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与自然对立的发展之路是西方生产力发展困境的根源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提升了人们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但是由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占有和征服的评价标准之上，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反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退步。在这种发展尺度之下，人们对自然的索取越多、开发利用程度越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就越大，同时，由于扭曲的分配机制的存在，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也就越大。

（一）需要存在畸形发展的可能

所谓畸形的需要是指需要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背离。作为需要的两个属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之间本来是相互依赖、互为存在的关系，但是由于人的意识的能动性特点以及客观物质世界矛盾的展开有一个客观过程，因此，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之间存在着脱离的可能。合目的和合规律的脱节就会造成需要的畸形发展，具体来说，需要的畸形化发展的根源有以下可能。

首先，人的需要的产生有畸形发展的可能。人们对自身需要的认识和追求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就人的存在来说，人首先要“在”，然后才会有社会生活，也即人首先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存在的，人是自然存在物的特点决定了人首要的基本活动就是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人的肉体组织不仅决定了人必须要吃、喝、住、穿，而且还决定了人必须要进行满足这些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需要具有先入为主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们对自身需要的全面性思考。人们并非总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真实的需要，对什么是真正的人的需要，什么样的需要才能使自己获得作为“人”的满足也即真正意义上的满足等问题，更不能总是做到做出科学合理的思考。

其次，主体在对需要的认知过程中可能出现畸形化发展的可能。人的需要的展开有一个客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对自身需要的把握存在着畸形化发展的可能。我们知道，需要和需要的意识是两回事，需要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主体对需要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要经过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多次反复上升，这就是需要的意识。如果主体在把握需要的某个环节中把需要无限夸大，该需要的导向就有畸形发展的可能，犯罪学中经常提到的“临时起意”就属于主体对自身需要认知的畸形发展。

最后，需要的外在诱因可能导致需要的畸形化发展。需要产生于主体自身内部，但需要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客观物质世界对需要的变动影响非常大。从外部世界的存在状况来说，人类需要的满足对象有可替代的对象，例如人的充饥行为，面包可以充饥，水果也可以充饥。正是由于需要的物质对象的可替代性，所以人的需要容易受外界环境的作用，因而有向畸形发展的可能。除了自然物可以改变需要，来自人类社会自身的观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需要的畸形发展。

（二）人与自然对立的评价标准诱发需要的畸形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人为自然立法，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由此确立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评价标准，这种对立评价标准的确立诱发了需要的畸形发展。在这种评价标准下，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要满足自身的无限需要，从而使人的需要朝畸形的方向发展。在当代社会，需要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需要的发展倾向两极化。美国的生态学家艾伦·西恩·杜宁因写作《多少算够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而获得巨大影响。他说：如果以1992年全世界55亿的总人口计算，世界上的人按照消费状况分为消费者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穷人三个群体，那么世界上的穷人，人口约11亿，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年收入少于700美元的家庭，只挣得世界总收入的2%；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大约有33亿，他们总共挣得了世界收入的33%；全球大约11亿人处于消费者阶层，他们消费着世界总收入的64%。^[16]尽管学者可以在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但现实是因两极分化而带来的不合理的消费需要的表现差异越来越大，而这又反向加剧着两极分化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人口中的饥饿人口比例为20%；2005年，这一比例降至16%；到了2009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68亿人中将有17%被划入极度贫穷人口的行列。^[17]

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的需要的发展也呈现出两个极端方向：一方面是因贫困而节衣缩食的求温饱的基本生存需要，一方面是富人以及富裕国家盛行的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这两种需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刺激着我们的神经。(www.daowen.com)

需要的两极化发展带给人类的是幸福感指数的降低。对于生活在富裕社会的人们来说，因高消费导致了对环境、资源的需求量的增加，与此相伴的是环境被破坏程度的加大。在拥有全球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消费着地球上40%～80%的各种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导致酸雨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有3／4是由于工业化国家的燃料燃烧释放出来的。尽管工业化国家人们的人均收入要高于非工业化国家，但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对于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生活资料的匮乏，更多的是为了生存而不间断地破坏环境以换得可怜的收入。

第二，需要的物质主义倾向。从内容上看，重物质轻精神的需要倾向凸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极度膨胀，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成为全部生活的中心，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成为社会各阶层相互仿效、竞相攀比的对象；二为对感官文化的痴迷，“不仅娱乐消遣作为主要的消费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而且各种渲染色情、暴力的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服务也堂而皇之地走进市场，获得合法地位以至受到追捧。”^[18]如果说当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仅仅是哲人的理性自觉的话，那么今天，这种自觉已经从书斋走向了大众生活。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环保主义者对当前需要的物质化倾向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与陷入物质主义危机相伴随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陷入了深刻意义上的危机之中。在当代，西方需要的畸形化发展一方面导致一些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又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的趋利化、平面化，信仰发生危机，对人生的意义迷惘。吸毒、赌博、封建迷信等落后的腐朽的需要引发的消费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的“兴起”，既有害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又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容易引发社会犯罪等不良的社会行为，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法律制裁的不合理消费。这种无限度的物质主义的消费方式显然是导致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

（三）人与自然对立的评价标准是诱发生产力发展困境的根源

由于对立标准的确立诱发了需要的畸形发展，而畸形的需要又引导了生产力的畸形发展。生产力的畸形发展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空间上看，这种不平衡的表现是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均衡发展。一方面是掌握着大量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是迫切要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更包括那些急于摆脱贫困的落后的国家。这种不平衡不仅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表现比较突出，而且就是在各个国家内部也越来越突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8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给富人带来的好处比穷人要多很多，多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均有所扩大。美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为9．3万美元，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但10%的最贫穷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只有5800美元，比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大约低20%。^[19]这种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公平感。

第二，从时间上看，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代际之间的不均衡。由于工业革命解决的是人的物质需要不足的问题，因此在生产力的衡量上强调的是生产效率，越是能够有效增加产品有效供给的生产力越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这种以效率为核心的生产力增长模式的缺陷就是把资源、能源以及环境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素，因此，当生产效率越是得到提升的时候，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就会越多。在工业化国家，居民日常生活的平均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居民平均消费量的3倍，能源是10倍，铝是19倍。在美国，每生产1公斤的牛肉需要5公斤的谷物和豆类食品，其结果是，喂饱食肉阶层使用了在世界1／4的土地上生长的将近40%的谷物。而每1公斤牛肉的产出使用了超过3000升的水，等价于用来灌溉牧草以及生产化肥和其他农业投人的2升汽油。^[20]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席卷世界各地的粮荒和水荒。这种使用巨大的耗费来维持现有消费状况的生产力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持续。

第三，生产力发展在内容上的单面性。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即单面化的发展。这种单面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生产力发展上的片面化，即整个社会围绕着“资本的积聚”这一使命而运转。“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即以自身为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天职就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是积聚资本。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和拯救，而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本身。个人就像是人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但不管怎么样，人总是一个服务于他自身之外的目标的齿轮。”^[21]人的需要是丰富多彩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现在，由于需要被异化为资本的积聚，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变得单调而片面，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感和全面发展，而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在今天，因畸形需要导致的生产力的畸形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改变生产力的畸形发展的关键在于确立科学的评价标准，树立起真正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标准来实现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