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制度约束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影响的探索及主要教训

（一）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的发展既不合规律也不合目的

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问题，这可以说是生产力发展中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实践中集中表现为如何处理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

合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新中国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党内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毛泽东主张通过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生产力，但是，要为工业化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这就是先合作化后工业化的主张。刘少奇也主张对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小农经济采取严格的社会主义改造步骤。但是，他主张一定要先实行机械化，等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再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24]这场争论的最后统一了认识：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是先合作化后工业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种集体的地不如种自己的地实惠，这种想法是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因此，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实行名目不同的“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在城市，由于手工业合作的步伐走的太快，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传统手工业的失传^[25]；“大跃进”运动引发了劳动力的供给不足等问题。

1956年前后，理论界出现了对合作化是否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反思，其中，关梦觉明确提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跑到它的生产力的物质因素前面去了。^[26]由于当时反右倾斗争的巨大政治压力，以及人们对客观规律同具体实践的关系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等原因，除少数人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缺乏充分的生产力基础之外，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都极力肯定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从而导致未能够及时反省生产资料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前后，李平心、张闻天、顾准和孙冶方等一批人对实际工作中的先生产关系后生产力的做法进行深刻反思。从1959年起，李平心连续在《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强调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矛盾、生产力具有自己增殖的能力以及生产力具有二重性质的文章，意图纠正当时对生产力的种种不正确看法。张闻天批判了把生产关系神话的观点，在1961年他所写的日记中，他甚至还大胆地提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27]顾准考察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孙冶方详细论述了价值规律在生产力实践中的作用，他说：“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符合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观主义的强调计划，它的结果只是使计划脱离了实际。”^[28]

“文革”开始后，合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更是上升为政治挂帅还是业务挂帅的问题，并且把“先发展生产力，后变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观点称为“唯生产力论”^[29]，对“唯生产力”的理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批判。^[30](www.daowen.com)

以上是改革开放以前围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而发生的争论，纵观这些争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哲学上看，这种认识的局限在于把生产关系当作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动力，认为发展生产力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这与当时理论界曲解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毛泽东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31]如果我们仔细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不难发现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是，变革生产关系是否就改变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恐怕不能这样说。实际上，变革生产关系恰恰体现的就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因为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是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基础，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变革。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一味变革生产关系，最终会使生产力的发展失去生产关系的制约，从而失去合规律性的约束，最终导致生产力发展的主观随意性。

（二）离开国际交流的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丧失其先进性

生产力的实践要不要进行对外交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对此均有所论述。生产力的实践必须要进行国际交流，这样才能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实践要不要进行国际交流，要不要吸纳国际先进的生产力？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二为方针。党内其他领导人对此也多有论述，周恩来就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32]

20世纪7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增多，“四人帮”对购买外国船只引发的技术路线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认为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是丧权辱国的洋奴哲学，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则是爬行主义。这种极“左”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对于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往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等问题，社会上争议不断。

这种批判或争议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如何处理好独立自主和技术引进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3]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大环境而独立发展，因此，走技术引进之路是普遍的必然的要求。当然，技术引进不是指不依靠独立自主，相反的越是坚持独立自主越要走技术引进之路。

改革开放以前对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的探讨，提出了生产力内部结构构成要素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触碰到了生产力科学发展的外部结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关系。虽然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为后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正是在对这些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了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