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推广与基督教早期乡村建设

经过农业传教士多年的提倡、实践、示范，农业工作已为很多教会所接受，并开始了后来称之为“乡村建设”的工作。教会早期的乡村工作主要以各地农业传教士为核心开展，特别是农业传教士最为集中的金陵大学农林科，其农业推广辐射了大半个中国，直接带动了教会的乡村工作。

金陵大学农林科借鉴美国农学院通行的“教、科、推”三位一体制，但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不仅把农业教育推广到基层教会，更把农业科技推广到田间农民，以求达到改良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条件的目标。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晚年评价农林科“重在联系实际，不尚空谈”。⁽¹⁰⁷⁾芮思娄一开始就坚持以实地工作为主，认为“如果没有实地工作，我们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简单的书本系科。在推广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同时也证明我们对教会的最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教会人员把农业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期望我们的指导和帮助”。⁽¹⁰⁸⁾1923年农林科接受美国对华救灾剩余基金资助，专用于防灾计划，因此农林科尤重作物改良和病虫害防治的科研和推广，首选小麦和棉花，这对农民亟待解决的生计和灾荒问题比较容易见效。

农林科各系一直是各自进行推广活动，1924年才正式成立推广部。金陵大学农业推广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与公私机构合作推广，主要是与各教会合作；二是驻地推广；三是巡回推广；四是与农民直接合作。

与教会合作推广

农林科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虽大力支持（主要以政府奖学金的形式派送农林学生），但由于政治动荡、经济困窘，使金陵大学感到“要扩大同政府的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¹⁰⁹⁾这种状况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才得以改善。农林科初期人员甚少，很希望而且也愿意与地方教会合作，从而扩大推广工作范围。这时教会也迫切希望得到农林科的指导。到1922年，芮思娄发现各地教会与农林科合作的愿望甚至比农林科还强。⁽¹¹⁰⁾农林科特别喜欢与具备下列条件的教会合作：传教士对农业有持久的兴趣；愿意合作并能执行许诺的计划；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承担责任；所在地理位置具有示范中心的价值；有土地、设备和其他推广设施，如教堂、学校教员和布道员等等。⁽¹¹¹⁾合作单位以后逐渐扩大到一些私立机构和省立农林科、实验站等，到1927年，固定的合作单位至少有14家，其中教会机构主要有南宿州长老会、山东临沂长老会、武昌华中师范学校、开封浸会学校、山东潍县长老会文华中学、山东峄县实业学校、通县公理会等。合作项目主要是作物改良与推广、畜牧改良、病虫害防治、化肥实验与推广、水果栽培、保鲜、新式农具推广等。⁽¹¹²⁾

最早与农林科合作的教会是安徽北部南宿州的长老会。1917年，卜凯作为农业传教士到此地专职从事农业工作，他邀请农林科的邵德馨在1918年11月办了第一个农业班，时间为两个月，每天1小时，有12名农民学员参加。这个班开启了地方教会与农林科合作的历史，也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开始。这些学员大多都是教会会众。他们学完课程以后，主动要求与农林科合作实验引进新品种。1920年，他们实验种植从美国、日本和中国其他各地引进小麦品种达上百种，美棉8种，还有美国玉米、各国蔬菜、葡萄等等。有一位王姓学员不顾邻人嘲笑，大胆地在自己田地实验18种化肥。⁽¹¹³⁾

在金陵大学与教会的合作中，教会充当了金陵大学科学研究与推广基地，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这种合作中产生的，如小麦金陵大学开封124号、南宿州61号、南宿州1419号；水稻金陵大学南宿州373号、开封48号；高粱金陵大学开封2612号、南宿州2624号等等。教会也充分利用金陵大学提供的新品种、新技术，通过教会学校教员、牧师、布道员的推广，把农业科技带给周围社区的农民。下面以山东临沂为例，看农林科如何与教会合作开展乡村工作。

临沂长老会牧师在给农民上查经班时，想成立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农林科愿意为此合作，加之当地县长对农业感兴趣，于是在1923年很快成立了农业服务社。⁽¹¹⁴⁾服务社邀请农林科去搞一次推广活动，教会和县长事先都作了宣传，教会还特地召集基督徒进行演习，教他们如何向推广员提问。卜凯、祁家治、周明懿和四名学生应邀参加了为期四天的推广。每天上午教员演讲，内容有改良棉花的优点、土壤肥力保持以及社会改良等，同时在临时借用的一处道观里举办展览，有图片、图表和标本实物，金陵大学师生讲解。金陵大学还把美国犁带来做实地演示。实验地很坚硬，有石头混杂，但还是被美国犁很轻易地犁开，围观农民无不为之叫好。⁽¹¹⁵⁾下午是金陵大学学生表演话剧，剧本是由农林科棉作改良部编写。故事大意是：一些农民种植的棉花收成不好，就求神拜佛。一位牧师劝阻他们不要再拜那些无用的偶像，建议他们去请教金陵大学农林科来的先生。这些先生就告诉他们棉花歉收的原因，并卖给他们一些良种，教他们如何种植。下一年他们都获得大丰收，有了钱买新衣，送儿子上学堂。那些嘲笑他们用良种和新法种植的邻居依然穷困潦倒。由于话剧在当地还是新鲜事，吸引了不少观众。表演结束后，服务社给农民分发良种。因为教会与金陵大学密切合作，这次推广活动有几千名农民参加，非常成功。⁽¹¹⁶⁾

驻地推广

驻地推广是指金陵大学指派推广员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负责推广事宜。金陵大学驻地有两处，一是在南京附近，集中推广改良小麦，控制黑穗病，改良蚕种、养蚕办法。⁽¹¹⁷⁾另一处在安徽和县的乌江镇，集中推广改良棉种。

乌江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素来出产棉花，各大城市棉花店都以“乌江卫花”相标榜，但实际上20年代初期乌江棉花就已经退化。1922年，金陵大学想利用乌江的盛名到乌江推广棉业。⁽¹¹⁸⁾推广员李洁斋背着棉种挨家挨户上门发送，但农民并不欢迎，而且怀疑系在免费良种袋上的标签会成为增加的赋税，因为当地县长曾免费发放桑树苗，但后来却征收树苗三倍价款。直接推广受挫，他就采用间接的方法。1923年他租下镇上靠马路的18亩地，是村民出门必经之地。又租下附近一祠堂建了小学，想通过这所小学把改良棉种引进此地。学生上午除上课外，还在学校农场和苗圃劳动以学习农业知识。到了植棉季节，李洁斋把一些良种发给农民。秋季，学校农场棉铃绽放出大量的棉花，与当地棉田形成明显的对比，引起农民的极大兴趣。种了改良棉的农民也喜获丰收，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想买种子。学校用手动轧棉机轧出棉籽卖给农民，略高于市价，结果还供不应求。接着李洁斋又举办展览，不仅展示改良棉花、轧棉过程，还有学校工作。有4户农民带来自己的产品，走上讲台现身说法。然后是李洁斋和来访的推广员发表演讲，日落西山时放幻灯和电影。⁽¹¹⁹⁾前面提到郭仁风所写的推广小说，其原型就是乌江。

乌江推广事业的许多成功经验，如学校农场的示范作用，改良作物与当地作物的对比宣传，农民现身说法，棉种以市价出售才能使农民认识其价值等等，也都逐渐被推广到其他地方。乌江在30年代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著名实验区。

巡回推广

巡回推广，又称旅行推广，通常与向当地教会或学校的农业教育演讲、培训结合在一起进行，有时在做社会与经济调查时，同时进行推广工作。推广员一般选在集市或庙会等人多的地方讲演，举办农业展览，然后去找农民谈话，解答农民的各种问题，或者认识当地领导，尤其是对农业有兴趣的领导，发放农林科编写的农林通讯，或专为农民用浅显文字编写的普及读物。

巡回推广深受当地教会欢迎，推广员通常把农业讲演与关于基督教的谈话结合在一起，牧师往往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农业作为他接近民众的联系点。经常下乡的华伯雄深有体会：“我发现不同教会的牧师和布道员都特别渴望我去他们教堂讲演。这样，他们就能与听众建立联系，给他们一个布道的机会，一步一步地使农民归主。”⁽¹²⁰⁾

1924—1925年度农林科推广部成员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山东等省举办了145场报告会，约有6万人参加。⁽¹²¹⁾以后农林科巡回推广活动逐年增加。1925—1926年度推广部成员周明懿、陈燕山共到达7省121个地方（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浙江），放映电影136场，展览164场，演讲160场，上演话剧4场，约有111280人参加上述活动。大部分活动是通过当地教会和中国牧师，食宿和交通大多由当地教会提供。推广受众，从大学生到中学生、小学生，从商人、绅士到文盲农民。大部分演讲内容关系到农业问题，如改良种子、蚕茧、植物病虫害、土壤肥力保持等。其他一些问题牵扯到乡村事务，如绅士、地主、商人等如何帮助乡村；改良种子与改造农民；人口问题、平民教育，乡村教会对改善社区的作用等。⁽¹²²⁾1926—1927年度共举行230次会议，仅与定县平教会就合作举行30次会议，包括讲演、电影、农业展览，约15万人参加了这些活动。⁽¹²³⁾

巡回推广使农林科师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十余省，不仅使数万农民受益，其对农业科技之传播、农业之提倡，对我国农业改进影响殊大。

与农民直接合作

农林科的事业虽然是为了农民利益，但要把科研成果直接推广给农民并非易事，农民固有的保守、迷信和缺乏冒险精神使其很难接受新事物。1922年农林科试图与附近莲花岛的农民合作养蚕，在乡村中选择一些农户，由大学提供蚕种，农户须在大学监督下饲养幼蚕，然后农民以每担75元的价格把蚕茧卖给大学，此价比市价高出10～20元。但他们仍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农民总以怀疑的目光来对待合作，很难向他们说明合作计划的诚意和公平。最后总算说服了5位农户愿意合作，可见与农民合作之难。⁽¹²⁴⁾

1925年春天，农林科在南京、镇江地区找到60名愿意合作的农民，以三年为期，目的是让他们展示改良种子的价值。他们必须在田地的一边种原有的种子，另一边种改良种子；同时还进行用铜碳法控制小麦黑穗病的实验。根据合作协议，农民提供土地、劳动力，并同意做比较试验，改良种子由大学提供。推广部人员经常去拜访参加合作项目的农户。这种推广形式效果非常明显。在合作实验效果很好的地方，农林科就组织成立良种生产合作俱乐部，生产的种子可以卖给、分发给本地其他农民。在推广项目中，黑穗病防治引起农民很大兴趣，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办法。⁽¹²⁵⁾到1927年，合作农民已超过300人，主要用来示范改良小麦、玉米、棉花、无毒蚕种的优点。⁽¹²⁶⁾

参与合作的农民被推广员誉为“优秀农民的核心”，通过合作，农民就会成为很好的推广员，他们的示范效应和宣传在乡村中往往比农林科的推广员更有说服力。一位推广员写道：“去年秋天，一位农妇拒绝用铜碳法处理种子，现在认识到我们的方法比求神拜佛强多了。我去拜访她时，她很礼貌地接待了我，并问了我许多作物病虫害的问题。通过她的宣传，村民都知道我是庄稼医生，见了我都很热情，我在茶馆喝茶时，他们悄悄替我付账。”⁽¹²⁷⁾农林科认为这是他们所发现的最有效的推广方法之一。⁽¹²⁸⁾

农林科还通过举办农民周加强同农民的联系，让他们了解大学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乡村问题。1927年2月7—11日，农林科举办了第一次农民周活动，10个地方的32位农民出席，上午听课，下午参观实验室、示范田，晚上放映电影或演戏，这些活动让农民大开眼界。⁽¹²⁹⁾

以上各种农业推广，基本都采用演讲、展览、实地实验、示范、戏剧等方法，现代媒体如电影、幻灯等也开始采用。除此之外，农林科编写的报刊和小册子在推广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浅说》和《农林新报》。《浅说》是用浅显的白话写成，向农民介绍一些简单实用的农业知识。第一期发行3万份以上，一般由教会出钱购买，再免费分发给农民。⁽¹³⁰⁾《农林新报》1924年1月创刊，目的是把农林知识和消息传播到乡村人口，读者以布道员、教员、乡村工作者、学生为主，篇幅不大，4张纸，先是双周刊，1926年改为旬刊，订户有2000。据推广员保守估计每期有50000人阅读，每年有180万人次读到该刊。⁽¹³¹⁾

在推广效果方面，由于金陵大学注重推广那些适应当地条件的改良作物如小麦、棉花、玉米等，使产量增加，农民受益，因而容易推广开来。金陵大学引进并改良的脱子棉（Trice）产量比原有品种大有提高，芮思娄穷十余年精力培育的金陵大学26号小麦深受大江南北的农民欢迎。农民称赞26号在十个方面优于当地品种，如秸秆壮，成熟期短，生长整齐，产量高，出粉多而且白等等。⁽¹³²⁾对作物和牲畜病害知识的推广也深受农民欢迎，尤其是在小麦黑穗病和牛瘟防治方面，农民因此每年可少损失耕牛上万头。⁽¹³³⁾金陵大学的改良无毒蚕种更是让江南无数蚕农受益。但金陵大学在推广农机具方面不太成功。推广员曾用马达带动的脱谷机为农民脱小麦，农民惊叹脱得又快又干净，很是欢迎，但限于运输不便等原因，未能推广开来。

金陵大学农林科各种形式的推广活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农业科技传播的网络，它以农林科为中心，以各地的合作教会、学校、实验站和示范农民为依托，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向四周辐射。金陵大学发现一些乡村教会（差会）是推广工作最好的渠道和助手，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教会有受过训练的教育工作者和外国传教士，他们对作物改良的兴趣很大；另一方面是农民对教会的态度。农民在多次的饥荒或病痛中发现，教会对他们施舍没有牟利动机，因此，当教会向农民介绍新品种时，农民很乐意接受，而通过其他渠道，农民往往怀疑这是某种形式的加税，不敢接受帮助。⁽¹³⁴⁾

如果考虑到在1927年前，中国政府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暇顾及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那么，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农业所作的贡献就更具深远意义。在这个推广网络中，许多布道员、教员和示范农民显示出推广员的价值，这弥补了农林科人手缺乏的不足，也使教会的农村工作得到拓展，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已经由此开端。

这一时期除了金陵大学指导的乡村工作之外，其他地方的传教士也开始在新的领域尝试着乡村工作。最著名的是华北公理会的两位传教士，他们都是以后华北基督教乡建的领导人物。一位是亨德（James A.Hunter）。亨德1914年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畜牧专业毕业后来到中国，先在北京高等师范担任体育和英文教员，后为了用其所学，去通州潞河中学任教。1922年，他与一群热心农村服务的青年组织了乡村服务部，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养蜂、养鸡、改良作物，每年举办暑期学校，使乡村工作者得到补习机会，在冬季举办平民夜校。⁽¹³⁵⁾潞河中学也因此成为以后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重要培训基地，培养了很多农业人才。

另一位是胡本德（Hugh W.Hubbard），他在保定开辟了基督教乡村识字工作。1923年冬天他开始用晏阳初在青年会时编的千字课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到1924年就有五千多人注册。他们先教唱“识字歌”，然后用识字挂图，晚上各教堂有布道，学生随便听，很多人因此就接受了福音。⁽¹³⁶⁾1924年秋天晏阳初在火车上遇见胡本德，向他请教在农村推广识字教育的方法。胡给晏很多帮助，包括提供乡村工作者、分析乡村的情形。晏阳初和傅葆真在保定乡村走了三天，察看胡的平民学校如何进行。胡本德向晏阳初介绍了他的工作方法：首先选择他手下的布道员有亲戚或朋友的村庄，把教他们读书写字的想法告诉他们，通常是开一个村民大会，启发村民可以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读书。⁽¹³⁷⁾保定公理会的平民教育，1923—1929年的六年里，尽管遭遇战争和社会动荡，但还是有3万人参加，有5000人完成了4个月的课程，其中很多继续学习高级课程。⁽¹³⁸⁾胡本德的做法对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有很大影响。识字教育在30年代被教会大力推广，成为基督教乡村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

以上主要从农业、乡村与传教的角度分析了教会早期乡村工作的由来和基本情形，从中也可以看出农业传教士在中国乡村建设中所发挥的先驱者作用。农业传教士具有双重身份，同时也具有双重目标。作为一名农业人员，他希望把农业科技传播到千万个乡村，为农民所掌握，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中国农业和农民作出贡献；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又希望农业能为教会所用，通过让教会会众改善经济状况的方法，从而使教会自立，使教会乡村化和本土化，为实现“乡村基督化”打下基础。芮思娄认为乡村教会之所以发展不快，根本在于教会不是一个“服务的教会”，而金陵大学为教会提供的这些农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目的是为了让“教会成为一个服务的教会”，为教会提供乡村工作的领袖。⁽¹³⁹⁾农业传教士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把农业工作赋予基督教的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明确的宗教使命，让那些参与乡村工作的教牧人员感到，这些工作就像用口传福音一样，也是直接传福音。⁽¹⁴⁰⁾正如金陵大学办的《浅说》第一期的设计一样，主题是“深耕”，封面是一张犁和一把稻穗，象征着中国农业，封底是一段耶稣福音的讲解，编者用心良苦，希望在播下改良种子的同时，也能把福音的种子播进农民的心田，这就是农业传教的真谛。

由于农业传教士的努力，农业传教的价值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教会所认识，乡村服务被看成与医药、教育同等重要的一项事工，教会的功能从单一趋向多元，教堂也可以充当“农业展览室”或“农业知识讲习所”，牧师既是灵魂的拯救者，也是乡村生活的指导者、领袖，他们身体力行，既站在教堂，也站在田间地头，既宣讲上帝的恩赐，也宣讲改良作物的优点，由此开始了基督教的乡建工作。这一时期的乡建工作仍处于发轫阶段，并主要由农业传教士和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等）来承担，虽然协进会也竭力提倡，作出不少决议，但大部分教会还没有对乡村问题作出积极回应和实践。尽管如此，农业传教士和部分先进教会已经把基督教与中国农村关系的种种问题提出，如农村对“中华归主”的重要性，教会、牧师功能、角色的转换，乡村工作的性质，乡村工作与基督教的本土化，农业教育和乡村人才的培养，基督教乡村工作的合法性和迫切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到30年代才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注释】

(1)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上册），第91页。

(2)同上，第88页。

(3)Frank Wilson Price，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A Survey（New York：Agricultural Missions，Inc.，1948），p.1.

(4)“Howto Meet the Evangelistic Needs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A Symposium）”，The Chinese Recorder，Vol.45（August 1914），pp.489－490.

(5)Herbert Cressey，“Social Servicein China”，Christian Mission Year Book（1915），pp.321－322.

(6)Ibid，pp.335－336.

(7)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可参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著的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New York，1899），中译本《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

(8)C.W.Groff，“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1924），p.778.

(9)曲拯民：《美国长老会和山东自立会事略》，《山东文献》，台湾，第十一卷第一期，第24页。

(10)John H.Reisner，“The Church in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 1924），p.790.

(11)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p.389.

(12)Irwin T.Hyatt，Jr.，Our Ordered Live Confess：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59－160.引自Charles W.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66.

(13)费尔顿：《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南京：金陵神学院，1940年，第18页。

(14)C.K.Yang，A Chinese Villages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M.I.T.Press，1959），p.13.

(15)J.W.Decker，Rediscovering the Rural Folk，Circular No.10，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p.1.

(16)刘光照：《山东布道法》，《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1914），第62页。

(17)“How to Meet the Evangelistic Needs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A Symposium），The Chinese Recorder，Vol.45（August 1914），pp.489－490.

(18)Orille A.Petty，ed.，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Fact－Finder’s Reports.China（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3），Part II，Vol.V，p.198.

(19)Heng－chiu Chang，The Rural Church of China Today：A Report of the Special Secretarie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ountry Church and Rural Problems（Shanghai，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1926），pp.10－11.

(20)Robert E.Chandler，“What the N.C.C.Committee on Rural Problems and the Country Churchis Trying to Do？”，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1924），p.811.

(21)G.W.Groff，“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naunder Missionary In fluence”，The Chinese Recorder，Vol.45（March 1914），p.162.

(22)Ibid，p.158.

(23)Ibid，pp.160－161.

(24)郭查理：《岭南大学简史》，载李瑞明编：《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第56—57页。

(25)郭查理：《岭南大学简史》，第57—58页；S.H.Taam，“A Letter from a Chinese Agricola”，Educational Review，Vol.IX（Jan.1918），p.36.

(26)Victoria W.Bailie，Bailie’s Activities in China：An Account of the Lifeand Work of Professor Joseph Bailiein and For China 1890—1935（PaloAlto：Pacific Books Publisher，1964），pp.1－2.

(27)W.E.Macklin：“The Balie Colonization”，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Vol.VI（June 1914），p.1.

(28)史澜导（Randalle Stross）在其著作中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详见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29)张汝芹：《义农会成立及进行之次序》，《中华基督教年鉴》第一期（1914），第129—130页。亦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30)1925年裴义理再次来华，在上海开办工人补习学校。1934年他在安徽和县筹划乡村建设，但因病回到英国。1935年11月15日在美国自杀。他对我国的工业教育亦有很大贡献。抗战时期在甘肃成立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Shandan Bailie School）。裴义理在中国的经历，可参阅前引Vitoria W.Bailie著作，这是目前有关裴义理资料最为详尽的编年史著作，共511页。

(31)J.H.Reisner，“Letter to the Editor”，The Chinese Recorder，Vol.47（February 1916），p.128.

(32)“Famine Preventi on Program”，Bulletin，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University of Nanking，Vol.I，No.9（1924），pp.2－3；Report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1922—1923，pp.4－5.以下简写为CAF Report。金陵大学农林科年度报告，皆见于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编号（Record Group）为11，第195盒，第3368卷，简写为RG11－195－3368.以下同。

(33)John H.Reisner，“The Churchin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1924），p.790.

(34)金柏株：《燕京大学农学系》，《生命》第四卷，四、五册合刊（1924年1月），附录，第1—2页。

(35)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1915—1916，p.44，RG11－195－3368.

(36)CAF Report 1918—1919，p.27.

(37)J.H.Reisner，The Pla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Lower Schools，p.2，RG11－223－3770.

(38)C.K.Edmunds，“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a：A Sugges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II，（April 1920），pp.152，156.

(39)CAF Report，1920—1921，p.4.

(40)J.H.Reisner，The Pla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Lower Schools，1919，RG11－223－3770.p.2.

(41)J.H.Reisner，“The Church and China’s Rural Popul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 1924），p.765.

(42)G.W.Groff，“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 1924），p.778.

(43)C.K.Edmunds，“Agricultural Educationin China：A Sugges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II（April，1920），pp.152，156.

(44)J.H.Reisner，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lture，p.2.RG11－200－3428.

(45)Ibid，p.4.

(46)J.H.Reisner，“Revaluating 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57（April 1926），p.245.

(47)Ibid.

(48)CAF Report，1917—1918，p.8

(49)J.H.Reisner，The Pla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Lower Schools，p.2，RG11－223－3770.

(50)Ibid，pp.3－4.

(51)Ibid，p.4.

(52)John H.Reisner，“Revaluating 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57（April 1926），pp.6－247.

(53)G.W.Groff，“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 1924），pp.779－780.

(54)J.B.Griffing，One of the Least，University of Nanking，Miscellaneous Series，No.5，Feb.1925.RG11－200－3426；郭仁凤著、章之汶译：《一个最小的》，《农林浅说》第五号（1925年4月）。

(55)J.Lossing Buck，“The Building of A Rural Church：Organization and Program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58（July 1927），pp.408－409.(www.daowen.com)

(56)详见Kenyon L.Butterfield，Education and Chinese Agriculture（Shanghai，The China Christi 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922）.

(57)Ibid，p.3.

(58)Ibid，pp.4－8.

(59)Ibid，p.9.

(60)Ibid，p.39.

(61)Ibid，pp.9－10.

(62)Kenyon L.Butterfield，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Rural Lifein China（pamphlet），pp.7－8.

(63)J.H.Reisner，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lture p.3.RG11－200－3428.

(64)J.H.Reisner，“Reforming Farm Life”，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Shanghai，1926），p.314.

(65)CAF Report，1917—1918，p.7；CAF Report，1918—1919，p.19。

(66)J.L.Buck，Agricultural Work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t Nanhsuchow，Anhwei，China（1919）.RG11－200－3042，p.4.

(67)CAF Report，1918—1919，p.18.

(68)E.J.Weekes，“Annual Meeting of the Kwangtung Christi 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II（April，1920），pp.179－180.

(69)CAF Report，1919—1920，p.26.

(70)E.J.Weekes，“Annual Meeting of the Kwangtung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p.180.

(71)C.K.Edmunds，“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a”，Educational Review，Vol.XII，（April1920），p.155.

(72)J.H.Reisner，“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Missionary Interest in Agricultural 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II（Oct 1920），pp.322－323.

(73)C.K.Edmunds，“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a”，p.155.

(74)CAF Report，1918—1919，pp.18－19.

(75)J.H.Reisner，“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Missionary Interest in Agriculture Education”，p.323.

(76)J.H.Reisner，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lture，RG11－200－3428，p.4.

(77)“The Jenshow Industrial School”，The Chinese Recorder，Vol.47（August 1919），pp.572－574.

(78)J.H.Reisner，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Missionary Interest in Agricultural Education，p.320.

(79)J.H.Reisner，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ture，RG11－200－3428，p.4.

(80)Frank Rawlinson，edited，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Shanghai：Oriental Press，1922），pp.323－324.

(81)Ibid，pp.326－328.

(82)Report of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1922—1923，p.19.以下简写为NCC Report。

(83)Heng－chiu Chang，The Rural Church of China Today：A Report of the Special Secretarie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ountry Church and Rural Problems（Shanghai，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1926）.

(84)李则灵：《联合事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三年以来之回顾》，《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期（1925），第93页。

(85)CAF Report，1919—1920，p.22.

(86)NCC Report，1923—1924，p.63.

(87)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Rural Leaders，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University of Nanking，Bulletin No.12.

(88)CAF Report，1917—1918，pp.4－5.

(89)CAF Report，1919—1920，p.23；CAF Report，1920—1921，p.25.

(90)CAF，Nursery Stock and Seed List（1922），pp.34－35.

(91)J.H.Reisner，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p.1.RG11－199－3413.

(92)CAF Report，1917—1918，pp.4－5.

(93)CAF Report，1920—1921，p.24.

(94)CAF Report，1925—1926，pp.13－14.

(95)CAF Report，1922—1923，p.35.

(96)CAF Report，1922—1923，p.41.

(97)CAF Report，1923—1924，p.51.

(98)CAF Report，1923—1924，p.52；CAF Report，1924—1925，p.58

(99)CAF Report，1923—1924，pp.31－32；CAF Report，1924—1925，p.60.

(100)过探先：《金陵大学农林科发展及其贡献》，《金陵光》，十六卷第一期（1927年11月）。

(101)CAF Report，1922—1923，p.41

(102)CAF Report，1924—1925，p.59

(103)CAF Report，1923—1924，p.48

(104)CAF，Special Training Course for Rural Workers，1924—1925，RG11－200－3420，p.1.

(105)CAF，Special Training Course for Rural Workers，1925—1926，RG11，B200，F.3420，p.1.

(106)CAF Report，1925—1926，p.17.

(107)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6页。

(108)CAF Report，1918—1919，p.26.

(109)CAF Report，1917—1918，p.7.

(110)CAF Report，1922—1923，p.40.

(111)Famine Prevention Program，p.10.Bulletin of CAF，Vol.1，No.9.

(112)Famine Prevention Program，p.10.Bulletin of CAF，Vol.1，No.9；JohnH.Reisner，“The Churchin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55（December，1924），pp.791－794；CAF Report，1926—1927，p.14.

(113)J.Lossing Buck，Agricultural Work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t Nanhsuchow，Anhwei，China，RG11－200－3042.

(114)R.A.Torrey，AUnique Agricultural Institute，RG11－199－3416，p.1.

(115)CAF Report，1922—1923，p.14.

(116)CAF Report，1922—1923，p.15.；R.A.Torrey，A Unique Agricultural Institute，p.2.

(117)CAF Report，1925—1926，p.66.

(118)邵仲香：《推广棉籽的故事（上）》，《农林新报》第11年第33期，第1页。

(119)John B.Griffing，“A Christian School with a Rural Message”，The Chinese Recorder Vol.55（December 1924），pp.801－805.

(120)CAF Report，1920—1921，p.22.

(121)CAF Report，1924—1925，p.45.

(122)CAF Report，1925—1926，pp.64－65.

(123)CAF Report，1926—1927，p.55.

(124)CAF Report，1922—1923，p.33.

(125)CAF Report，1925—1926，pp.65－66.

(126)CAF Report，1926—1927，p.56.

(127)CAF Report，1926—1927，p.58.

(128)CAF Report，1926—1927，p.56.

(129)CAF Report，1926—1927，p.59.

(130)CAF Report，1920—1921，p.23.

(131)CAF Report，1925—1926，p.65.

(132)CAF Report，1926—1927，p.56.

(133)CAF Report，1923—1924，p.35.

(134)J.B.Griffing，Report ofThree Years CottonI mprovement Work（1923），RG11－200－3426.

(135)周明懿：《五年来教会之乡村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一期（1929—1930），第131页；徐宝谦：《基督教农村运动》，《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92页；史奇：《在中国农村服务四十年的亨德先生》，《丰年》第七卷第二十四期（1957年12月16日），第18页。

(136)Heng－ch’iu Chang，The Rural Church of China Today（Shanghai，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1925），p.17.

(137)Charles W.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and Village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66－67.

(138)Fu－liang Chang，“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ountry Church”，in his The Christian Country Life Movement（Shanghai，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1930），p.43.

(139)CAF，Special Training Course for Rural Workers，1952—1926，RG11－200－3420，p.1.

(140)J.Lossing Buck，“The Building of A Rural Church：Organization and Program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July 1927），pp.40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