调查团秉持耶路撒冷会议的精神，强调了“人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批评了以往传教士只注重口头讲道的方法，认为那是下乘的方法，“因为基督教的生活，可以不靠言语宣传，而用行为及榜样传递给别人，所谓行道胜于讲道”。⁽⁶²⁾对于农村工作，调查团极为重视，“谋求农村生活及农业的进步，是远东宣教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基督教徒在农村里应有的工作”。但调查团反对把农村事业看成是引人入教的工具，或成为教会自食其力的方法，因为这不合耶稣的精神，他们从事农村工作，“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要叫人做基督徒”。⁽⁶³⁾在这一点上，很多差会和农业传教士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仍然认为这是在农村传教的一种更好的方式。

虽然调查团对中国教会的农业工作，特别是对金陵和岭南的农业教育和研究给予很高评价，但他们仍指出教会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乡村教会几乎还是以布道和福音为中心，他们的工作看不出综合的意义，虽然农学院有着出色的工作，帮助解决了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很多问题，但由于乡村教牧人员缺乏理解和训练而使这些工作受到挫折。他们认为，如果教会想影响农民，农业和社区的改进是必须加强的，建议神学院、乡村训练学校应当集中力量训练乡村教牧人员；如果经费许可，应该增加农业传教士的数量，特别是华南地区；还建议加强金大农学院的人员，并通过乡村教会进行农业推广。鉴于乡村教会的工作太分散，调查团认为在有前途的领域应该集中力量，建立几个乡村建设的中心，特别是在华北。⁽⁶⁴⁾

调查团报告出版后，不仅在美国和被调查的四个国家中引起激烈讨论，在世界整个教会界都引起了争论，特别是报告书所表达的自由派神学理念，由于每个宗派神学观念的差异，赞成者有之，激烈反对者亦有之。前面所述，调查团反对把农村工作当成教会自立的工具，就不太为中国教牧人员接受。但不管怎样，调查团对乡村教会工作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引起了各国农村工作者的反思，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