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传教士对教会乡村化的提倡

农林科的成立只是传教士在中国农业传教的开端，要使农业传教方法真正发挥作用，为中国教会所接受，并最终发展成像当时美国正在进行的那样一场乡村生活运动，仅仅靠着两所农科和几十名农业传教士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为数众多的中国教会。但一些教会担心把农业教育引入学校，会使教育变得太职业化、物质化，从而忽视了精神培育。⁽³⁹⁾芮思娄和其他传教士通过对教会现状的反思和批评，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教会乡村化”的主张。此主张虽然在1926年全国基督教农村工作领袖会议上才明确表述，但在此之前，不论它的内涵还是实践活动都已得到充分表达。所谓教会乡村化（Ruralize the Christian Church或Ruralize the Christian Program），就是要求教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运用农业传教方法，使乡村教会成为为农民服务的教会，从而赢得农民的信仰，并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教会，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

农业传教士提出教会乡村化，主要基于下面两个理由：第一，他们强调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基督化乡村，才能基督化中国，因此，传教战略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1919年芮思娄在一篇关于农业教育的文章中，认为教会以往实业工作的失败是由于抓错了重点，实业工作应该从农业做起，应当从更亲近的土地做起。他认为当时的教会教育把85％的农民排除在外是很不明智的；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关键在于这85％的农民，而不是另外15％的城镇人口，“早一点开始帮助他们，就能早一点实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这是我们正在为之工作的目标”；“中国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与农业息息相关，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⁴⁰⁾芮思娄批评教会把最好的人才都送到城市，把教育和医疗都集中在城市，他认为“传教兴趣的钟摆现在应不可抗拒地转向乡村教会”，“城市思想再不能主导传教工作和伟大的中国教会，中国的亿万乡村人口构成了对今日中国教会的最大挑战。我们应该把挑战交给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去承担。整个基督教运动的资源必须更清醒、更明确地集中到乡村人口”。⁽⁴¹⁾而且，在他们看来，农民比城里人更容易接受福音，乡村也是最适合教会自立自治的地方。⁽⁴²⁾

第二，农业传教士强调农业是乡村传教的钥匙，具有和医药、教育同样的价值。芮思娄认为农业也是福音的工具，和医药作为福音工具一样有效。晏文士在1920年就明确提出，“农业在中国的机会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教会利用农业这把钥匙如同医药一样正确、有效”；“农业工作作为一把传教的钥匙，其价值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能逃避责任”。⁽⁴³⁾芮思娄对教会福音布道以及医院、教育、社会服务卫生等方法提出疑问，“难道这些就足够了吗？这些都是最有效的方法吗？主说，他来了，不仅让信他的人得到生命，而且还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难道上帝所说的生命仅指精神的东西吗？……在一天的祈祷和布道后，主不希望他的听众饿着肚子离开”。⁽⁴⁴⁾因此，他主张教会应当通过服务农民的日常需要来拯救众生，这样“才能吸引耕作土地的乡民，并与之建立示范性的、有益和长期的联系，这对他们愉快地聆听福音大有助益。传扬福音的牧师将被看成朋友，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他都尽力去服务乡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以服务来拯救”；⁽⁴⁵⁾“能帮助农民充分利用上帝的创造物来改良农业，丰富乡村生活，这种服务形式与医药、教育或者教会其他服务形式处于同等地位的时间来得太迟了”。⁽⁴⁶⁾

针对一些教会和牧师认为农业工作太职业化、世俗化而背离宗教精神的看法，农业传教士则从《圣经》找根据，认为《四福音书》“充满乡村气味”，耶稣也是从田间走来的。芮思娄认为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农业生产就是人与上帝的合作：“如果说宗教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农业——耕作土地——也是宗教性的。当我平整土地准备耕作时，上帝显现在土壤中；当我播种时，上帝显现在种子里；当太阳普照大地和作物供给热量时，我知道这是上帝在工作。庄稼生长，土壤给庄稼以养料，上帝给人类以衣食，这都是上帝大爱的显现。种植、培育、收获这一生产过程通常仅被看作是一个经济过程，其实也蕴涵着很伟大的宗教意味，并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⁴⁷⁾在这里，世俗化的农业生产被赋予了宗教的神圣。

在20年代，农业传教士提倡教会乡村化，把重点放在农林教育推广和乡村教会的职能转换上，把崇拜的教会转变成服务乡村的教会。芮思娄从1918年就提倡要把农业教育引入教会中小学，然后通过学校把现代农业方法推广到农民。⁽⁴⁸⁾他认为中小学校应该把农业教育看作教会农业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基督教事业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教会学校应该办出特色，和一般世俗学校相比，应该有些不同之处，或者更好的地方，这样才能说明教会学校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他强烈要求各差会认真考虑他的建议，“我们不仅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作出贡献，毫无疑问，也是为上帝的国作出贡献——这是教会学校和其他差会工作唯一的合理性”。⁽⁴⁹⁾因此，他主张在小学开设自然课和园艺课，高年级开一些关于土壤、作物、灭虫等农业常识的课程，还应根据各地区特点，开设实用农业课程，如养蚕和种植棉花等。在乡村中学，他认为应有更多的时间来教授农业课程，内容不再是小学阶段的种菜养花，而是让学生能种植本地农作物，教授重点放在作物培育、选种等方面。每所中学都应开展示范工作，教员不仅要做学生的示范，也要给当地农民示范。各教会学校应聘请这方面的教员，或者把教员送到金陵大学培训。⁽⁵⁰⁾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但在芮思娄看来，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通过农业教育，我们得到的最大服务机会将是帮助他们获得生活的崭新前景（outlook）——这个前景本质上是农村的——即不仅让农家孩子成为一个更好的农民，而是更完美的人。……我们的贡献不仅这两点，还有第三点，即基督教人格的培育，乡村基督教领袖将会带领这些人摆脱奴役的处境，走进为他们预备的天国”。⁽⁵¹⁾基督教农业教育的传教意味依然很浓厚。

为转变教会职能，芮氏建议所有的乡村工作者、牧师和教师接受专门的农业训练；鼓励所有的乡村牧师和教员从事改进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服务。他还建议教会应仔细研究中国乡村，看有多少人员、机构、资金、设备，包括土地可用于培训基督教乡村工作者。⁽⁵²⁾高鲁甫也主张必须创办一些特别学校，用于训练农业教员和乡村领袖，他们的身份应叫作“乡村教员——布道员”，或者“乡村教员——牧师”。他认为乡村教会应该成为农民与大学推广员聚会的地方，推广学校应与当地教会合作办理。⁽⁵³⁾金陵大学农林科从1917年起就利用自身有利条件，举办各种形式的速成班和暑期班，为教会培训农业人员。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金陵大学和岭南为核心的农业传教士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巡回各传教站演讲，呼吁教会重视农业和乡村传教问题。在提倡教会乡村化的农业传教士中，金陵大学棉花育种专家郭仁凤（J.B.Griffing）别24具一格，写了篇小说，题目叫《一个最小的》，金陵大学用中英文印成小册子，在教会界广为散发。小说讲述了三位不同的传教士如何对农民宣教。第一位传教士采用直接布道的方法，劝说一位饱受灾害、战乱而贫困潦倒的农民去教堂寻求来生的幸福；第二位传教士改用间接布道方法，劝这位农民把儿子送到教会学堂。两种方法对这位农民都不奏效，因为他实在太穷，连一件能穿着去教堂的体面衣服也没有，更没有钱替儿子交学费。第三位传教士与前两位不同，身着蓝衣粗布，身材高大，双手粗糙。他很关心这位农民的生产，看到他家庭院里有一些桑树，就送给他一张无毒蚕种纸，告诉他如何喂养。他还送了改良棉种让他试种。几个月后，他们之间已很熟悉。他告诉这位农民，学校下周就要开学，劝他儿子去上学。农民蚕、棉都有丰收，完全可以供儿子上学。他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半天上学，半天帮父母劳动。他还办了成人夜校，希望这位农民在农闲季节也能去学习平民千字课。农民对这位教会人士的帮助十分感激，就问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是为谁来做？这位传教士说：“我是为主而做，主指使我去帮助缺衣少食的穷苦人。”“那么这位主一定是伟大的好主，我们想认识他。”传教士告诉他星期天去学校仔细谈谈。“那好，我们全家都去。”⁽⁵⁴⁾小说很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农村传教的困境和出路，表明农业传教的方法及其价值。

卜凯（J.L.Buck）在一篇论述中国乡村教会建设的文章中，为乡村教会如何服务乡村开出了长达14项的“药方”，这些药方几乎包括以后乡村建设的全部内容，除了像引进良种、预防作物虫害、牲畜疾病等农业应用知识外，还包括创办信用合作社、平民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美化家庭、修路、社区调查、家政等内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改变教会在过去的单一功能，要通过服务社区来更有效地表达宗教的含义，而不只是读经、做礼拜。⁽⁵⁵⁾

小说《一个最小的》

除了农业传教士提倡、呼吁外，1921—1922年美国农业专家包德斐作为伯顿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成员来华访问，对推动教会乡村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访问之后他发表了《教育与中国农业》的报告。报告书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基督教教育为什么必须包括农业，二是研究了中国乡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三是关于基督教农业教育的建议。⁽⁵⁶⁾当时很多教会反对把农业纳入基督教教育的体系，认为像农业这样大的产业是国家、政府的事，有些教会认为农业教育花费太大，或是认为技术教育不是基督教的功能，还有教会担心会与中国已有的农业教育重复。⁽⁵⁷⁾包德斐对此都作了详细的辩驳。他从乡村人口所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中国社会结构、中国文明的乡村特点、乡村教会的自立、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等方面，一一论证了农业教育对教会的重要性。⁽⁵⁸⁾他指出农业教育不仅是技术实用性的，能满足乡村的各种需要，它也是发展一个真正基督教乡村文明不可缺少的因素。⁽⁵⁹⁾他提出农业工作的口号应是“帮助基督化中国乡村”，“基督化”的含义不仅“包括乡村经济和社会的重建，而且是在最美好的理想——基督教理想——指引下为个人和人类的共同利益”。⁽⁶⁰⁾可以看出包德斐的神学倾向完全是社会福音派的，他认为基督教最终的目标是“在地上建立天国”，而天国是由一个个基督化的本地社区组成的，村庄是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因此，“只有基督化乡村，才会基督化中国”。⁽⁶¹⁾

在中国实现这一计划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领袖，因此包德斐建议培养一种新型牧师，即牧师—农民式：“他可以祷告，是一位救治灵魂的医生，还能教他的人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而且，他还能帮助他们科学种田，发展合作，接受教育。他某些方面类似美国的农田示范者或顾问。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提供出成千上万这样的基督徒，既是牧师又是农民种田的老师。这是很困难的角色，但对中国乡村教会的发展是必需的。”⁽⁶²⁾

1920年芮思娄还在抱怨，“教会利用农业服务传教的观念，还远未在教会行政人员和传教士的思想中扎根”，⁽⁶³⁾但经过农业传教士数年呐喊提倡，到1926年，他感受到中国农业改良的呼声已蔚为风潮，基督徒也为之觉醒，形成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领域，有不少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加入改良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服务行列，如同早期教会进入教育和医药等社会服务行列。⁽⁶⁴⁾(www.daowen.com)

1917年，美国北长老会派传教士卜凯去安徽南宿州传教站专职发展农业工作。同年，美部会任命农业专家林查理（C.H.Riggs）去福建邵武专司农业工作，他俩后来都成了金陵大学农林科的教授。有少部分中国教会开始认识到农业对传教运动的重要性，一些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对教会乡村化作出了积极回应，南直隶福音会从1918年起把农业作为传教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各地的一些个别传教士也尝试开展小型园艺实验，教学生育种、选种等知识，也有一些传教士给金陵大学写信，要求农林科帮助开启农业教育工作。⁽⁶⁵⁾教会开展农业工作时面临最大难题是人手奇缺，卜凯深有体会，“南宿州并非唯一一处缺乏受过训练的农业助手的地方”。⁽⁶⁶⁾因此人才培养、农业教育问题开始成为一些教会讨论的话题。

鲁豫基督教教育会和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在1919年的年度会议都有论文讨论农业工作在教会中小学的地位问题，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差会给予金陵大学农林科更多的人员和设备支持，要求母会派更多的农业传教士，以满足培训农业传教人员的需要。⁽⁶⁷⁾华中基督教教育会的决议要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任命一个农业教育委员会。广东基督教教育会在1920年3月的第八次年度会议上也主要讨论了农业教育问题，并通过如下决议：“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核心是乡村生活，基督教通过乡村学校来帮助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再理想不过”；“不仅要培养学生热爱乡村，投身于乡村问题，而且还要使学校成为农业活动中心，可以举办农业问题演讲，组织农业俱乐部、农业展览，引进好的计划、方法和改良作物，组织农民合作等，这应是乡村学校的永久目标。”⁽⁶⁸⁾他们在这次会上还重点讨论了农林学校委员会的报告。中国教会大学协会下设的农林学校委员会在1919年10月发表了一个报告，认为农业学校花费巨大、专业人员缺乏，教会只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一所完备的农林科，而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工作已经得到政府和农民的承认，加上其良好设备条件和优越地理位置，因此不赞成再在岭南大学发展一所完备的农科。⁽⁶⁹⁾广东教育会对此颇有意见，认为该报告缺乏充分依据，完全没有注意到华中、华北和华南的农业条件和农业问题极不相同，要求即将成立的农业教育委员会重新考虑。⁽⁷⁰⁾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更反对这一报告，他指出岭南大学最突出的就是农科工作，在蚕丝、水果和畜牧等领域对当地有相当贡献。他认为在考虑农业教育问题时，地理条件应是首要因素，建议至少应成立四所农科，另两所分别在济南和成都。⁽⁷¹⁾代表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也通过决议，准备在发展农业教育方面加强合作。⁽⁷²⁾基督教工业与职业教育委员会在1920年也开始重视农业，是因为“农业实际上是中国最杰出的工业，而且还具有教育性、职业性和自助的特征”，认为工业教育应当建立在农业背景之上，应当讲授竹编、木工、泥瓦建筑和打铁等有用的技艺。丝业和棉业也应当在其产区重点讲授。⁽⁷³⁾

不仅基督教教育界开始对农业教育产生兴趣，地方教会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江苏江安（Kiangan）长老会在1919年会议决议中认为农业工作在福音和教会工作中应占有重要地位，理由有三：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比较容易引进初、高级小学，初级农业知识可引进中学和高级小学，可以对乡村人口产生巨大影响；花费较少，可用于福音和教育工作。根据他们几年农业工作的经验，认为目前最有希望的办法是加强金陵大学农林科，以培养更多从事农业的基督徒教师和助手。⁽⁷⁴⁾

美以美会是在中国开展农业计划最早的教会，在1920年2月华中地区大会通过的报告表明了他们对农业传教的理解和兴趣：“通过帮助农民改良谷物、水果、蔬菜、棉花和蚕丝，我们将会赢得他们的信任，通过服务来拯救他们。我们的牧师应知道怎样去把知识带给他们并去帮助他们。”会议还决定“要求每所教会学校都要有一名农业专家，开设农作物、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学等课程。要把这些课程与福音布道的密切关系经常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⁷⁵⁾即使在像芮思娄这样对农业传教提倡最力的人看来，这些决议也有些过于激进。⁽⁷⁶⁾

四川仁寿加拿大卫理公会举办了以农业为主的实业学校，起因是多名初小毕业生由于缺乏学费而无法升入寄宿高小。于是教会在城郊买了5英亩地，以学生为学校耕种这种比较体面的方式为自己挣生活费，因为当时中国对所谓的士阶层亲自下地耕种仍有很深的偏见。据1919年报道，学校有66名学生，其中31名可以靠家庭付费，但没有一个学生拒绝田间劳动。总体效果非常好，这个毕业班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华西教育联合会的52所高小中名列第二。⁽⁷⁷⁾

这些地方教会团体通过的决议和建议虽然大都停留在纸上，但毫无疑问，这表明了他们开始转向重视乡村和农业教育问题。中国教会高层的认识以及两个委员会的成立更能体现这一趋向。1920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议，认为“现在已是我们应把农业纳入教育活动范围的时候了，而且有必要制定合适的计划，参与教会世界运动”。⁽⁷⁸⁾教育会下面专门成立了农业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制定一个全中国的计划，希望通过建立省一级师范培训中心，培训合适的教员，把农业引进教会学校”。与此相应，教育会批准了一个预算为72.8万元的五年计划，用于发展四个农业培训和推广中心。⁽⁷⁹⁾

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强调教会要关心人们的物质福利，关心穷人，把福音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消除贫困。虽然关注重点仍放在城市，但并没有忽略乡村。大会注意到中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靠农业维持生活，认为教会在农村地区应该有所作为。⁽⁸⁰⁾大会号召教会进一步发展农业教育，包括大学和中学两个层次，改良作物、家畜和林业，要求与会人员注意耕作、小块土地、洪水、饥荒、高利贷、储蓄等农村问题，建议调查研究实行德国、丹麦、印度银行信用制度的可能性。⁽⁸¹⁾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代表大部分来华新教团体。协进会第一次大会就把农业问题纳入其社会改良框架，成立了“乡村问题及乡村教会委员会”，很多农业传教士如芮思娄、卜凯等是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确定了两项职责：一是对乡村问题作仔细研究，如乡村经济条件、福音、乡村小学与教会关系、教会会众教育和牧养、农业教育与试验、农业教师学校及乡村医疗问题等；二是调查、收集有关改善中国农民经济、社会和宗教条件的实验资料。⁽⁸²⁾两个农业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对提倡农业教育和农业工作无疑是一个促进。

协进会对乡村教会工作的兴趣也不断升温，到192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协进会派遣干事钟可托到广东、四川、湖北、江西、浙江、山东、直隶的乡村教会进行调查，其后，又派汉口圣公会朱雨亭、华北公理会张横秋去福建、广东、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直隶继续调查研究。历时半年，访问了50个教会，之后出版了《今日中国乡村教会》，这是中国基督教有史以来对乡村教会所作的第一次调查报告。报告考察了乡村贫困、农民无知和痛苦生活的境况，指出教会对福音仍持狭隘的理解，只注重拯救灵魂，而不注重拯救肉体；报告也指出，一些教会领袖理解乡村的困境，但却因为思想的束缚而不能大胆地实施挽救计划，满足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本报告对乡村布道的方法以及如何培植本土化教会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⁸³⁾

1924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农业教育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合作召开农业教育会议，讨论了乡村改良、乡村工作者培训、学校课程等问题。协进会乡村问题及乡村教会委员会在1924年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所有基督教报刊在秋季出版一期有关乡村工作研究专号，要求1925年学生、教员和牧师的暑期会议都要把乡村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在1920年之前的基督教期刊里很难找到讨论乡村问题的文章，到1924年则多了起来，《生命》、《教务杂志》和《中华归主》等都出版了乡村问题专号。教会也出版了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书籍，如中文《乡村教会与本色教会》、《农村运动》，英文《教会与农业实验》、《教会与农民生活》、《农民归主的第一步》等。⁽⁸⁴⁾该委员会还建议各宗派的神学院校设立乡村教会生活科。早在1920年金陵神学院就把农业列为必修课，使乡村工作者无论是布道员还是牧师都接受特别训练，以便更好地为乡村民众服务。⁽⁸⁵⁾1925年协进会要求对乡村的教师和牧师给以特别的培训，乡村学校课程必须乡村化，号召发起乡村工作者志愿运动，希望中学和大学的青年人能够响应乡村教会和学校呼求，发展平民教育等。⁽⁸⁶⁾

《中华归主》月刊

《农林新报》

1926年2月2日至5日，乡村问题与乡村教会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在金陵大学联合召开全国基督教农村领袖会议。虽然临近春节，但到会代表仍然可观，14个省的201位中国代表和16位外国人参加，其中按立牧师29人，布道员84人，教员36人。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是乡村民众的宗教观念及实践，教会乡村化。会议再次强化了“实现中华归主，必须赢得乡村”的认识，必须寻求与城市不同的宣教方法。大会要求，除了医药和教育方法外，乡村教会还应着力改善乡村生活条件，以此作为和农民接触的媒介。与会人员都感到缺乏乡村领袖，目前的乡村牧师、教师都缺乏专门乡村知识，要求教会大学提供合适的农业知识短期培训，所有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师范学校要增加这方面课程；加强乡村基督徒的训练，引导农民放弃“错误”的信仰，教他们读圣经、唱圣歌和祷告，学会做礼拜，学会通过服务社区来表达基督徒的生活，通过为主做见证来传扬基督教；要求平信徒应从一开始就在教会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教会应训练平信徒领袖担当起教会的物质和精神责任，这不仅会解决自立和自治的问题，自传也会有潜力；大会强调，基督徒的生活要用社会服务来表达，因此，一个乡村教会除了灵修功能外，应该联合当地机构研究并满足乡村教育、社会、经济等各种需要。⁽⁸⁷⁾从参加会议代表分布区域之广、与会人员之多、规模之大，可以看出中国教会对农业的兴趣是空前的。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以前乡村工作的一个总结，同时对当时乡村需要和未来工作方向也有了很准确的把握，是基督教乡村工作的一次大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