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效益至上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一）经济效益成为西方工业化以来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马克思认为，资本在它来到世间不到百年的时间创造了比历代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社会财富。在1820—1990年这170年间，就人均年收入增长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在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15]这种成就着实令人惊叹，然而反思这种成就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发展反映的是人的收入的增长，其实质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反映。

所谓经济效益至上论就是把经济效益当作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向和要求，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是这种指向和要求的最好解释。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围绕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个指针。他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16]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大卫·休谟也论述了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他说：“人总是要靠牺牲别人才能得到自己的满足。”^[17]由于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计算的个体，因此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把自然看作是获取自身物质利益的对象。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指引之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征服和被征服、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

经济效益至上论建立的基础是近代以来片面的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传统不同，天人相分是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人们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到了近代，这种哲学传统逐渐演变为伊曼努尔·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这种自然观具有明显的孤立、片面、静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尽可能将世界还原为一组基本要素，用基本要素的性质来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其二，基本要素之间只有外在的机械的相互作用，没有内在的相互联系，换言之，各基本要素都是独立自存的，其性质也是固定不变的。其三，世界、自然被形象地比喻为按照固定规则装配起来的机器。其四，在方法论上推崇还原分析法、数学方法和试验方法。”^[18]在这种自然观看来，自然界不过是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具有经济价值的质料。人类只要掌握自然界各个要素的性质和特征，就能够在社会中随意按照人的需要进行架构。这种仅仅从经济效益来分析自然界的看法当然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方面导致了生产力自身的异化，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经济效益至上论在西方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传统。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社会进步的标志和表现就是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他们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看作是同步的事情。无论是重商学派的托马斯·孟还是重农学派的萨伊都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斯密在《国富论》中更是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增长与社会进步等同的观点。李斯特更是阐述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对政治、教育等因素的积极影响，这个观点成为以后各经济学家的圭皋。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进步，提出了社会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从而将经济效益至上的发展理论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威廉·阿瑟·刘易斯、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是这方面的代表。刘易斯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学的问题，更是社会学的问题；发展不单是自然资源可利用的多寡难易问题，更是人的行为问题。^[19]罗斯托则揭示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在他看来，社会发展要经过传统到成熟的四个阶段。^[20]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V．奥斯特罗姆^[21]更是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难以维持稳定的速度；一是生产过程难以用低投入高产出的方式实现。造成发展中国家不能持续发展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够进行转型。

总之，从近代到当代，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力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但是在研究中始终秉承经济效益至上的分析，因此对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虽然进行了探讨，但是始终没有得出科学的结论来。(www.daowen.com)

（二）经济效益至上论的价值取向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经济效益至上论的价值取向支配下，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这就是人与自然矛盾恶化的标志。

首先，在经济效益至上论取向的指引下，自然界被单纯当作人类物质资料的提供者。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说：“但是由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自然本身就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集”。^[22]也就是说，物质世界在人类理性面前毫无神秘可言，人类通过科学推算和技术完全可以摆弄自然界。这正是科学逻辑得以贯彻、技术理性得以无限扩张的必要的前提条件。科学统治、技术理性在自我循环的反复论证中不断地强化自身，自然成为被鞭打、役使、索取的对象，生活的本真意义也被扭曲。当人生失去了它的内在意义，人类只有抓住科学、技术这一救命稻草，在对自然的挑战和征服中感受生命的存在，也获得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动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此演变为仅仅是人从自然中无限索取的关系。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生产力的发展不会顾及到自然界本身可能的承载力，因而发展的道路是粗放式增长，即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单纯依靠大量投入来发展生产力。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之下，生产力越是向前发展，则资源的消耗越是增加，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从而对环境的破坏也就愈演愈烈。

其次，在经济效益至上论取向的指引下，人和自然的关系也被单一化为索取和被索取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本来表现为多样性：一方面，人类社会产生于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精神资料；另一方面，人类以自己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由于利用自然变化方式的不同，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表现为诸多的差异性。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来看，人与自然之间可以是供给与被供给的关系；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可以说，人与自然的联系方式有多少种，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有多少种。然而，近代以来，在经济效益至上论取向的指引下，自然界单纯地变成了人类谋利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3]在这种获取财富价值取向的指引下，自然界、社会、人自身都成了商品，这成为某一阶层获取财富的手段，一个愈是对自然索取越多的人在社会中越有地位，就越会获得人类社会的承认，以至于扭曲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最后，在经济效益至上论取向的指引下，科学技术成为经济效益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那些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科学研究开始于问题。科学认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活动，科学家着手研究以前，就已经在许多的问题中选择了他所要研究的问题。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24]由于经济利益至上论的价值取向的引导，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为经济效益取向服务的特征。在科学技术中，无论是动力技术还是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都体现为效率优先的倾向。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西方生产力非科学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自身、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之间的困境。这三个方面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传统生产力非科学发展引发的困境在不同方面的体现，或者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这些困境集中表现为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