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摆正外部制度与生产力科学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在外在结构上的突破是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摆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而科学地说明了生产力发展的外在结构。
(一)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过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就转述过刘伯承常说的一句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形象的比喻,当时意在强调,一种生产关系形式应当是能在生产中取得实际效果的。可以说,“猫论”是生产力标准思想的雏型。1978年9月,邓小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又从更广泛意义上明确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40]这是党的文件中对生产力标准进行的完整的理论表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他认为,改革开放放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生产力的标准,主要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生产力标准的含义
所谓生产力标准,也就是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进步的尺度。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形态的更替虽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但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无法判断各个阶级的进步与反动。只有用生产力标准才能给予阶级斗争以合理的解释,同样,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也必须用生产力标准加以衡量。
(三)生产力标准对于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三个突破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生产力的科学发展的理论突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标准要求把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心,摆正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探索。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1]随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经验,并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无产阶级还要“不间断革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并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达到根本消灭阶级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个思想被后来的革命者继承并充分实践。
由于马恩本人没有经历过夺取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在马恩时代,社会的主题更多关注的是进行生产资料剥夺的革命。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尤其是进行剥夺之后,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呢?列宁对此有过探索,但是因其早逝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在上台之后实行了严格的生产资料剥夺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活力,最终也没有解决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科学的发展生产力,从而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并实现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问题也有过深入的探讨,由于总体上固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证明对发展生产力行之有效的机制、措施也一并否定,因此也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要把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摆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认识。(www.daowen.com)
第二,确立了需求导向原则,指明了生产力发展的合目的和合规律统一的途径。
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就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也就是人的主观需要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过程,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人的主观需要就是全体人民群众的需要。关于人民群众的需要问题在我国的提出很早。党的八大报告曾经提出过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的问题,由于当时正统的观点认为需要及其满足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事情,因此把需要的问题笼统当作是资产阶级思想予以批判。也由此在我国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只要是强调需要就是要生产力挂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形成了天天生产,天天高喊社会主义口号,却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产和为谁去生产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经济学家讨论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是“为生产而生产”还是“为消费而生产”。这个争论最后以“为生产而生产”的胜利而结束。理论的争论最后反映到实践中,我国在发展生产力上失去了需要这个指针,人们的生活水平因而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
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明确提出要把生产力作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这里所指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由于生产力标准的提出,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了明确的导向。
以需要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导向,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而在苏联的社会发展中,重工业发达、轻工业和农业落后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后曾着手解决低效的社会发展结构问题。我国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意识到苏联发展模式的弊端,并且着手进行改革。毛泽东还曾提出我国的发展要以农轻重的次序发展,但是由于缺少需要的导向,经济结构最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实际上是确立了需要的导向,按照需要组织生产,从而形成生产力,这样就可以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合规律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结构的发展大致遵循轻工业、农业、重工业的发展次序,解决了困扰我国多年的生产力的不合理发展问题。
第三,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使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结构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
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上层建筑怎样才算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生产关系标准,认为公有制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我们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当公有制下的实践中出现生产效率低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群众的思想觉悟不高,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忆苦思甜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批判会,然而从总体上看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其实,生产效率低的问题不在于公有制不对,其根源在于我们的坚持的公有制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在于我们坚持的公有制不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为导向的上层建筑。
确立生产力标准使我们在发挥政治制度的能动作用时有了标准。政治制度的确立要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导向,要以是否促进人民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这样才能使政治制度能动作用的发挥有了物质保障和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标准为生产力的发展中政治制度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标准。
总之,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形成方式的作用,提出生产力发展的中心问题,解决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问题,这些认识从实践意义上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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