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帝和祭司的禁忌事项还可以列举很多，但前面收集的例子作为示范已经足够了。要结束我们讨论的这一部分问题，不须概括地说明一下我们已经探讨得出的一般结论就行了。我们已经谈到过在原始人或野蛮人的社会里，常常发现有一些被他们的同伴按迷信想法说成为具有控制自然一般进程的力量，因而每当作神受人信奉。这些人身的神祇是否对他们信奉者的生命和财富也有现世的支配权力，或者说，他们的作用是否是纯精神的或超自然的？换句话说，他们既是国王又是神，或只是后者？这个区别与我们这里谈的几乎没有关系，他们具有所谓的神性，才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课题。由于他们有这种神性，对其崇拜者来说就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现象之有条不紊地延续更替的象征和保证。所以这样一位神人的生命和健康，对于那些福利甚至生命都系之于他的人们自然是一件迫切关心的事。他们自然要强使他遵守早期人类的智慧制定的一些条规以求避免肉身的一切灾难，包括最后的灾难——死亡。只要检查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条规不过是一些行为准则，按照原始人的看法，对这些准则每个一般谨慎的人如果想要在该地长期生活下去都必须遵照执行。但是就一般人来说，是否遵行，由他个人选择，对神人来说就要用剥夺他的高位甚至处死的刑罚相威胁，来强制执行的。因为他对他的崇拜者利害关系至为密切，不容他有任何疏忽。所以，这一些古怪的迷信办法、古老世界的行为准则、值得敬重的格言，原始人的哲学家们的才智老早就对它们下过一番工夫，冬天晚上坐在大火旁边年老的妇女们还把它们当作贵重的珍宝传给团聚在茅屋火堆周围的后代子孙——这一切古老的幻想，脑子里产生的这一切，像蜘蛛网似地在老国王——人神的道路上交织起来，老国王则像陷入蜘蛛网里的苍蝇一样被这些“轻如空气、强如铁链”的习俗的细丝捆住手脚，无法动弹。这些细丝重叠交织，成为一座无边无际的迷宫，把他紧紧捆在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之中，只有死亡或去位才能解脱。

所以，对于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来说，古代国王和祭司的生平充满了教导。里面总结了幼年世界中一切被公认的智慧。那是一个完美的型式，每个人都争取按照这个型式形成自己的生活，又是一个无疵的典范，是按照远古原始人的哲学规定的方式严格准确地建立起来的。这种哲学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粗糙的、错误的。但是它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如果否认这一优点，是不公正的。它是从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观念出发的：有一个小的存在物或灵魂存在于活着的生命体内，但又与之有显著的区别，并且还可分离出来，由此就推演出一套指导实际生活的规则，一般说来能够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当完整和谐的整体。这套体系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倒不在于它的推理，而在于它的前提，在于它对生命的实质的观念，而不在于它从这个观念推出的结论有什么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因为容易看出前提的毛病，就说它是可笑的，那是不恰当的，也不是哲学的态度。我们是站在前人建立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人类付出长期的、痛苦的努力才达到我们现在所具有的水平。何况也不是多么值得赞颂的水平。我们要感谢那些无名的、被遗忘的劳动者，主要是他们耐心的思考，积极的努力，使我们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一个时代对于新知识积累的总和所贡献的数量是很小的，更不用说一个人所能增添的数量了。忽视那些大量积累起来的知识，吹嘘我们自己可能增加上去的点滴知识，这种做法除了不知感恩之外，还暴露出愚蠢或不诚实。关于现代甚至古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类总的进展所作的贡献，若采取低姿势的评价，在现阶段看来是不会有危险的。但是若超过了这些范畴，意即赋予西欧文明较高的评价，则情况就不一样了。蔑视和嘲笑或者憎恶和污蔑是给予野蛮人及其方式的唯一的承认，这是十分常见的。然而我们应该感谢纪念的恩人，许多都是野蛮人，也许大部分都是野蛮人。因为，说来说去，我们和野蛮人相似的地方比我们和他们不同的地方要多得多：我们和他们共有的东西，我们认为真实有用故意保存的东西，都应归之于我们野蛮的祖先，他们从经验里逐渐获得那些看来是基本的观念，并把这些观念传给我们，我们倒容易把它们看成是新创的和本能的。我们像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这笔财产已经传了许多世代，对那些积累这笔财产的人我们连记都记不得了。这笔财产的所有者现在似乎认为这笔财产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他们种族的原本的不可变易的占有物。但是回忆和探索会使我们信服，原来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许多都应该归之于我们的祖先，他们的错误并不是有意的夸张或疯狂的呓语，而是一些假说，在提出它们的时候确实是假说，只是后来更充足的验证那些不足以构成假说罢了！只有不断地检验假说，剔除错误，真理才最后明白了，归根究底，我们叫做真理的也不过是最有成效的假说而已。所以，检查远古时代人类的观念和做法时，我们最好是宽容一些，把他们的错误看成寻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把将来某一天我们自己也需要的那种宽容给予他们。(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