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本取代人本：西方生产力发展中合目的性的日益丧失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西方的生产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种提升并没有带来社会全体成员的整体进步，反而造成了人的主体地位的衰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求利”成为社会成员的唯一驱动力量，以至于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求利”，从而使整个社会日益成为以物本为中心的社会，各种拜物教的出现集中表现了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

（一）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

生产力就是人类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既是人类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标示人类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程度，也是对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可以说，人类的发展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来决定的。

从古至今，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了三次大的转型。在古代，是以人的体力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形态，这一时期的技术主要与劳动者的体能、技能直接相关。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到公元15世纪末，这一时期主要以石器、铜器、铁器的加工制造为主；随着蒸汽机出现以来，人类生产力进入到了大机器生产时代，从总体上看，近代技术以能源动力为主导，先后经历了蒸汽技术革命、电力革命，时间大致从15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人类的技术水平进入到了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导的新阶段。

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类解放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最先延伸和放大的是人的肢体。几千年来的技术变迁，使人类在生理力量有所退化的情况下，逐渐成为自然界最有力量的生物；然后人的感官和大脑的功能也开始得到延伸和放大。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技术使人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便捷的通信使地球仿佛成为一个村落，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正在部分替代或拓展人脑的机能。按理来说，这种种解放带给人的应该是幸福，然而仔细考察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发现人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被提升，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的主体地位处于日益衰落之中。

（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人的主体地位的衰落(www.daowen.com)

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也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状况。在古代，当铁制工具出现以后，带给人的是个人生产力能力的提高；到了近代，大工厂取代了手工作坊，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有了机器以后，技术就开始有了物化的形态，人的生产能力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当代，自动化技术的出现、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提升了劳动的技能。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中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之间的分裂，这些提升并没有被完全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以“求利”为指针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主体地位的衰落日益突出。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依靠利益的驱动，劳动者自身地位日益受到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是机器大工业。在机器大生产中，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工人劳动要服从和服务于机器的运转。对工人来说，机器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技术的发展虽然在根本上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日益发展的现代技术却不断地挑战着劳动者自身的存在方式。自动化技术越是发展，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越是减少。如果劳动者不能够适应这种转型，不能够服从于技术的这种安排，则面临的是失业以及持续的困顿。随着贫困的积累，对于劳动者来说，父辈的贫困带给子孙后代更多的是起点的不平等，从而加剧代际之间的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在研究大工业发展初期的社会时曾对这种社会问题给予了激烈的批判，他说：“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3]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这一趋势，在这一危机中受损害最大的不是华尔街的投资家，而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劳动者。联合国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2月17日发布的地区发展报告中说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至少导致亚洲每天生活在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赤贫人口增加1700万，每天生活在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加2100万。预计到2010年年底，亚洲23个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危机将新增贫困人口2500万。^[4]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在加剧。机器大工业以来，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由于利益驱动的本性，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分裂被加大，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正如阿玛蒂亚·森在《饥饿与贫困》^[5]中所研究的那样，要想说清楚世界上的贫困问题就必须要说清楚权利的问题，因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的差异。这个权利是指贸易权、所有权、劳动权、继承与转移权利等一组权利，只有了解这些权利才能说明贫困问题。森的研究表明，在以占有为目的的社会中，尽管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进步的背后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物质力量。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物化的特点。在机器大工业发展阶段，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产品日益增多。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而且使整个社会日益商品化。马克思指出了大工业生产力中出现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并且从劳动异化的层面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格奥尔格·卢卡奇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大工业化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物化^[6]一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现象是“物化”。这一概念主要是他受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影响后提出来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之间的关系被物化，在《阶级意识》中他又提出了物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思想。马尔库塞研究了在大工业生产造成的“无对立面的社会”；埃里希·弗洛姆批判了消费成为目的本身的社会现象，他说：“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7]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物质世界的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则是人的主体地位的日益丧失。由于劳动者自身的贫困、社会成员的分化、对物的依赖导致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降低。近代社会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主体分离的物质力量，只有在生产者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生产力才是个人的力量。这种私有者的出现总是以少数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为特征，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沦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身份。因此，这种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是普遍的贫困和社会主体地位的全面衰落。^[8]

第四，人的生存危机的加深。生产力的发展是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本来是要解放和提升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中目的性和规律性的分裂，自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人类自身主体状况日益陷入危机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的生存危机有从局部向全面、从一国向国际演变的趋势。在早期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熟知的工业革命中出现的“羊吃人”运动就是一个典型。英国的农场主在巨大的羊毛需求量的利益面前，不惜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而被赶走的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又要面临更为严酷的法律制裁，这些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在农场主的利益面前陷入生存危机之中。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早期进行的贩奴运动，更是将大批的奴隶推到了生存危机的境地。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的生存危机更是由一国内部引向世界，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由此引起的生存问题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危机。今天，当全球分裂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因全球变暖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当面临覆灭的岛国呼唤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的生存危机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