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福音神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社会福音作为一种新兴的自由派神学思潮，不仅影响着美国国内教会的发展趋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海外传教运动。1897年，神学家丹尼斯发表了长达三卷的作品《基督教传教事业与社会进步：海外传教运动的社会学研究》，把宣教事业从“地狱的魔爪中抢救外邦人”，转变到把宣传当作一项人道主义事业，提出传教运动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即消除传统社会的罪恶和传播西方社会的新理想，他号召传教士应“通过改造社会的机构使自己成为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¹²⁾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也正是美国大量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时代，特别是1888年开始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地极”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富有宗教热情的大学毕业生，其中很多人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福音神学的影响。具有自由和社会福音神学倾向的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就曾号召，“那些已经通过多年学习准备好的青年男女，应当领会并运用基督教的社会功能”。⁽¹³⁾从1886到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海外传教，其中就有2524名来到中国。⁽¹⁴⁾1907年以后，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人数超过了英国，⁽¹⁵⁾社会福音神学思潮也被这些传教士带到中国。

美国两位著名布道家在20世纪初先后来华，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福音神学在中国教会界的传播。世界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创办人穆德（John.R.Mott）就是一位社会福音的倡导者。1907年穆德曾来华布道，1912—1913年他又和另一位有影响的布道家艾迪（Sherwood Eddy）一起来华作布道旅行。1914年9月—12月，艾迪第二次来华布道，赴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等十二个城市。他们的布道讲演充满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艾迪的讲题有“中国的前途”、“国家败亡之因果”、“中国的缺点”、“基督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等，听众极为踊跃，累计达12万人次之多。穆德、艾迪在各地举办的布道大会，不仅受到学界的欢迎，政界也给予高度评价。⁽¹⁶⁾穆德和艾迪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尤其深远，青年会成为在近代中国提倡社会服务、社会重建最力的基督教团体，它的领袖以及各项事工最能体现社会福音神学思潮的影响。⁽¹⁷⁾

在20世纪最初二十年，社会福音神学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日渐扩大，部分传教士和中国教牧人员开始用社会福音的眼光来重新检讨以往的传教事业，他们的神学倾向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传教目标和方法逐渐产生，并形成了在中国的社会福音派。社会福音派和传统传教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只为拯救个人灵魂，而忽视人所生存的社会，而前者则是既要拯救个人，也要拯救社会，“我们要这样做，一方面要通过传福音，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改革的实际工作”。⁽¹⁸⁾这种“整全的拯救观”不主张把人的内在灵性生活与外在物质生活、个人与社会截然分开，就像艾迪在《中国的社会福音》一文中所讲：“我们必须拯救人生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关系。……教会不应该放弃参与各个领域中道德问题的权利。”⁽¹⁹⁾

在华的社会福音派传教士对神国的理解也继承了美国社会福音派的观念，主张神国不再是不可企及的奇迹，而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改造，把神国建在地上，使当今的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传教士H.K.Wright在1912年的文章中直接引用饶申布什的话：“神国是一个社会概念，包含着人类整个的社会生活。它不是拯救人类个体，而是拯救社会机制，不是把个人带进天堂，而是让地上的生活和天堂完全和谐。”⁽²⁰⁾

这种宽泛的拯救观和神国观使以往传教士从单靠口头和文字布道的工作，转移到把基督教教义应用到社会生活，通过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造来实践福音的目的，从而大大拓展了传教事业的广度。从19世纪后期开始，教会教育、医疗事业最先得到重视和发展，并开始走向专业化的进程，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基督教事业最有成就的一部分。社会服务在19世纪仅仅是作为传福音的助手，但到20世纪初，它得到教会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福音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在基督教期刊中出现了很多提倡、讨论基督教社会服务的言论，这些言论大都集中在教会界最有影响的期刊《教务杂志》上。1915年9月《教务杂志》出版了“社会服务”专号，讨论了社会服务的定义、神学基础、内容以及意义。在北京青年会任职的步济时（John Burgess）对社会服务作出如下定义：“为社会下层完成耶稣基督所要求实现的每件事情，包括为无所依靠者、残障者和罪犯等贫困和被社会抛弃的人群。既包括对这些人的救济，也包括为改善条件和预防各类痛苦的发生的所有努力。我们也要做道德以及社会的改良工作，来改变有害的习俗和习惯，消除无知，创建有益、健康的娱乐，纯洁、互助的人际关系。”⁽²¹⁾在社会福音派看来，“社会服务是基督教精神的现代表达，是福音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服务的理想是实现神国，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要用现代生活的词汇来解释神国”；“它使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交汇在一起，是实现民族新生的实用方法，只有社会服务才能生长出基督教精神。社会工作是福音的一部分，是实现神国的工作”。⁽²²⁾在保守派看来只具有世俗价值的社会服务，却被社会福音派赋予了很强的宗教色彩，成为连接宗教信仰与社会的桥梁。而且，社会福音派认为社会服务也是吸引中国人入教的有效手段，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很爱实际的民族，看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言语”，因此，那些“学校、医院和教会里的社区中心等很有效地宣传了基督教，它们都是很好的布道”。⁽²³⁾

社会福音派虽然承认教会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传播福音，但他们认为教会必须从自我封闭的状态走向对外面社会的开放，其功能也要从单纯的劝人悔改和牧养信徒，转变成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并要成为当地社区各种活动的中心。步济时曾发表了题为《教会作为宗教文化与社会福利精神源泉的中心》一文，深入探讨了教会如何从单纯宣讲拯救福音的机构，转变成为“所有社区活动的社会中心”。⁽²⁴⁾他认为教会应当和当地的官僚、士绅、商人、知识分子等阶层密切合作，共商社区福利大计，以期对社会生活发生更大的影响。⁽²⁵⁾更有激进的传教士把教会说成“不过是改良中国的一个仆役罢了”。⁽²⁶⁾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教务杂志》主编乐灵生（Frank J.Rawlinson）在1920年初已观察到教会宣传福音的方式有了改变：“由单一的直接宣传变为包括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都用作宣传素材。今后十年中，在中国人民实际生活中贯彻基督精神将是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二十年前是集中宣讲福音时代的结束。如今在各大城市中正在开展各式各样的传教活动。……由神学课程的论题中可，以看到，教牧人员的社会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基督徒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问题上，更加关心国家大事。”⁽²⁷⁾

社会福音神学不仅拓展了教会的社会服务事业，也为中国基督徒寻求社会重建之路提供了理论资源，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赵紫宸。他在1922年的一篇题为《基督教能够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基础吗？》的文章里说：“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教的任务不仅是要拯救个人，同时也要拯救个人所生存的社会。由于社会迫切的需要和神国的观念，他们认为社会重建与个人拯救是同样必须的。如果基督教在中国不能像在西方那样成为社会重建的基础，那它就算失败了”；“即便基督教不以社会整体的重建为目的，它也必须通过使信徒的环境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完成个体救赎的任务”。⁽²⁸⁾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发表的宣言中也明确提出，要用基督教的教训使“社会重生”，“吾们觉得社会的重生，是今日中国急不待缓的呼求；也觉得吾们若要有社会的重生，吾们必须应用基督教的教训”；“吾们恳请教会，设法使全部教会教友，都做社会服务的工夫。都能凭借基督教灵感的能力，使家庭、经济、政治、教育、实业、商务，概括些说，社会上种种生活，都得重生”。⁽²⁹⁾这也就是教会以后经常强调的“基督化社会”（Christianize the whole society）的含义。

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多事之秋，满清覆灭，民国肇建，但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和平和经济上的改善，随后是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国面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承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困局，提出了他们特有的“中国问题”，即基督教能否为中国的问题找出答案？社会福音神学为他们寻求答案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在“五四”前后，服膺社会福音神学思想的基督徒提出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开始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基督教救国主义”。香港邢福增博士把这些救国主义分为三种模式，即人格救国、社会改革和革命救国，⁽³⁰⁾邢军（音译Xing Jun）把基督教青年会细分为三个阵营，即完全与世俗政权打成一片的右翼；主张武力抗日救国并通过社会革命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的——在尘世建设理想的左翼；还有力图与政府提倡的各项运动保持距离，以避免与不得人心的政府结成正式联盟的主流派。不论如何划分，在信奉社会福音神学的基督徒中，以他们开出的救国方案而论，确有“激进”与“温和”之分。余日章等人的人格救国论、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包括赵紫宸的心理建设等都属于比较温和的社会福音，主张点滴的社会改良和改革模式。而吴雷川和吴耀宗等人则赋予社会福音以强烈的时代性，吴雷川主张改造社会要“从根本上入手，改善经济的制度”，甚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³¹⁾吴耀宗也曾服膺过人格救国和心理建设，但在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转向了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³²⁾谢扶雅在1935年谈到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即“促成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精神革命”。⁽³³⁾从基督化人格到社会服务、社会改革，再到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社会福音构成了中国近代基督教运动的重要内容，直到今天它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社会福音神学思潮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的发生，它也不能完全解释乡建运动的历史进程，但却是我们理解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前提，它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神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