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对生产力科学发展路径的全面深化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城乡差别问题，并且提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城乡之间的矛盾问题，我国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解决农村问题的历史实践及主要争论

对农村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由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及当时中国国内频遭天灾人祸，导致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崩溃。中国应如何发展？理论探索主要涉及到“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争论。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40年代后期，参与者中涉及到诸如章士钊、梁漱溟、陈序经、马寅初、千家驹、费孝通和晏阳初等。因主张不同可以把这些人分为“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先农后工派”、“调和派”和“革新制度派”^[54]等，其中，以40年代的晏阳初、梁漱溟等影响比较大。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既不满于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又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分田地闹革命的措施心存恐惧，不愿见到战争，不希望流血，于是希望在国共两条道路之外寻找到一条能够解决中国乡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探寻危难中的中国出路；于是希望在农村实行独立于政府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山东邹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还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都不得不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历史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如何解决农村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探索，合作社、生产队、人民公社，都是对解决农村问题的探索，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都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曾经提出了在全党大办农业，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均粮食产粮还是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到1989年前后，我国的粮食产量又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之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我国的改革中制约整体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逐渐突出。^[55]

1999年，原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正面临着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即农村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推进“新农村运动”。之后，随着2000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的出版和2002年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出版，“三农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的形成

2005年12月3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农村建设正式成为我们指导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三农问题”是从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立意的。五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www.daowen.com)

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科学发展的实践路径

首先，新农村建设对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从发达国家和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建立在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力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业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其生产力不如工业生产力那样容易提高。因此在传统社会，工业生产力越是发展，与农业生产力的差距就越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就越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过城乡差别，也提出了具体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制度安排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这种制度安排缺乏效率，虽然最后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大，但是城乡之间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市场发展导向的完善，我国开始出现城乡之间差别越来越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使得工业产品无法进一步走入农民家庭，导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而工业制成品又因产品无法更快更好地进入农村而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因此，从农村入手提高农民收入，成为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解决途径，也为生产力的整体提高奠定了基础。

其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眼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其实质是如何来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不成功的，先不说当年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著名的“贩奴运动”，就是在今天，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也十分突出，每年要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补贴，从而确保农民的收入，以便于国家的发展能够自给自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一方面要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型，另一方面又要解决城乡差别，从而启动现代化的进程。这为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最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调农民的自我发展，为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新方法。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是我国的优秀历史传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往，我们在重视“三农问题”的时候，由于强调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政策导向上存在着向城市倾斜，以至于把三农当成了三地，即原材料的产地、工业产品的消费地和劳动力的供给地，导致尽管重视“三农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56]把三农当作三地的害处还在于农民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正如新农村思路的提出者林毅夫所说的缺少自生能力。

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把农民当成公民来对待，把农业当做一个与工业平等的主体来对待，把农村当做城市一样来对待。这样就使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独立自主的主体，使农业能够与工业一样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有竞争力的部门，使农村成为与城市一样的实体，从而为我们解决了传统工业化中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推动了农村的发展，从总体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可以说是农轻重思路的延续，是对解决城乡差别问题的一个新尝试，是生产力发展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