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敬奉诸神的伟大母亲和她爱人或儿子是很普遍的。许多碑铭证明这两个神分别地或共同地享受神的荣誉。不仅在意大利或特别在罗马，而且许多地区，尤其在非洲、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保加利亚，也都如此。对他们的敬奉一直到君士坦丁建立了基督教以后，西马秋斯记载了为伟大母亲所举行的祭典事件，在奥古斯丁的时候，伟大母亲的女祭司们还在迦太基的街上和广场上游行，涂白的脸，洒满香水的头发，装模作样的步态，同时，她们也像一些中世纪的托钵僧，向过路的人乞求施舍。另一方面，在希腊，纪念亚洲女神和她的伴侣的血淋淋的狂欢节似乎不太受欢迎。这种崇拜的野蛮残酷的特点及其过度的疯狂与希腊人讲求高尚的品味和人道无疑是不相称的，他们似乎更喜欢同类的但比较温和的对阿多尼斯的祭祀仪式。不过，使希腊人惊奇厌恶的那些特点可能正好吸引比较粗朴的西方的罗马人和野蛮人。被人们视为受神灵感动的狂热、凌割身躯、新生的理论，以及用流血来洗罪等等，都起源于原始状态之下，自然地吸引着那些仍保有强烈野性的民族。的确，他们真正的（野蛮的）性质常常隐藏在寓言或哲学性解释的文雅面纱之下，这也许就足以欺骗那些着迷的热情信徒，对他们之中比较开化的人来说，这种解释也使他们谅解，否则他们对这些事一定要感到恐惧和厌恶的。

伟大母亲的宗教将原始人的粗犷与精神向往很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其实不过是自然宗教后期流传于罗马帝国的许许多多相似的东方信仰的一种。它将异国人民对于人生的理想渗透于欧洲人民的心中，从而逐渐破坏了古代文明的整个组织结构。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原是在个人服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这种概念之上建立起来的，全体国民的安全高于任何个人的安全，无论今生或来世都是如此，并视此为一切行为的最高目的。全体公民从襁褓之时便受这种无私的理想教育，毕生为公众事业服务，为了人民共同的福利，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种崇高的牺牲面前退缩，便是只顾个人生存不顾国家利益的卑鄙行径。东方各种宗教的传播改变了这一切，它们反复灌输：心灵与真神相通。视灵魂的超度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国家的繁荣与兴亡则不足萦怀。这种自私邪恶的教义必然使其信徒越来越不顾公益，只追求一己的精神情绪，养成蔑视现实生活的心态，认为后者不过是虔修美好永生的凭借而已。芸芸众生把哲人隐士超然尘俗寄情于天国的冥思，看作人类最高理想，取代了古老理想中的无私、忘我、为国家利益而生、为国家利益而死的爱国的英雄传统。在他们看来人世的城市贫乏可鄙，从而只注目于九霄云外的天堂。于是人生的中心从现实转向来生。姑且无论来生可能如何，这种转变使得今生丧失了意义，是很少可疑的。这样，整个国家就濒于整体的瓦解。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纽带松散了：社会结构倾向溶化于个人单体之中、退回原始野蛮状态。只有全体公民积极合作并自愿以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文明才有可能。人们拒绝保卫自己的国家甚至不愿国家继续存在。他们热衷于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灵魂，视物质世界为邪恶之源，愿意离开这个尘世并使之消灭。这情况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中世纪罗马法律、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古代艺术文学等的复兴，才标志着欧洲恢复了自己本土的对人生和行为的理想，恢复了健全的真人世界观。文明前进中的长期停滞一去不返了。东方入侵的潮流终于退却，而且还继续在退却。

来源于东方的诸神在古代世界衰落的时候彼此争夺西方对自己的虔信，其中就有古代波斯的神密特拉［1］。对密特拉的崇拜极为普遍，许多阐述这种崇拜的碑文就是证明。人们发现这种碑碣大量地分散在整个罗马帝国。看来，在信条和仪式方面，对密特拉的崇拜不仅与诸神之每的宗教有许多类似点，与基督教也有许多类似点。这种类似连基督教学者们也都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种类似解释为魔鬼捣乱的结果，是魔鬼用错误险恶的模仿，想把人们的灵魂从真正的信仰中骗走。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当地的异教仪式中有许多都像是魔鬼仿造的基督教圣礼。现代研究比较宗教的学者们有更大的把握来探索人类相似而又独立的心灵活动方式的特征：人类心灵真诚地（虽然是质朴的）努力探测宇宙的秘密，努力调整自己渺小的生命，以适应令人敬畏的宇宙奥秘。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无可置疑的是密特拉宗教在当时是基督教的强劲竞争者，它似乎与基督教类似地把庄严的仪式与追求道德上的纯洁、永生的希望结合在一起。的确，这两种宗教之间有着竞争冲突，其剧烈危险的程度亦维持了相当的时日。它们的长期斗争有一个很有教益的遗俗还保存在我们的圣诞节里，这个节日似乎是基督教会直接从同它竞争的异教方面引借来的。在儒略·恺撒订定的儒略历法里，12月25日是冬至，它被认为是太阳的诞辰，因为从那一天起，白昼时间开始变长，太阳的能量在一年中的这个转折点上开始增强。在叙利亚和埃及似乎举行太阳诞生节的仪式，那是很动人的。庆贺者躲在某个内殿里，到了午夜，他们从里面跑出来，高声喊道：“童女分娩了！光亮加强了！”埃及人甚至拿一个婴儿的偶像代表新生下来的太阳，他们在太阳的生日，即冬至的时候，把婴儿偶像拿出来给信徒们看。毫无疑问，在12月25日怀孕生子的这个童女就是闪族称为“天上的童女”或直呼为“天上的女神”的那个东方大女神。在闪族地区，她就是阿斯塔特的另一形式。而密特拉的崇拜者一般把他当作太阳，他们称他是“不可征服的太阳”。因此他的生日也在12月25日。基督教的四福音书里根本没有提到基督的生日，因此早期的基督教会并不纪念基督诞辰。不过，到了后来，埃及的基督教徒把1月6日当作耶稣的生日，在这天纪念救世主的生日的风俗逐渐传开来，到了第4世纪就在东方普遍地固定下来。但是在3世纪末4世纪初的时候，西方教会（过去从来没有承认1月6日是基督诞辰）才把12月25日定为基督诞生真正的日子。后来这个决定也为东方教会所接受。在安蒂奥克，直到公元375年左右才接受过来。

基督教会的当局订立圣诞节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呢？有一个叙利亚作者，其本人是基督教徒，十分坦白地说出了创立的动机。他告诉我们：“神父之所以把1月6日的纪念改在12月25日，原因是这样的。异教徒有一个风俗，就是在12月25日纪念太阳的诞生，在这天他们点上灯作为节日的标志。基督教徒也参加这些仪式和节日活动。因此，基督教会的学者们见到基督教徒也想过这个节，他们就开一个会，决定真正的基督诞生节应该在这一天举行，而主显节则在1月6日。因此，和这个风俗一起，点火一直点到6号的做法就流行起来。”奥古斯丁如果没有默认，至少也明明白白地暗示了圣诞节起源于异教，他劝诫他的基督教教友，要他们不要像异教徒一样为了太阳而举行这个庄严的节日，而是要为了那个制造太阳的人而举行它。利奥大帝也是这样，他谴责这种有害的信念：以为圣诞节是为了所谓新太阳的出生，而不是为了基督的诞生。

所以，看起来，基督教教会选择12月25日来纪念它创始人的生日是为了把异敦徒对太阳的钟爱转移到被称为“正义的太阳”那个人身上。如果确实是这样，有一种推测，从推测本身看并不是不可能的，即基督教会当局可能出于同样的动机，把纪念他们天主的死亡与复活合并于纪念另一亚洲神的死亡与复活的同一时日。在希腊、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至今还遵循的复活节仪式在某些方面与纪念阿多尼斯的仪式极其类似，我提示过教会可能有意使这个新节日凑合异教的先例，以便为基督争得人心。但这种更改在古代世界中也许是发生在讲希腊语的地区，而不在讲拉丁语的地区。因为希腊人盛行对阿多尼斯的崇拜的时候并没有在罗马和西方留下痕迹。实在的，它从来不是罗马官方宗教的一部分。它可能赢得民间爱戴的那些地方已经让类似的但更加野蛮的阿蒂斯和伟大母亲的崇拜占据了。罗马官方纪念阿蒂斯的死亡与复活是在3月24或3月25日。3月25日是春分，所以在整个冬天都僵死或沉睡的草木之神最适于在这一天复活。但是，根据一个古老的和广泛流行的传统说法，基督被处死是在3月25日，因此有些基督教徒惯常在这天纪念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完全不顾月亮的情况如何。这个风俗的确曾经在弗里吉亚、卡帕多西亚和高卢流行，似乎有理由认为罗马在某个时期也时兴这个风俗。这样说来，把基督的死放在3月25日的传统是很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天文的考察证明它并没有历史基础。那就不可避免地可以引申出：基督受难是被武断地定在这一天的，目的是与一个更古老的春分节相符合。这是博学的基督教历史学家迪歇纳阁下［2］的看法，他指出，这样说来，救世主的死亡就正好落在那一天，根据广泛的信念，这天正是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日子。但是，一身而兼有神父、神子身份的阿蒂斯、罗马官方纪念他的复活也是在这一天。当我们想到：4月的圣乔治节是代替古老的异教的帕里里亚节，6月的洗礼约翰节是继承异教的仲夏的水节，8月的圣母升天节替代了狄安娜节，11月的万灵节是继续一个古老的异教的死人节，基督本身的诞生节是定在12月冬至的时候，因为有些人把这天看作太阳的诞生节。想到这些节日我们就很难认为下面的推测是鲁莽的、不合理的：基督教的另一个重大节日——复活节——可能是同样的情况，也出于类似的教诲化育的动机，使它符合春分时弗里吉亚神阿蒂斯的类似纪念日。

基督教的神灵死亡与复活的节日与异教的神灵死亡与复活的节日会在同一个时日同样的一些地方举行，这里面如果没有别的情况，至少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偶合。因为，春分时纪念基督死亡的地方有弗里吉亚、高卢，表面看来还有罗马。而对阿蒂斯的崇拜，其起源的地方或根源很深的地方，恰好也是这些地方。很难把这种偶合看作纯粹是偶然的。在春分这一天，温带的整个自然面貌表现出新精力的迸发。如果自古以来就把春分这一天看作世界在某种神的复活中逐年更新的时日：那么，把一尊新神的复活放在一年的这个重大时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基督的死期是在3月25号，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他的复活想必是在3月27号，比儒略·恺撒历法所定的春分和阿蒂斯的复活正好晚两天。基督教的其他节日与异教的节日同样相差两天的还有圣乔治节和圣母升天节。不过，基督教还有一个传统（拉克坦修斯［3］遵循这个传统，可能高卢的教会也按这个传统办事），把基督的死期定在3月23日，把他的复活订在3月25日。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基督的复活就正好与阿蒂斯的复活一致。(www.daowen.com)

公元4世纪一个未署名的基督教徒写道，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看出各自的神的死亡与复活跟对方的神的死亡和复活竟那么巧合都感到吃惊。他还指出这种巧合后来成了对立的两教信徒之间激烈争论的题目。异教徒争辩说：基督的复活是阿蒂斯复活的模仿的赝品。基督教徒同样热烈地主张阿蒂斯的复活是魔鬼伪造的基督复活。在这些不体面的争吵中，异教徒提出了一个说法（一般肤浅的人会以为那是强而有力的论证），他们说他们的神更老，所以可以推定出是原本的，不是仿造的，因为照常规总是原本先于仿造。这种微弱的论据，基督教徒很容易驳回。他们承认，的确，就时间上说基督是较晚出现的神，但他们转而胜利地指出，就实质存在的意义而言，基督才是真正的长辈，只不过撒旦运用其狡猾的计巧，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竟然逾越其本来的身份，颠倒了自然实质的次序。

整个看来，基督教的节日与异教的节日相吻合，太相近了，为数太多了，不能说是偶然的。这种吻合表明基督教会在胜利的时刻不得不对已被自己战败了但仍是很危险的敌手作出一些妥协。早期传教上的僵硬新教主义及其对异教的猛烈进攻，后来由机灵的传教士们改变为柔和政策，采取了轻易的容忍和广泛的仁慈。他们显然领悟到，基督教如果要征服世界，它只有放松它的创始人所制定过分僵硬的原则，把通向得救的窄门放宽一点。在这方面，从基督教和佛教的历史可以作出有益的对比。两个制度最初主要都是伦理道德的改良，产生于他们高贵的创始人的广泛热情、高尚的企望、温和的怜悯心。那些美好的人物千年难过，他们好像来自另一更美好世界，专为支援和指导我们软弱迷误的心性，这两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是那些人物中的两个。两人都宣传美德是完成他们所认为的生命最高目的，即个人灵魂永远得救的手段。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一则在幸福的永恒中求救，一则在毁灭中寻求最后解脱从而得救。不过他们所教导的神圣理想，不仅与人类的脆弱相对立，而且与人类的自然本能也相反，除了少数信徒外，很少有人付诸实践，这些少数信徒不断抛弃家庭和国家的羁绊，为的是在修道院的宁静且离群索居中使他们自己得到拯救。如果这种信念要在名义上为整个民族，甚至为全世界所接受，它们就必须首先修改或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人的偏见、激情、迷信相协调。后代的追随者实现了这种适应的过程，他们不像他们的师尊是由那么神灵的物质做成的，因而更适于充当他们师尊与普通人群之间的媒介。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教都日益流行，它们流行到什么程度，那些杂质就会混入多少，而原来建教的目的正是要排除这些杂质。这类精神的颓败是不可避免的。世上的人不可能都在伟大人物的水平上生活。不过，如果把佛教与基督教逐渐与它们最初的型式离异，这一点完全归之于我们大多数普遍人的智力和道德的弱点，那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绝对不要忘记，这两种宗教都鼓吹贫穷与独身，不仅直接打击了文明社会的根源，连人类生存的基础也直接受到打击。因为他们拒绝用种族的必然灭绝来换取他们灵魂得救的机会。

［1］　密特拉（Mithras）是上古印度—伊朗的主神，是光明之神，职掌太阳、正义、契约和战争，约始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67年传入罗马，成为流行于帝国时期的罗马秘密宗教之一，并广泛流传于多瑙河沿岸各国和不列颠一带，称密特拉教。后因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而始衰，其神话、教义、礼仪、制度与基督教极相似，有人推论，该教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可能有一定影响。

［2］　迪歇纳（Duchesne，Louis-Marie-Olivier，1843–1922），法国基督教会史学家，巴黎公教学院教授，19世纪和20世纪初天主教学术复兴运动中的主要人物。

［3］　拉克坦修斯（Lactantius Firmianus，约250–325以后），基督教护教学专家，为拉丁教父中著作流传最广的一位，现存著作主要有《神圣教规》等。以文笔雄辩华美被誉为“基督教的西塞罗”（Christian Cic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