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生产力发展中内部要素协调性的探索及经验教训

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前期对此问题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从这一时期的认识来看，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所涉及到的主题都有涉及到，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也就没有能够深刻地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把握到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规律。虽然没有实现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却留下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对劳动对象的否定使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规律性的制约

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如何？这是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要科学发展生产力就要先认识生产力及其构成要素，科学地认识生产力是科学发展生产力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就对于什么是生产力的问题进行过争论。关于生产力的定义及要素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认识有些不一致。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生产力是人从自然获取资料的力量，生产力要素由三个要素组成。早在1924年瞿秋白就指出：“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有作用的种种力量：自然界、工力、技术——他们是人类应用劳力之实行的结果。”^[2]王学文在1930年写了《经济的要素之意义》，文章中说：“生产力是自然的（在一定社会关系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和成果（或说是综合力）。”^[3]王学文在提到生产力的组成要素时，认为生产力的组成是由自然力、劳动力和劳动手段的力组成，他说：“这自然力、劳动力和劳动手段的力三者结合起来，形成生产力的主要要素。”^[4]李达则认为生产力的要素由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三个要素组成。他在1939年写的《社会学大纲》一文中说：“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一切生产要素的总体，即是人类应用劳动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之时发生出来的生产物质生活的能力。所谓生产要素，概括的说来，即是劳动者，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5]艾思奇说生产力就是“人类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6]。影响人类劳动能力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劳动工具；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第二个主要因素，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者自己。”^[7]“每一种生产关系，都要在生产力的发展的某种水平上的基础上才能生产出来。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然引起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就需要产生与这种新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8]何思敬、王学文认为，所谓生产力，就是由生产工具和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人以及劳动对象，由这些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9]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生产力的认识出现了反复。1950年，君麟（于光远）在《学习》杂志上明确表示生产力由两要素组成。他引用斯大林对生产力要素的定义说：“被利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们——所有这些因素总和起来，就构成社会底生产力。”^[10]在揭示生产力的含义时君麟认为，生产力是表明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程度。^[11]张鱼则认为“劳动对象，也是生产力经常起作用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人们的生产过程如果没有了它们就不能进行，生产力就无法形成，并无法表现其力量。”^[12]林京耀也撰文说统一生产力应该包含劳动对象在内，他说：“把劳动对象驱逐出生产力的概念之外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13]骆耕漠在分析了斯大林对生产力要素的定义之后，指出生产力是生产产品的力量或能力，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因素组成，那些认为生产力是由两大要素组成的观点是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读。^[14]王启荣针对骆耕漠的三要素主张，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能力，生产力只能由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组成，劳动对象作为被征服的对象不能成为生产力的要素。^[15]

生产力是两要素还是三要素的争论，最后以两要素说的暂时胜利而告终，这可以从毛泽东对生产力的认识得到证明。1950年，毛泽东在给生产力下的定义中明确说：“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等。……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16]关于生产力是由两要素还是三要素认识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对生产力含义的争论，其实质影响却非常深刻。

从客观来说，否定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其消极后果之一就是使人们误认为可以忽视或者轻视劳动对象的制约，从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突出强调主观能动性，造成生产力发展中目的性和规律性的分离，从而导致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失去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我们知道，人的意识是对客观物质对象的能动反映，离开了客观物质对象，意识就无法形成。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生的，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实践中来。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离不开客观物质对象。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否定劳动对象也就意味着人的主观认识失去了源头活水，从而无法知道自己的目的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性。实践中生产力发展的大起大落与这个认识有一定的关系。

（二）重视劳动者数量的提升而忽视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导致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质的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提升，生产力的科学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有质的飞跃。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关键因素是劳动者。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都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生产力质的提升的关键。

关于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在我国历史上的争议比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前，学界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界围绕我国人口问题发生的争论是对新中国成立前争论的延续。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提升我国的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就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如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就成为学界思考的热点问题，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个问题。1957年6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提出由于我国的人口增长过快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而且必须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17]马寅初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在1957年的整整一年时间里，学界涌现了大量有关“人口”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出现了争论。其中一方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人多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则认为，“人多热气高”、“人多是好事”，人多可以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些探讨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主张适度人口的思想氛围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之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以及1957年在农村开始的“大跃进”和紧接着开始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劳动力的严重不足^[18]，适度人口论遭到激烈的批判。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普的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开始了对人口控制倾向的大批判。随后，从1957年10月至1958年上半年，多名人口学家被点名批判；1958年4月，马寅初被公开点名批判。(www.daowen.com)

这种批判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我国的人口增长变得无序起来。1957年底至1961年底，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一直高速增长的中国人口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人口低速增长期，其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44%。这个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了人口与粮食增长的关系。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人口又飞速增长，1961年底至1973年底，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人口高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长率达2．49%，全国总人口连续突破7亿和8亿大关，直向9亿逼近。

人口出生率的增长，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表现为人口的增加，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出现了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今天来看这种批判的结果，导致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掉，进而影响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创造出多个世界第一，但是就人均而言境况则非常窘迫。

是依靠劳动者的数量还是提高劳动者的数量来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离不开劳动者，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定数量的劳动者是生产力能够得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活着，就要耗费能源、资源，而在相应的时间段内，环境的承载力和提供资源、能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支撑过量的人口。要想持续发展经济就必须维持适度的人口。从国际经验来看，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靠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一倍，而在1880—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人类创造的财富之所以会增加，关键是智力在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

（三）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的反复导致生产力科学发展的质量无法提升

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发展生产力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就涉及到如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问题。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需要通过教育，而教育又离不开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党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反复。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在这期间，党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释放了知识分子的作用。1956年1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专门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与此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党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1962年，国防科委和文化部在广州召开科学工作会议，陈毅明确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也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告“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周恩来和陈毅的意见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支持^[20]。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更是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专政对象，要不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上，并非是毛泽东等人看不到知识分子的作用，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阶层因经济地位更多地依赖于统治阶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在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定位知识分子所属的阶层是马克思主义更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党内在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存在冲突表明这是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否定的，而这对于生产力科学发展的影响尤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理由有三：其一，知识分子以研究物质世界的规律为己任；其二，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行动者；其三，智力劳动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关键。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要靠知识，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由于在特定的时期内我们没有能够重视知识分子，最终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白白丧失了追赶世界的大好时间。1966—1976年，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倒退的。十年“文革”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21]。据世界银行1985年的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位于倒数第20位，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为伍。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196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1985年只有日本的1／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0年时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到1985年竞超出了36 800亿美元。^[22]

（四）离开先进生产力去发展的生产力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生产力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引发了机械中心还是电子中心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技术在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我国电子工业界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并且要把电子工业放到中心位置上来。应该说，这个提议很深刻，既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也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尽管我国的基础条件在当时非常落后，但是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么既可以提升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可以使电子工业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就不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由邓小平提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但是遗憾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时，电子中心论^[23]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在批判者看来，电子中心论是反对以钢为纲、破环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方针，是技术带动一切的技术中心论，是在根本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

现在，我们再来看关于机械中心还是电子中心的争论，实质是发展什么生产力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为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要始终盯紧先进生产力，盯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坚持用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力自身的质变，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当时的争论和实践的结果来看，如果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能够正确意识到电子工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且在当时就确立电子工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那么，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或许能够走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