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力的发展内外部结构失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因素

生产力具有何种功能？这是由使用者的目的决定的。在我国，存在着把生产力当作实现人对自然征服的物质力量的倾向，由于强调征服，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不友好，生产力内部要素之间也处于不协调的发展之中。

（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内外部不协调

首先，表现为生产力内部要素之间的不协调。生产力发展内部不协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素质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的不协调；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之间的不协调。

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性矛盾集中表现为人口结构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经验表明，提升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我国人口数量增加很快，但是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却没有得到明显提升，这直接影响到生产力质的提升。

生产力在经济行业内部之间的不协调。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生产部门之间的结构要合理。改革开放前，我国生产部门之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就不尽合理。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农业比较发达，而轻工业、农业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之中。1978年，轻重工业总产值比例为43．1∶56．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不合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轻重工业之间进行了比例的调整，但是从2000年以来，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又超过了轻工业，2008年，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28．9∶71．1。^[25]

其次，表现为制度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协调。

我们先从所有制结构来说。由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建立在“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基础之上，所有制结构与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协调。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才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以至于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6]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却想要建立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发达之后的公有制关系是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实践来看，这种公有制在短期内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则阻碍了生产力又好又快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对这种建立在“一大二公三纯”基础上的单一公有制进行了改革。考察我国目前的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问题，与这种征服形态的生产力有着诸多的渊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适合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多水平的要求。但是目前这种格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公有制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就分配结构而言，我国的分配结构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来看，这种分配机制应该是适应我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派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我国的改革措施不到位，导致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27]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而另一方面，我国的收入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加剧了这种贫富差距，从而影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就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调控关系而言，我国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我国的生产资料经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全部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当时的中央政府要管理全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事无巨细，这种计划模式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弊端明显：由于社会主体的多层次性，政府对社会主体的微观需求无法准确掌握，而且在发展中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企业又位数众多，势必无法有效调配资源，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这种计划体制的弊端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改变了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把经济的职能更多地交给市场，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生产力的影响非常大，存在不当干预生产力发展的可能。^[28](www.daowen.com)

（二）人与自然对立的功能导向是生产力结构性矛盾的根源

生产力内外部结构的不协调是生产力不科学的表现，那么造成这一不协调的根源是什么？这也是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造成我国生产力内外部不协调的原因与我们对生产力的不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在对生产力的不科学认识中，认为生产力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这一不协调的结构有直接的关系。生产力既然是人对自然的征服，那么就要尽可能实现所有人的行为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为了能够完成人对自然的征服的任务，需要三个条件：第一，需要集中所有的力量；第二，尽可能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第三，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力量的协调。

首先，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实现人对自然的征服，就需要尽可能统一所有人的意志以完成这个任务。在科学技术条件尚未大规模改变的情况下，增加人口数量就成为当时提升所有社会成员力量的一个最好的理由，这也是马寅初等挨批判的原因之一。

其次，必须尽可能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由于这些所有制经济在当时主流的观点看来是落后的生产力代表，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因此需要把生产资料集中变为公有制。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完成了。

最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力量的协调。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劳动力也能够被全国调动了，因此需要有一个机构来进行统一的指挥，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就成为完成这种力量协调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逐渐对这一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问题大量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左”的思维方式干扰，人口增长的无计划性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三）非科学的生产力发展加剧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矛盾

首先，恶化了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环境。人口数量的增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提升。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增长有过两次高峰，一次是1949—1957年，人口净增1．05亿；再一次是1962—1970年，人口净增1．57亿。^[29]人口两次增加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人口的增加也直接把生产力发展的红利消耗掉，呈现所谓“生产力的发展等于人口的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这也给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控制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其次，加剧了生产力内在结构的不协调。农、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追究其根源与征服形态的生产力观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取向的引导下，凡是能够从自然中取得越多、越大则越被认可，反之则越被认为没有效果。重工业承担着为人类征服自然而生产工具和机器的任务，最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要求和倾向。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就成为当时的客观的必然选择。从当时我国的情况来看，重工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业，而我国当时国力又比较弱，重工业的发展就挤压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造成工业格局的长期失调。

最后，恶化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对立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曾一度经被推崇，引起的生态问题非常突出。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薄一波曾经对“大跃进”中的生态破坏问题进行了记述，他说：“为了完成‘1070’，国家和人民公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30]20世纪80年代以来，简单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为显著特征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环境污染。随着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越来越大，这种开发所引起的生态问题也日趋恶化。国家环保总局在2002年12月29日公布的调查表明，我国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到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我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左右，而这一数字恰好接近于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现任环境保护部部长的周生贤2007年在全国湖泊防治污染会议上说道，我国由于盲目围垦，过度利用水资源，导致湖泊面积减少甚至消亡。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消亡，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已经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的1000多个湖泊已锐减为300多个。^[31]尽管我国在资源利用与保护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粗放型工业化的总体形势下，治理保护跟不上浪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膨胀，对资源、能源环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