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治·弗雷泽（1854–1941），是著名英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古典学者。1907—1908年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1908年起终身在剑桥大学任教，1914年受封为爵士。他师承英国人类学派创始人爱德华·泰勒（1832—1917）的比较研究方法，以五十余年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著述甚多，主要有：《金枝》、《图腾崇拜和族外婚》（1910）、《永生信念和死人崇拜》（1913—1924）、《旧约中的民间故事》（1918）、《自然崇拜》（1926）、《火的起源神话》（1930）、《原始起源论的创立和演化》（1935）、《原始宗教对死亡的恐惧》（1933—1936）。使弗氏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中享有崇高声誉的要算他的巨著《金枝》。他一生中大部分精力用于《金枝》一书资料的搜集和撰写工作。1890年首次出版了二卷集的《金枝》，嗣后仍孜孜不倦继续搜寻资料，继续深入研究，经十余载辛勤耕耘，写成增补扩大版《金枝》十二卷（1907—1915）。继又应广大读者要求，写了节本《金枝》一卷，于1922年问世。

《金枝》着重研究原始人的宗教、巫术、仪式、心理等等，以及它们的教源，它们在人类思想方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弗氏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基本论点是：“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大体上是由巫术发展到宗教，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他指出，在人类思想方式发展过程中，宗教思想逐步取代了巫术思想，而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宗教，又逐渐被科学取代。“科学与巫术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两者都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巫术所认为的规律纯粹是事物呈现于人的头脑，经过不正确的类比、延伸而得出的；科学所提出的规律乃是对自然界现象本身耐心准确观察后得出来的。”“人类未来进步——精神、才智与物质的进步——的希望，和科学的盛衰密切相关。”弗雷泽又强调指出：“说到底，巫术、宗教和科学都不过是思想的论说。科学取代了在它之前的巫术与宗教，今后它本身也可能被更加圆满的传说所更替……”他把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的发展形象地比喻为三种不同的纺线：黑线（巫术）；红线（宗教）；白线（科学）——交织起来的网。网上首先是黑白交织的格子花似的图案，是正确与错误观念的拼缀品，间或点缀着一些宗教红线，从它织物的中心渐渐呈现出赫然一片殷红色素，即宗教的进入，接着便是科学的白线一步一步地增多，织物的画面颜色逐渐地变化着，它标志着现代思想多种不同旨趣和相互矛盾趋向的状态。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改变着思想颜色的伟大运动仍在继续发展，这块织物将织出何等颜色？……“一片淡淡的微光已经照亮着这思想织物的背景，它的另一端则还深锁在浓浓密雾之中。”

弗雷泽在《金枝》中以十分丰富的资料，关于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论证他本人的观点和思想体系，得到了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学术界的普遍赞赏和称誉。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的进步，弗雷泽的许多观点和结论，现在已经陈旧了。他在《金枝》中着重于阐述原始人思想运动的纯理性活动，忽略了原始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原始人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的经济关系等等，几乎没有论述。由于时代的局限，弗雷泽当时不能够亲自到世界各地原始民族中进行实地考察，其研究完全依靠有关的书面材料，其中许多是教士或旅行家的笔记或报告之类。同时又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弗氏本书中引用的资料和论述，间亦有（写有关中国民俗方面）主观臆测牵强失实之处。尽管如此，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金枝》这部社会人类学巨著，今天仍有它一定的学术和参考价值。《金枝》节本自问世以来曾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用好几种文字翻译出版。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金枝》就已被介绍到我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探索有着一定的影响，至少专家学者在著述中引用过《金枝》。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人类学经典名著，在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没有完整地用中文翻译出来。到80年代，学术界许多有心之士鉴于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研究需要，多次提议翻译出版此书。经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徐育新曾于60年代中著手从事《金枝》节本的翻译，初稿甫竣，未及加工整理出版，徐即因病谢世，其遗稿搁置多年，已散失过半，友人刘魁立，多年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卓有成果，于此书之翻译出版，尤为热心。经他联系，邀请张泽石和我利用业余时间补译徐稿遗失和漏译部分，年余完成，第一章至第六章为张泽石翻译；前言、第七章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三章、第六十章至第六十九章系培基翻译；其余多章为徐育新旧译，其中遗漏部分共约五万字，由培基补齐。最后由培基对全书译稿统一审校润饰并加注释。索引部分也由培基根据英文版索引译出。(www.daowen.com)

由于全书篇幅较长，三人分别翻译，译文的文体风格多不相同，虽由培基对全书译文统一审校统一润饰，也只能力求译文忠实于原文，意思表达清楚，仍保留多个译者自己的文风，不强求统一，不作过多修饰，原书资料丰富，旁征博引，涉及范围极广，文笔也古朴优美。译者限于水平，兼之参考书籍不足，疏漏舛误，在所不免，均应由培基负责，敬希方家指正。友人刘魁立对本书的组稿、翻译和校对始终热诚关怀，提出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并此致谢。

汪培基

198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