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会内的挑战

在1926年前，以农业传教士为核心的少部分教会团体，在提倡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虽有一些教会积极响应，但随后几年里，直到30年代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之前，从整体上来讲，中国教会界并没有把乡村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差会、教会的政策、教牧人员的传教意识，还是乡村教会的事工计划、神学院领袖的培养，都还没有根本性的转变，这对教会的乡建事业来说，无疑是更严峻的挑战。

首先，从传教观念来看，如前所述，尽管很多教会人士接受了社会福音或者带有自由派的神学，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大部分传道人仍坚守个人福音的观念和传道方法，注重个人得救而不是社会改造，注重灵性解放而不是把基督教教义应用于肉体和物质生活的改良。在传道方法上，虽然在把基督教运用于日常的生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大部分牧师或传道人仍是把每周的教堂布道作为基本方法。传教工作如教育、医疗、传道呈现部门化（departmentalized）的特征，不能针对同一个人进行完整全面的事工计划，最终效果当然不理想。⁽³¹⁾在福音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方面，大部分传道人认为福音就是拯救灵魂，经济就是市场科学，两者根本不搭边。这种传教观念有其合理的基要派神学的基础，但确实也妨碍了教会工作者，尤其是乡村传道人从事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因此，到30年代，仍可在《教务杂志》等基督教期刊上看到呼吁教会重视经济生活的文章，以耶稣常用经济生活的真理来诠释灵性真理的例子，说明耶稣对病人的治疗，“既有灵性价值又有经济价值”，呼吁不要“挨饿的拯救”（starving salvation），主张通过经济改良的多种方法来传播福音，“经济福利就是福音的一部分”。⁽³²⁾1933年5月的《教务杂志》社论中承认“大多数基督教工作者对乡村教会变成社区服务教会的观念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³³⁾

其次，从乡村工作的领导群体看，在1933年大约有100名基督教乡村工作者，分散在全国44个服务区，但在这100名乡村工作者中，中国人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还是来华传教士和专门的农业传教士，他们仍是乡村工作的主要推动者。⁽³⁴⁾但农业传教士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传教士群体中很少的一部分人。根据贾尔森1933年对世界各地农业传教士的研究，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基督新教中专门从事农业和乡村工作的传教士也不超过200人，只占总数5000人的4％，有一些被称作农业传教士的人不过是乡村学校中对农业感兴趣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传教士实际投入到农业或者乡村工作的时间虽然在不断增加，但也远远低于预期。最多的是农学家，但即使他们平均起来也不超过50％。⁽³⁵⁾来华农业传教士本来就不算多，即便如此，除了在农学院服务的部分传教士外，很多人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局势混乱时，农业传教士总是最先被送回国，特别是1927年，有相当多的农业传教士回国。在差会经费紧张时，农业传教士也往往最早被召回，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来得最晚的传教士，资格最低。而且，农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被安排到合适的岗位，有的去了中学，或负责看管孤儿院。⁽³⁶⁾从1907年第一位农业传教士来华，到1932年先后有51名农业传教士在华工作，但到1931年4月美国平信徒调查时，却只有20名仍在服务，其中，金大、岭南各5名，另10名在各地传教站，31名已返回美国或离开农业领域。⁽³⁷⁾

农业传教士的大量流失，一方面可以解释为，这些农业工作者依赖美国所学的知识并不符合当地的需要，因此工作经常受挫。有些农业传教士引进的水稻新品种，生长期太长，只能种一季，而在中国南方都是种两季甚至三季。引进的脱籽棉生长期比当地棉多一个月，当地一般收获棉花后接着种小麦，虽然脱籽棉的收益要大于当地棉和小麦的收益之和，但当地仍不能接受，因为劳动力支出减少，实际收益下降了。很多来华农业传教士，特别是在孤立的传教站从事农业工作的那些传教士都失败回去了。⁽³⁸⁾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传教的价值还远不为教会普遍认可。人们对农业传教士通常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中国农业经历四千年，已经发展到极限，不会再有什么提高，因此农业传教士没什么东西可以教给中国农民的；二是认为农业工作没有宗教性，也不是传教士应该做的。⁽³⁹⁾中国传道人只对直接能给他的教会带来资助的传教士感兴趣，但农业工作的周期又太长，结果，他们常常觉得农业传教士并不能对他的教会有什么贡献，因而失去对他们的兴趣。所有这些，都使在华农业传教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从乡村教会的领袖来看，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本土的牧师、传道人，大半在城市受到训练，因为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大都设在城中，与农民生活日渐隔离，缺乏基本的乡村工作方面的训练，导致在城市和乡村的传道人无异。虽然在1920年农业传教士就已认识到此问题，在1926年基督教农村领袖会议上已明确要给乡村牧师和布道员、学校教员和平信徒以农业方面的培训，但除了金陵大学提供乡村师范学校和短期农业培训课程外，其他教会大学和神学院对农业和乡村问题仍重视不够。

1922年伯顿教育调查团曾建议，基督教的农业教育应重点发展中学、职业教育和农民学校，但从美国平信徒的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差会并没有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建议。所有的教会中学都设立在大城市，课程也都是西方传统的课程，只有福州协和中学、通县潞河中学等注重培养乡村方面的人才，有农业、木工和其他职业课程。⁽⁴⁰⁾各神学院也没有给以重视，它们的课程仍旧模仿或照搬西方，以正统的圣经研究、教会历史、神学为主要课程。由于农业培训机关的缺乏，乡村教会领袖方面的训练则要等到1931年金陵神学院正式设立乡村教会科以后。不过，在1927年之前，即使是美国的主要神学院也没有专门设立乡村教会科。⁽⁴¹⁾

另一方面，虽然城市教会与乡村教会在理论上是一样的重要，但作为以传教为职业的牧师却都喜欢留在城市工作，而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乡下工作。被派到乡村的牧师，即使他原本就在乡村生活，等稍有成绩，他也是要千方百计向城市调动。牧师也是人，这点私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教会只好派一些中等偏下人才做乡村教会领袖。差会、教会对乡村的忽视也使很多在乡村工作的牧师缺乏成就感。金陵神学院教授施煜芳同一位青年传道人谈话，问他在哪里工作，他“垂头丧气地回答说：‘我在……像我这样倒霉的人，恐怕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到城市去工作’”。这样的心理是当时很普遍的。⁽⁴²⁾乡村教会牧师不仅在教会界地位很低，在中国乡村社会当中，也没有相当的地位。张福良发现他们宁愿把呆板的牧师生活放下，而从事管理一个小学，做个小学校长。⁽⁴³⁾一位乡村牧师曾对张福良说他如何安排三个儿子前途：最聪明的儿子去学医，差一点的去当老师，最不聪明的去做牧师，理由是“当牧师不需要动脑筋，至少可以做个乡村牧师”。⁽⁴⁴⁾可见乡村牧师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这样的乡村牧师当然也不会在事工方面有什么创造性。根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成员安得生（W.A.Anderson）1930—1931年间在中国八个月的观察，他的结论是中国各地乡村教会的事工都很相似。早晨一般是崇拜，都是直接按照美国新教的崇拜程序进行，以讲道为主。安得生认为中国人并不习惯西方的崇拜模式，而是更习惯于在茶馆听说书人讲中国历史故事。很多人在教堂听累了就交头接耳，来回走动，孩子在一边玩耍嬉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看不到基督教伦理的任何影响。讲道完毕后，主日学校同样是按照讲道、崇拜的方式进行，因为乡村基督徒中只有很少人能识字，通常还是由牧师负责。安得生在访问的二十几个乡村教会中，只见到两个教会有教会学校的老师帮助主日学校，按照年龄和班级进行指导，类似美国的主日学校。会友一般都自带午饭，一起进餐，下午通常是成年人读几节《圣经》，做一些见证。考虑到交通困难和安全，晚上很少举行活动。大部分教会在平日的工作也没什么意义。牧师是要探访农家的，但男女都要到地里干活，特别是农忙季节。只有少数地方的教会开展平民教育，或与其他机构联合开展种痘等卫生活动，大部分牧师很少关注社区福利问题。当向牧师、传教士建议扩大社会服务事工时，通常有三种回答：一部分人坦率承认这些事工是需要的，但由于缺乏训练而无法有效进行；第二部分人认为这些事工并不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他们批评差会把重点放在世俗的教育工作上；第三部分人，特别是华北地区，大多数人强调应当开展综合性的事工。⁽⁴⁵⁾安得生的调查反映出教会的乡村事工大部分仍是从福音入手，布道是礼拜天的中心工作，平时的主要工作仍是教堂或家庭的祷告，社会服务的实践很少，甚至是反对。这样的事工也很难引起青年学子加入乡村教会工作的兴趣，张福良曾观察到，晏阳初和陶行知虽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但其乡村建设工作都是以社会为立场，然其努力却处处表现出基督精神，所得试验之结果，也大大获得多数教会大学学生的同情。⁽⁴⁶⁾

教会自立自养问题在教内已经喊了很多年，20年代初期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使得教会自立更为迫切，但真要自立，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谈何容易！影响教会自立的因素有三个：一是预算；二是会友的数目和经济能力；三是会友的奉献多少。根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安得生的估计，一个稍大的教会，如果有一个专职的当地牧师，每年预算不能低于400元，其中360元为牧师工资，40元作为教会开支。如果牧师工资再高一些，教堂有些债务，预算要达到1200元。⁽⁴⁷⁾而根据卜凯对十三个地方的139户基督教家庭的调查，每户平均每年奉献有2.18元。另据对美以美会华中议会五个地区的2491名会友所做的调查，在1930年每人平均奉献为1.75元，会友每年的奉献从0.43元到3.75元不等，这些只占当年预算的19％。华北公理会的三个地区年平均每人奉献为2.18元，南方经济稍发达地区要比北方高一些。安得生认为每人年奉献1元的估计是很保险的，这样，400元的预算就需要至少400名会友。⁽⁴⁸⁾根据安得生的调查，当时河北、山西华北公理会乡村教会的会友数平均只有71名，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1929年的统计数字是80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说明，但安得生个人认为，中国典型的乡村教会平均并没有70～80名会友，而只有40～50名，还有占很大比例的教会拥有的数目更小。⁽⁴⁹⁾这就不难解释中国乡村教会自立为何很难了。但乡村牧师一向并不怎么太在意经费的问题，因为差会总是按时把款拨下来，所以也很少考虑寻求新的经费来源。会友奉献不多的原因，除了跟贫困直接相关外，这与中国人的传统也有关。传统上，中国人有事才求神拜佛，并拿出奉献，以求回报，而平时没事也就不会捐献。因此，卜凯认为，要想实现教会自立，必须使教会的组织形式和事工让会友感到“有用”，并值得捐钱去支持。⁽⁵⁰⁾这就回到最初的问题，还是要靠新式的教会领袖才能使教会更有吸引力。(www.daowen.com)

孙恩三，中国基督教乡村运动主要领袖之一

从基督教协进会的政策来看，虽然在1922年就成立了专门的乡村问题和乡村教会委员会，并着手调查和研究乡村工作，但从1926年后该委员会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来改进教会乡村工作。1928年7月该委员会在杭州召开过一次会议，制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工作计划，1929年由于该委员会成员太分散，连一次会都没开。最重要的是由于协进会缺乏一名专职的乡村执行干事，直到1929年初，才聘到回国不久的张福良。⁽⁵¹⁾因此，协进会乡村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很虚弱的，各项会议决议、计划往往只停留在纸上，这体现在到1930—1931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来华时，乡村教会和乡村工作较以前并无多大进展。

张福良夫妇

教会的宗派意识也是对乡村工作的一大挑战。本来热心开展乡村工作的教会就不算多，人才、资金缺乏，再加之囿于自己教会宗派的小圈子，除了偶尔与教会教育机构开展一些联合培训的工作外，宗派之间各不相谋，很少就乡村工作展开横向交流与联合，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也是如此，不仅使本来有限的各种资源不能共享，有时还导致工作的竞争和重复。正如后来包德斐所批评的那样，乡村工作过于分散零碎，缺乏一个协调统一的计划。⁽⁵²⁾协进会虽然是代表大多数新教团体，也希望努力去实现各宗派的合作，但它实际上由于经费、人力资源的缺乏，并不能发挥实质性的协调作用，很多时候只起到顾问、提倡、开会讨论的作用，导致开会很多，决议很多，但实施很少，没能起到联合各教会乡建力量的作用。

从以上简要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教会的领袖、事工、自立和合作方面，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在30年代都面临着来自自身的巨大挑战。如果想应对来自社会的、世俗的挑战，首先是要处理好教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很多想把基督教乡村建设向前推进的教牧人员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怎样才能使乡村教会成为一个发光的活跃的事工中心？怎样才能从处在乡村社会生活的边缘，到成为乡村社区的中心？

牧师怎样以各种可能的具体方法，帮助社区的每一个人改进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而不是只在礼拜天对少数的教友讲道？怎样才能制定一个有价值而且有功效的乡村事工计划，足以吸收并抓住优秀的青年学子，使他们找到一些为上帝为国家的适当事工？而且这样的计划在内容上彼此相关，又可以自立自养？基督教在全国农业和乡村生活改进方面曾是先驱者，那么现在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又应占怎样的地位？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实践就构成了30年代基督教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