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外的挑战

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但却不是农业强国。庞大的人口和不太辽阔的可耕地，加之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度，构成近代以来最基本的乡村问题——人地矛盾。虽然中国长期以来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已使单位产量相对很高，但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效率，以及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保证。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根据邓云特（邓拓）的统计，1912到1937年26年间共发生较大的灾害77次，水、旱灾就达38次；又据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所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记载，仅1926—1933年间，全国发生大小自然灾害就有百次以上，特大灾害如1931年大洪水，受灾人口达5300多万，经济损失达22亿多元。⁽⁴⁾二三十年代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也使农民饱受战争之苦，中原大战更使河南、山东地区雪上加霜。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西方大量农产品的倾销，导致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农民收入急剧降低。种种不利因素把农民推向了绝对贫困的境地，因此到30年代，中国有了“农业破产”、“农业崩溃”的呼声。

此种背景之下，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喊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口号。早在20年代中后期，一些知识分子、教育机构开始把兴趣和精力转向乡村，“到民间去”逐渐成为当时一股潮流。这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团体有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陶行知及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乡村工作甚至也引起地方军政势力的重视，《教务杂志》在1928年曾就冯玉祥在中原一带的乡村建设工作做过详细报道。⁽⁵⁾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开始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一方面成立农业科研与推广机构，如1929年12月成立的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1933年4月成立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还先后组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蚕丝改良委员会等，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很想利用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所开启的乡村建设进行地方自治的实验，巩固基层政权，因而产生了系列“县政建设实验”。国民政府在定县成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把山东邹平和荷泽分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还有江苏的江宁和浙江的兰溪，当时号称“五大县政建设实验县”。在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积极“复兴农村”的双重推动下，1930年前后，各种各样的乡建机构和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乡建运动成为30年代蔚为壮观、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改造运动，如时人所言：“如狂风怒潮，繁荣滋长，汹涌澎湃，大有掀天盖地而来不可遏止的形势。”⁽⁶⁾当时围绕农业和乡建问题，创办了很多专门刊物，如《民间》、《乡村建设》、《乡村改造》，报刊上的文章也比比皆是，《大公报》、《东方杂志》等还辟有专栏。各乡建团体为交流经验也加强横向联络。1933年7月在邹平召开全国第一次乡建会议，有35个团体63名代表参加；1934年、1935年又分别在定县和无锡召开了两次大会，参加者之踊跃，讨论之热烈，皆反映出朝野对以往被忽视的乡村给予空前的关注。⁽⁷⁾

第二章内容已充分显示，基督教团体曾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先驱，但在30年代初蓬勃发展的乡建运动中，它却只能瞠乎其后，风光不再，失去了领导潮流的地位。当时教会内的有识之士已注意到，基督教运动“在一般民众解放运动之中，已经消失了它的领袖地位”。孙恩三曾这样分析其原因：或许是因教会自身造成一种组织，把大量的精力都消耗在自身的维持和组织上；也许是慑于民众解放运动工作的繁重，因而望洋兴叹，终于完全沮丧；也许是因为近年来种种反教运动势力的击打和凌逼，使教会不在意这种领导工作的机会；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相交并而产生的结果。不过无论是什么缘故，总之，基督教在中国国民解放运动的地位是已经失掉了。⁽⁸⁾

基督教知识界的重要领袖、燕京大学教授赵紫宸评价当时的农村运动“是二三十年来各种全国运动中最切实、最重大、最急迫的一个运动”。但他也注意在定县的全国会议，没有教会的机关及工作人员参加在内，“更听不见农村改造有重要的地位给宗教”；教会往往受自身的遗传和事工的限制，以致除却开堂讲道，挨户传教，设立学道班、千字课外，不能有更有效率的举动，因此他呼吁传道的牧师“若下乡讲道，而不关心于农村物质上的改革与建设，亦不与建设农村的机关与人员相往还，相联结，使福音的能力作农村生活中的精神，那么传福音只好算等于白费心血，基督教亦只好算等于虚构了”。⁽⁹⁾

除了来自全国性的乡建运动的挑战之外，另一种更具革命性的乡村运动，它无论对基督教还是对中国社会都具有更大的震慑力，这就是基督教所经常提到的“共产主义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27年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基督教人士的多大注意，教会内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也多从理论上，或以更远的苏联为例进行比较、说明，除了在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有所评述外，从整体上讲，基督教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纲领和活动发展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华南地区是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比较早和成熟的地区，尤其是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对教会震动很大。岭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此作了研究报告；“共产主义和农民运动”的问题在1927年“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会议上也曾讨论过。⁽¹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战略从城市转入乡村，开始武装农民领导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瑞金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后，教会界开始注意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农村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多了起来。在30年代，共产党常被国民党控制区的媒体描述成为“一群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这当然是因为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舆论恶意宣传的结果，就连博学多识的梁漱溟也免不了这种认识。⁽¹¹⁾那些身居城市的教会人士也不例外。毕竟，当时和共产党有过亲密接触并且能真正领悟其宗旨的教牧人员可以说很少。很多人提起共产党在乡村的活动时，总是把他们同当地的土匪、散兵游勇一样看待，认为他们是造成当地老百姓恐慌的主要原因。⁽¹²⁾(www.daowen.com)

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用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共产党的革命。在1928年9月齐鲁大学的职员退休会上，英国传教士林仰山（F.S.Drake）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来分析现代社会不安定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现代工业制度所产生之资本家与劳动家两种阶级所致”，但他不满意共产党革命“过于注重物质之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做法，认为“基督教亦革命之宗教也，亦尝以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为己任”，只是“方法则与革命家迥异，革命家志在骤然之改变，吾辈则希图逐渐之迁移……吾人方法虽缓，然终究可操必胜之券”。⁽¹³⁾对共产党“忽视精神生活”的批评显然偏颇，但对共产党宣称的宗旨“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把握还是很到位的。齐鲁大学校刊在1931年也曾发表关于共产党以及武装活动的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勇敢的领导人”，很多人都在欧洲或莫斯科留学，但文章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会成功，基本理由是中国农民是保守的，中国工业不发达，还没发展出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武力的破坏性的经济改革政策只会迫使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结盟，因此，革命不会成功，只有“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联合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最终得以成功。⁽¹⁴⁾

1930年后，那些曾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周边工作的教会人士有机会对共产党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虽然共产党打断了当地差会的工作，教会教堂的财产有时被没收，让传教士感到很不快，但共产党和红军的社会重建工作受到当地百姓欢迎的事实，引发了他们对共产党的重新认识和对基督教自身的反思。在闽西传教的美国公理会华南差会传教士牧恩波观察到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因为这块土地上不满的人太多了。人们指望教会，想看这个富有的，通常也是有教育的机构能否有办法。坦率地说，教会至今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机会和资源。在很多地区它依靠旧的计划，这种情况已经延续的够久了”。⁽¹⁵⁾1933年牧恩波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他们对还是我们对？”⁽¹⁶⁾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描绘了共产主义对传教士的挑战：“共产主义当然是华南值得注意的一种力量，是一种住在隔壁使人认真考虑的现象。它的队伍中有基督徒，他们声称终于找到了这种高尚的伟大的运动，他们愿意为之献出一切。它的方法是残酷的，但它的目标在一些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无所畏惧地把基督教倡导的思想付诸实践。我们不能无视它，正如不能无视太阳和月亮一样。”⁽¹⁷⁾

教会农村运动的领袖孙恩三也注意到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虽然他未能摆脱当时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影响，但他认为共产党活动最主要的方面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酝酿，是“一种新社会方式的创造，至少是证明有人在根本怀疑旧社会的制度，欲按着他的理想造成一个更好的社会”。⁽¹⁸⁾

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Lewis S.C.Smythe）曾对共产主义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列举共产主义对基督教的种种威胁，如用暴力、阶级斗争和独裁的手段建造新社会，对人类的自由精神造成很大威胁；唯物主义的教条会迟滞对宇宙真理的发现；共产主义对所有宗教的破坏态度等。但他认为共产主义最直接的威胁是它“偷窃了基督教的思想”。⁽¹⁹⁾所谓“偷窃了基督教的思想”，不过是上面提过的，基督教也有为受苦难的人们争取社会正义的目标计划，但共产主义却开始把它们付诸实践，因此，史迈士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对基督教构成的这一挑战大于任何其他运动。⁽²⁰⁾一些教会领袖也认识到共产主义不仅通过试图改变社会下层的命运而吸引着他们，共产主义的宣传也深深吸引了一班热忱有为的基督徒青年，使教会方面直接间接地蒙受人才的损失。⁽²¹⁾因此，在1933年夏天，长江流域的传教士在江西庐山牯岭集会时，曾专门以“基督教如何能如共产主义有号召当代青年的力量”为题进行讨论。

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教会开始寻求一个更完美的方法来实现挑战者所设立的目标。1934年6月的《教务杂志》社论以“超越共产主义”（Beyond Communism）为标题回答了应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该社论认为不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却在做着基督教的事情，而教会只是满足于口头谈谈，这才是真正问题之所在，⁽²²⁾因此，基督教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即社会秩序的基督化和经济正义，才能超越共产主义。⁽²³⁾但他们也意识到超越共产主义是一项“比钻到地球核心还艰巨的任务”。⁽²⁴⁾

共产主义虽然被基督教看成是挑战，基督教有与之竞争的观念，但此种竞争并没有被看成敌意的竞争，相反，一些传教士还认为，双方因为目标一致，可以进行合作。史迈士引用布道家艾迪的看法，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运动有共同点，如都建立在终极哲学的基础上，都坚定最终要成功，都是绝对真理；都在社会正义和合作的基础上追求新的社会秩序、没有阶级差别和平等。因此，他提出可以把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并对苏联十六年来的成就给予相当肯定。他认为基督教可以通过合作而不是专政的方式达到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目标，如果基督教神学能为这样的目标计划提供哲学和伦理的基础和动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害怕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²⁵⁾史迈士就认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合作“并非是没有希望的”，“共产党补充了基督教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同盟军”。⁽²⁶⁾也有传教士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都面临目前社会危机的挑战，尽管起点很不一样，也有很多差别，但还有一些共同点，都在真诚、努力去寻找正确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成功的，他们的路也会走到一起”。⁽²⁷⁾

这种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未免太乐观而不切实际，倒是国民党政府与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在苏区（主要在江西）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教会提供了一个“超越共产主义”的绝好实验机会。⁽²⁸⁾虽然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撤到西北，但教会认识到“红军和苏维埃的威胁并没有结束”，《教务杂志》的社论提醒说：“应该清楚地记住，在很大程度上激起这些红色反抗的经济上无保障的状态仍然存在”；“所有这些都是对自称比共产党想得更深、存在得更长久的基督徒的挑战。”⁽²⁹⁾这些传教士认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最好方法就是乡村建设，就连后来实际很少参与乡村建设工作的天主教会也在它自己的媒体上表达此种论点。⁽³⁰⁾的确，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使基督教在乡村建设方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它的责任，并促成与共产主义一决高低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