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农业传教运动

在美国兴起的社会福音神学思潮以及社会服务，是基督教会针对美国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所做的回应。但社会福音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也影响到美国乡村的传教运动，最终促成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农业传教运动，中国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也由此发端，并自始至终受其影响。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必须了解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所谓“农业传教”（Agricultural Mission），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也多被称为“乡村传教”（Rural Mission），只是“乡村”比“农业”含义更广，但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区别。按照当时研究世界农业传教运动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山东的农业传教士贾尔森（ArthurL.Carson）的说法，农业传教是指在基督教会资助的范围进行内容广泛的农业和乡村服务活动。⁽³⁴⁾至于农业传教士，贾尔森认为从事与农业和乡村服务工作相关的传教士，都可以称作农业传教士，不一定具有农学专业学位。⁽³⁵⁾另一位美国乡村教会专家费尔顿定义为“他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一方面从技术上帮助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提供指导，使之过着更丰盛的生活”。⁽³⁶⁾美国著名农学家、也是推动农业传教运动的领袖包德斐（Kenyon L.Butterfield），曾把农业传教士细分为四类：一类是做研究员和教师的科学家，主要为当地培训人才；一类是能为当地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农业专家；一类是受过社会科学训练、并能将之用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工程师；还有一类是专门训练乡村牧师和教师的专家，此种训练特别强调多才多艺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很窄领域的专家。⁽³⁷⁾前两类传教士大都接受过农业学科的专门训练，并全职投入乡村工作中，但这样的传教士实际上并不多，很多传教士只是部分时间从事乡村工作。据统计，在1930年左右，全世界有将近29000名传教士，全职从事乡村工作的传教士也不超过100人。⁽³⁸⁾在中国，也一直都是很少一部分传教士投入乡村建设工作，具体的数目很难统计准确，但不会超过传教士总数的10％。⁽³⁹⁾本书所指“农业传教士”，范围较广，指所有从事与乡村工作相关的传教士，包括全职或兼职。

人们通常把英国的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作为农业传教史上的先驱。1793年他从英格兰来到印度，看到印度的农业和园艺技术非常落后，人们连每日温饱也难以保证。第二年他给儿子的信中说：“每年给我寄一些最好的蔬菜和果树种子，还要送给我一些镰刀、犁等农具。”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凯瑞在他的苗圃里引进英格兰的果树、蔬菜、谷物，从其他国家引进马铃薯、草莓等各种作物果蔬。1820年他组织了印度农艺学会，当时世界上只有苏格兰和意大利有此类组织。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农艺学会还是英国皇家农业学会的先驱。凯瑞在印度的传教生涯里具有三重身份：一是传道人，二是教师、作家和翻译者，三是农学家。⁽⁴⁰⁾另一位倾心于农业的传教士是司德沃（David Stewart），他在南非创办了Lovedale学校，用农业科学知识培训当地人，使这一地区完全换了一幅气象。⁽⁴¹⁾凯瑞和司德沃是早期传教士中对农业感兴趣的两个典型，虽然都没受过专门训练，但却是后来在教会历史上惯称“农业传教士”的先驱。

早期农业传教的先驱们处境都很艰难，一方面他们很难赢得其他传教士的理解和同情，同行们大多坚持“拯救灵魂而不是耕种土地”；另一方面，当地贫困农民对他们的善举一开始也不是很欢迎，而且这些传教士大多不是差会有意派遣去从事农业工作的，而是当地农民的痛苦和饥饿逼迫他们给予力所能及的救济。1876年，曾任美国麻州农学院院长的克拉克博士（W.S.Clark）去日本札幌创办了帝国农林科，他在同一间教室里既讲基督教伦理学，又讲农业，但人们仍把他称作教育传教士而非农业传教士，农业教育只是教育传教的一个副产品。⁽⁴²⁾但这一状况到凯瑞在印度开创农业工作一个世纪之后，终于起了变化，在农学院受过训练的传教士开始由差会有意识地派到世界各地服务。

威廉·贝尔（William C.Bell）是第一位进入外国传教的农学大学生传教士，1897年他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作为瑞士“爱好非洲联盟”的传教士被派到非洲。几年以后，贝尔夫妇成为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而且直接从事农业工作。他特别注意提高作物产量、改良种子、家畜、轮作制度、灌溉等问题，更新了非洲人惯用的犁。1902年，公理会又派出一名农业专家奈特（J.B.Knight）和一名工程师邱吉尔（Carroll Churchill）到印度。他们建议在印度的差会修改课程内容，适应当地条件和实际需要，使学生能够学习农事操作，并要求招收女学生。⁽⁴³⁾

1907年是农业传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它标志着基督教差会的农业传教工作正式有计划地启动。这一年，美国长老会派出了第一位到南美洲的农业传教士Benjamin H.Hunnicutt，他在巴西的Lavras创办了一所农业学校；同年，美以美会也派出了它的第一位农业传教士H.Erne Taylor去了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OldUmtali；同年，高鲁甫（George Weidman Groff）被教会派到中国广州岭南学堂（后来的岭南大学）任教，这是来华的第一位农业传教士。⁽⁴⁴⁾越来越多的差会认识到农业对传教地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在选派传教士方面有意识加强了农学方面的培训。

在20世纪农业传教运动中，美国差会无论在人才、资源还是在知识经验方面，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农业传教工作影响甚巨。美国教会界在20世纪初期开始转向农业传教，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福音思潮的兴起，把基督教原则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基督化社会”成为教会追求的目标。社会服务一开始主要是在城市，随后这种服务慢慢扩展到乡村；另一个原因是教会界也开始反思教会（尤其是乡村教会）在乡村社会的作用。这其中以包德斐博士的影响最大。

包德斐，1868年生于密西根州的Lapeer，1891年农学院毕业后从事农业工作，后又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03—1928年，他先后任三家农学院院长，1908年在罗斯福乡村生活委员会任职，1919年他组织了美国乡村生活协会，1920年帮助组织并担任世界农业协会第一任主席。他作为美国著名的农业推广专家，为推动美国农业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美国农业之父”。他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密切，1921—1922年曾作为伯顿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Burton Commission on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成员来华，专门考察农业教育，曾撰写《教育与中国农业》（1922），后于1930—1931年再次来华，推广他的乡村建设理念。

包德斐作为一名平信徒，对美国教会最大的影响就是推动教会参与乡村生活建设。1900年以后，他多次在神学院、教会演讲，提醒教会注意美国农业存在的问题以及乡村教会面临的危机，1911年他出版了《乡村教会与乡村问题》。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对美国农业及乡村教会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方法。他认为美国19世纪的农业是个体性的，粗放的，甚至是掠夺性的，而到了20世纪，它将成为精耕细作、以科学为基础、以合作替代个体讨价还价的新农业；但是，美国的乡村教会，除个别地方，还没有对新式农业和乡村生活所造就的精神力量作出回应，也没有对把乡村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社会观点作出回应；他认为没有农业的长久繁荣，乡村教会也不会振兴；教会对解决这些乡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教会不仅是宗教生活的管理者，也应在这场运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⁴⁵⁾他提出从五个方面来着手解决乡村问题，即社会化、教育、农业组织、宗教理想主义、力量联合。他把理想主义界定为“神国”（Kingdom of God），或称之为“一个新的乡村文明”，或简单称之为“乡村进步”或“改进社区”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他认为所有的机构都应联合起来，发起一场真正的“为乡村进步的运动”——在每一个社区、县、州，甚至全国范围内。⁽⁴⁶⁾在这场运动中，乡村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在宗教动机的启示和指引下，帮助乡村人民把这些理想融于个人与家庭生活中，融于农业生产和政治发展及所有的社会关系中。⁽⁴⁷⁾为此，他建议教会和神学院必须加强乡村教会问题的研究，神学院、教会应和农林科一道合作培训乡村教会人才。乡村牧师不仅需要知道医治灵魂，还应当成为当地社区领袖；牧师应当得到特别训练，如农业耕作的技术、制奶、水果栽培、农场管理、农业教育等。⁽⁴⁸⁾

为推动包德斐提议的乡村运动，1915年12月8—10日，美国教会联合委员会下属的“教会与乡村生活委员会”在俄亥俄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教会领导人会议，讨论在现代条件下乡村教会和乡村生活中的新问题，讨论如何加强教会的乡村工作，如何加强教会间的合作，明确了乡村教会的功能，制定了包括布道、教育、社区服务及牧师培训等项目的详细工作计划。⁽⁴⁹⁾这次大会以后，美国乡村生活运动在全国开始兴起，农业传教士作为一类新型的传道群体也已经形成，他们不仅活跃于国内，也开始被大量派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1920年1月19日，美国长老会教会与乡村生活部主任威尔逊（Warren Wilson）在纽约倡议成立了农业传教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e Missions），成员包括美国和海外的一小批对农业有兴趣的传教士。农业传教国际联合会自成立后，就开展了很多关于各国农业和农业工作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个工作经验和信息交流中心。该组织每年年会都能聚集各差会的数百名乡村行政人员，以及正在休假的农业传教士。联合会虽然总部设在美国，但通过它的会员和副干事可到达亚洲、非洲和南美的每一个角落，推动了各国基督教乡村工作的开展。⁽⁵⁰⁾

当时农业传教并没有得到教会当局的重视，通常仅被看作是一种业余爱好。但通过联合会八年的努力，一些教会慢慢开始认识到农业传教的巨大价值，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也开始予以支持。作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和青年会世界协会总干事的穆德博士，1928年与在印度的三十八名农业传教士集会，号召教会发起一场世界性的乡村运动。因此，在同年3月24日至4月8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农村问题成为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代表都是来自亚洲、非洲的后起教会，而这些地区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农民。包德斐亲自为这次大会准备了有关农村问题的报告。耶路撒冷大会发表的宣言强调了“人是一个整体，他的灵性生活植根于他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宣教事业应当有较广的范围，借以服务人生的各个方面”。⁽⁵¹⁾这个充满社会福音性质的宣言得到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成为大会各项决议的精神内核，也是这次会议讨论教会乡村工作的起点，因而被乡村工作者广泛引用。

耶路撒冷大会特别安排包德斐作了“基督教与乡村文明”的演讲，对乡村事业的意义、指导原则、方法和手段等都作了阐述。他指出村庄和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头等重要的，乡村文明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基督化，这些本地组织的人民以基督教的精神来工作和生活，基督化乡村，“不能单靠劝东一个西一个的个人归主，也不是在社区里建个教会就可以的，除非教会努力使整个社区过着基督化的生活”。⁽⁵²⁾其他一些农业专家分别就教会与乡村生活关系问题、改进教会农业计划等作了报告。这次大会关于乡村工作的讨论取得了很多成效，明确了教会对乡村建设的责任，认为基督教应对此作出特别的贡献，即“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乡村工作都是传教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导建设一个乡村文明，基督是其核心……使乡村人民朝着有理性、有文化、高效率的方向发展，组织并领导他们，使他们分享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解放”。⁽⁵³⁾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乡村工作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各地教会正式承认，大会提出的“建造基督教的乡村文明”也成为世界各地基督教乡村工作的哲学。

为进一步推动农业传教运动，1930年11月，农业传教基金会（Agricultural Missions Foundation）在纽约成立。通过定期出版的通讯，基金会为世界各地的乡村服务提供讯息，并为传教士提供培训支持。曾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长的芮思娄（John H.Reisner）担任基金会干事。同年，由美国七个宗派差会组成“海外布道调查团”赴亚洲进行传教事业的调查和评估，其中一项是关于农业传教与乡村工作问题，由泰勒（H.C.Taylor）专门负责，以此来推动各地教会的乡村工作。

从20世纪20年代起，农业传教不仅在非基督教地区得到重视，反过来对美国本土的乡村运动也有很大促进。根据蒙根森的研究，美国乡村教会运动在1920和1930年达到顶峰。据他统计，有关美国乡村教会的五十八本著作中，有二十七本是在1924—1931年出版的，1925—1926年是最丰富的年份。⁽⁵⁴⁾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就是由包德斐撰写的《乡村教会与乡村问题》。德儒大学（Drew University）在1931年成立乡村教会科，费尔顿曾担任科长，该科成为美国乡村教会工作的先锋。美国作为世界农业传教运动的起源地和农业传教士的主要输出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影响甚大，这在本书后面几章都可以看到。简单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乡村工作的理念以及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才两个方面。包德斐的影响主要是在“乡村牧区”的理念方面（详见第三章），费尔顿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教，指导中国的乡村教会推广计划（详见第五章）。美国来华农业传教士创办了中国两所重要的农学院（岭南和金陵），为中国的农业和乡村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世界农业传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所必须注意的另一个背景。

【注释】

(1)就笔者目前所见，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专门研究还很薄弱。主要研究有姚西伊：《社会福音神学与基督新教在华传教事业》，载王忠欣主编《基督教与中国：历史、神学与对话》，加拿大恩福协会编印，1999年，第55—76页。孙尚扬、刘宗坤：《基督教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83页。

(2)Jun Xing，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6），p.31.

(3)详见Charles Howard Hopkins，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1865—191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0），p.3.

(4)Paul A.Carter，The Declineand Revival of the Social Gospel：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Churches 1920—194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4），pp.10－11.

(5)Walter Rauschenbusch，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New York，Abingdon Press，1917），pp.5－6.饶申布什的重要著作还包括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risis（1907）；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1912）；The Social Principle of Jesus（1916）等。

(6)Jun Xing，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6），p.32.

(7)Charles Howard Hopkins，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1865—191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0），p.221；Walter Rauschenbusch，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xL.Stackhouse，The Rightness of the Kingdom（Nashville and New York，Abingdon Press，1968），p.110.

(8)Walter Rauschenbusch，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pp.142－145.

(9)Ibid.，p.165.

(10)饶申布什曾在德国受教育，研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11)Charles Howard Hopkins，ibid.，p.3.关于美国社会福音派的研究，还可参考Robert T.Handy，ed.，The Social Gospelin America，1870—192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Ronald C.White and C.Howard Hopkins，The Social Gospel，Religion and Reformin Changing America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76）；PaulT.Phillips，A Kingdom on Earth：Anglo－American Social Christianity，1880—1940（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12)JamesS.Dannis，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A Soci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7），Vol.1，p.452.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13)Bob Whyte，Unfinished Encounter：Chinaand Christianity（London，Fount Paperbacks，1988），pp.143－144.

(14)Clifton J.Philips，“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1886—1920，”in John K.Fairbankedit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in Chinaand American（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1974），p.105.

(15)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年，第90页。

(16)戴伟良：《艾迪播道始末记》，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订：《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1915，台湾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983年重印版），第119—128页；前引《中华归主》（上册），第92页。

(17)关于中国青年会的研究，可参Shirley Garret，Social Reform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Wenjun Xing，Social Gospel，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Sidney Gamble and Princetonin Peking（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92）；Jun Xing，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6）；最近的研究有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18)H.K.Wright，“The Social Message and Christian Missions”，The Chinese Recorder，Vol.43（March，1912），p.150.

(19)Sherwood Eddy，“The Social Gospel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54（February 1923），pp.81－82.见前引姚西伊：《社会福音神学与基督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第57—59页。(www.daowen.com)

(20)H.K.Wright，“The Social Messageand Christian Missions”，The Chinese Recorder，Vol.43（March，1912），p.149.

(21)John Stewart Burgess，“Pekingasa Field for Social Service”，The Chinese Recorder，Vol.45（April 1914），p.226.

(22)Herbert Cressy，“The Practical Value of Social Service as part of a Missionary Program”，The Chinese Recorder，Vol.47（March 1916），pp.207－208.

(23)D.H.Kulp，“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 Proganda”，The Chinese Recorder，Vol.46（September 1915），p.150.

(24)John Stewart Burgess，“The Church as a Center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of Inspiration for Social Walfare”，The Chinese Recorder，Vol.46（September 1915），p.555.

(25)Ibid.，p.560.

(26)Stanley Lautenschlager，“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Rural 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XI，No.1，January 1929），p.13.

(27)前引《中华归主》，第104页。

(28)T.C.Chao，“Can Christianity be the Basi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53（May 1922），pp.312，315.

(29)《全国基督教大会报告书》，上海，1922年，引自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第564—565页。

(30)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年，第402页。

(3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第71页。

(32)详见梁家麟：《吴耀宗三论》，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

(33)谢扶雅：《基督教对于今日中国底使命》，引自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516页。

(34)ArthurL.Carson，Agricultural Missions：A Study Based Uponthe Experience of 236 Missionaries and Other Rural Workers（A thesis was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Graduate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1931），p.1.

(35)上引Arthur L.Carson，p.7.

(36)Ralph A.Felton，That Man May Plow in Hope（New York，Agricultural Missions，Inc.，no date）.

(37)Kenyon L.Butterfield etc.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Relation to Rural Problem，The Jerusalem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Vol.Ⅵ.（New Yorkand London，1928），pp.15－16.

(38)Benjamin H.Hunnicutt and William Watkins Reid，The Story of Agriculture Missions（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1931），p.18.

(39)William James Megginson III，The Rural Work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911—1937（Masterthesi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68），p.3.

(40)Benjamin H.Hunnicutt and William Watkins Reid，The Story of Agriculture Missions（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1931），p.12；J.Benton Rhoades，Agricultural Missions Today and Yesterday，（apamphlet，1975），p.1；Ralph A.Felton，Hope Rises from the Land（Friend Press，Inc.，1955），p.7.

(41)Benjamin H.Hunnicutt and William Watkins Reid，pp.14－15.

(42)Ibid，p.16.

(43)Ibid.，p.17.

(44)Benjamin H.Hunnicutt and William Watkins Reid，p.18.

(45)Kenyon L.Butterfield，The Country Church and the Rural Problem（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1），Preface，v－vii.

(46)Ibid，p.65.

(47)Ibid，p.75.

(48)Ibid，p.93.

(49)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可参阅Paul L.Vogtedited，The Church and Country Life（New York，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1916）.

(50)Benjamin H.Hunnicutt and William Watkins Reid，The Story of Agriculture Missions（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1931），p.158.

(51)徐宝谦等译：《宣教事业平议》，商务印书馆，1933，第56页，文字略有改动，原文见The Jerusalem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28.

(52)Kenyon L.Butterfieldetc.“The Christian Missionin Relation to Rural Problem”，The Jerusalem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Vol.Ⅵ.（New York and London，1928），pp.9－10.

(53)The World Mission of Christianity：Meesageand Recommendations（Internatioal Missionary Council，1928），p.55；E.C.Lobenstine，“Make Christian Cooperation MoreBold and Comprehensiv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January 1934），p.38.

(54)William James Megginson III，The Rural Work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911—1937（George Washingt on University，Master thesis，1968），p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