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差会忽视的乡村和乡村教会

1856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半个世纪中，传教士凭借“传教宽容条款”，迅速走遍了沿海、沿江的开放口岸和内陆主要城市，随后向广袤的乡村发展。经过中外教牧人员半个多世纪的拓荒努力，基督教无论在福音传布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有不少进步。根据1922年中华续行委办会（The China Continuati on Committee）大型调查统计报告，在1907年全国传教士已有3445人，受餐信徒达180000人，而在1920年这两个数字则分别增加到6250人和366000人。⁽¹⁾到20世纪初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音工场，吸引了全世界约四分之一的传教士，是在日本和印度传教士人数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宣教事业在全国地理范围迅速发展的同时，各差会势力亦趋集中，而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有66％的传教士和34％的中国职员集中在人口在50000人以上的城市，而176个这样的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数的6％。⁽²⁾差会驻地和总堂一般来说也都建在较大的中心城市，但全国却只有24％的受餐信徒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0人的城市中，其余都住在远离教堂中心的市镇和乡村地区。根据金陵神学院著名乡村教会专家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在30年代的调查，全国有15000家教会、堂会及聚会所，约有三分之二或更多是在乡村社区（包括市镇），其中大部分又是在农业地区。⁽³⁾

中国籍教牧人员，如果受过高等神学教育，往往会被差会留在大城市的传教站，而在乡村教会工作的牧师，在事工方面能力较强的也很快会被调进城内的教会工作，剩下人员其程度可想而知。1914年，毕来思（P.F.Price）埋怨教会把最好的人才留在大的传教中心（城市），导致乡村布道力量的缺乏，他认为乡村也同城市一样需要优秀的人才。⁽⁴⁾大部分乡村教会在建筑、设备方面也很简陋。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启动的大型调查根本就没有把乡村和乡村教会作为专题列进去。在20年代以前，差会很少考虑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宣教力量的分配上，差会显然也没有考虑乡村教会对“中华归主”的重要性。

在20世纪初期，由于社会福音神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基督教会的宣教政策也开始向社会和经济方面倾斜，举办很多社会服务事业。1915年《中国差会年鉴》的一篇文章集中展示了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业的规模。该文根据1913年的统计，全国共有教会医院265家，有435名外国医生和112名护士，每年诊治病人达225万人次；大中小学校4800所，有外国职员944人，中国职员6436人，有14万学生，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13.5％；7家麻疯病院，13所盲人学校，39家孤儿院和戒毒所等。还有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博物馆、讲演厅等等。⁽⁵⁾医药和教育是来华传教士最早用于传教的两种方法，也是教会财力与人力增长最快的，因此成为基督教在华规模最大的两项社会事业，除了部分小学和医院设在市镇和乡村，大部分医院和中等以上学校都建在城市，男女青年会所举办的各种社会服务事业也都针对城市的需要。1914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与社会服务”会议，在中华续行委办会的要求下专门成立了“基督教社会服务委员会”，其工作计划包括儿童福利、平民教育、公共卫生、社区福利、城市状况调查五项，基本上也是以城市平民为服务对象的。⁽⁶⁾这篇文章在谈到教会在乡村地区的社会服务时，只提到浙江金华教会在乡村为农民基督徒办的夜校，每周一次《平民六百字》课程。教会在乡村成效比较显著的工作是赈灾。每次大的水灾、旱灾和饥馑之后，教会团体一般都本着博爱之心努力办理赈灾，教会也因此赢得不少信徒，扩大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但除此之外，教会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民生的关注，教会的工作重心显然还是福音方面。

可以说，在20年代以前，乡村、农民和乡村教会被差会、教会忽视了。或者说，并没有像以后的教会领袖一样，意识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对传教运动的重要性。难道教会不了解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实际状况吗？非也。只要浏览一下191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传教士写下的大量关于乡村的笔记或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走马观花还是实地考察，他们都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85％的人口生活在乡村里，绝大部分靠种地为生。在他们笔下，每个村庄就是一个或几个大家庭，每家都有至少5个孩子；农民每年除了要遭受旱、水、虫等自然灾害外，还要遭受盗匪、军队的祸害，终年所得不及温饱；由于农业耕作技术落后，种子老化，产量无法提高；农民大多愚昧迷信，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乡村卫生和医疗条件极差，经常爆发流行性疾病，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⁷⁾

面对中国乡村的穷、弱、病、愚，在19世纪也确曾有个别差会和传教士想到要做一些实际工作来改善乡村生活，通过乡村服务来赢得农民信任。广东基督教团体最早认识到乡村服务的重要性，1893年在广东省基督教会议上成立了“农民协会委员会”，准备从欧洲邀请农学教授在教会内培训农业人才，但后来并无进展。⁽⁸⁾一些传教士曾尝试将外国作物引进到中国，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两位在山东的传教士。一位是倪维思牧师（John L.Nevis），1871年来到芝罘（今烟台）后，在毓璜顶开辟果园，从美国引进苹果、梨、葡萄等果树，同时还与中国果树嫁接成新品种，著名的“烟台香蕉苹果”就是与美国品种嫁接的产物。倪氏还建立示范农场，每年将培育的新品种免费送给附近农民，以此得到农民的好感。⁽⁹⁾梅理士牧师（Charles R.Mills）1890年从上海得到4升美国大花生良种，在胶东一带试种成功，又经过数年推广，后来成为山东近代主要出口经济作物。⁽¹⁰⁾但这些活动主要还是出于他们个人偶尔的兴趣，在1910年之前很少引起其他传教士的注意，更没有作为一种新的传教方法在教会中提倡推广。(www.daowen.com)

究竟是什么原因遮蔽了传教士和教会团体的视野，以至于他们把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放在人口占比例很小的城市，而忽略了绝大多数乡村人们的需要呢？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传教战略方面，如前面已提到的，因为城市最早向传教士开放，加上交通便利、人口密集、资源丰富，比偏僻乡村容易开展布道工作，逐渐形成了来华差会重城市轻乡村的传教战略。在1865年，无论新来的还是早来的差会，无不都把沿海省份和沿长江的城市作为努力的目标。在内陆乡村传教而著名的内地会，早期也是先在城市发展，在1875年才到达乡村。⁽¹¹⁾在19世纪晚期，一批具有中产阶级意识的传教士如路思义（Henry Luce）等来华后，批评原先从底层做起的乡村战略是缓慢的、本土化的、落后的，而他们的目的则是要通过培育一个中产阶级作为领导，建造一个现代的、进步的中国。这种被美国学者Irwin Hyatt称之为“资产阶级精英”模式的传教战略，领导着20世纪早期追求社会进步的社会福音派传教士远离了乡村。⁽¹²⁾在他们眼里，新中国就在城市里，这也是为什么近代基督教的社会事业大都办在城市的原因。

支持城市战略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多数传教士认为城市对周边乡村的思想和生活影响很大，福音因此可以推广到邻近的村庄。⁽¹³⁾而后来社会学家的研究证实，即使离大城市很近的村庄，所受影响也很小。⁽¹⁴⁾城市战略造就了传教士的思维定势，难怪后来的传教士批评他们“把80％的工作放在仅占20％人口的城市里，即便如此，教会在乡村所推广的计划、准备的材料及领袖人物都显示出其城市思维模式，阻碍了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无用”。⁽¹⁵⁾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有传教方法的局限性。乡村的传道事工除了少量使用医疗、教人识字等手段辅助外，一般都是由住堂牧师直接布道，或是单个人或是一群人组成的游行布道队，周游列村，“每于秋后农隙时，偕长幼布道士数十人，以一柴车或马车负载衣物，共赴约定之地，成群结队，说教于附近诸村，并有妇女布道士偕往，亲入住户之家，口讲指画，津津乐道”。⁽¹⁶⁾1914年召开的一次专门讨论乡村传教的会议，大部分传教士强调的还是如何扩大布道，如何提高传教的效果，对改善乡村贫困生活没有特别关怀。⁽¹⁷⁾利用西方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改进中国农业的落后状态，满足农民基本的温饱需要，作为一种传教新方法却迟迟没人去尝试。大部分传教团体认为改良农业不是基督教的责任，他们所传布的应该是福音而不是农业技术。⁽¹⁸⁾在1924年对乡村教会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有少部分教会也想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但他们囿于以往所受的训练往往不足以胜任。⁽¹⁹⁾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教会在传教方面缺乏创新，以至于出现“乡村教会照搬城市教会，城市教会又照搬西方教会”千篇一律的弊病。⁽²⁰⁾这种状况在基督教农业高等教育建立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