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西方关于生产力科学发展问题的探索

西方以征服和改造为特征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使人类陷入生存的困境之中。对于当前西方所面临的困境，学界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激烈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进行修正。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的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探讨了西方社会的异化现象。由于异化事实的存在，造成生产力越是发展，而人的主体地位越是衰落。

赫伯特·马尔库塞批判了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一个集权社会，在这个集权社会中成功地压制了反对的声音和力量。由于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日益丧失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他说：“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40]马尔库塞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可能性后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己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41]从实质上说，马尔库塞虽然意识到了建立在无节制的私人欲望满足之上的追求生产力进步的发展模式的弊端，进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但是没有从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命题出发来揭示社会形态的变迁，因此没有能够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

威廉·莱斯继承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他批判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控制，由于控制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追求的基本动力，而这直接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42]

威廉姆·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既包括生产力内部要素的变革，也包括那个社会据以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创新。他阐述了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指出生产力的变革不一定要导致生产关系的必然变革。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变革可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加以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协调时生产力也可能退步。^[43]威廉姆·肖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间的内容，但是由于他把马克思的生产力单纯地理解为技术决定论，因此最终没有能够科学地揭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拉德·马尔科维奇指出，当代工业社会技术的发展虽然造就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但是这些力量不仅没有被人类所支配，反而成为奴役人类自身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使我们征服宇宙空间，却没有被用来消灭贫困、饥饿、最常见疾病、文盲和儿童的大批死亡等。当代工业社会不是尽可能去满足人的基本要求，而是进一步扩大了那些一心想占有的人的队伍，占有就这样成了一种地位象征，而不再是实现真正价值的手段。^[44]马尔科维奇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揭露一针见血。在以无节制的占有为目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造就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资源的无限度开发和利用，而人类社会的资源和能源是有限的，因此这种发展模式必将陷入困境之中。

于尔根·哈贝马斯更是在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合法性”问题，指出在一切存在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的社会中均存在合法性问题。如果从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来说，哈贝马斯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质就是在西方社会由于征服和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引起的意义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克服合法性危机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构建社会大众民主形式的国家，另一方面必须控制经济领域中的冲突和冲突进程中的破坏性的副作用，使其不至于危害人们的利益。^[45]

罗马俱乐部对传统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了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剥夺基础上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必将无法持续。丹尼斯·米都斯等在《增长的极限》^[46]中指出，建立在能源、资源无限制基础上的传统增长模式必将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困境。(www.daowen.com)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物欲的生产力取向造成的人的片面化发展，并且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种批判不可谓不深刻。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种批判尽管非常深刻，但是由于其本身不是从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这一主体出发，因而最终没有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之本性，也就没有能够清楚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家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探索

如果说从萨伊开始，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力的认识存在着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变，那么当代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力的认识大体上是从主观又回复到客观的过程。萨伊的“生产就是创造效用”已经被当代经济学家理解为生产就是对稀缺资源的配置，由此，西方经济学家对生产力的认识也就由生产力是创造效用的物质力量转变为生产力就是人类对资源配置的物质力量。^[47]由于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他们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借鉴。

管理学派从组织管理方面探讨了提升生产力的方法。管理学派认为，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对生产力要素进行有效的科学的管理。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切斯特·巴纳德提出企业是一个系统，需要经理人员来进行目标整合；彼得·德鲁克提出企业的目标是创造顾客而不是追求利润，以及基于人性恶的X理论、人性善的Y理论等。

制度经济学派则突破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探讨提升生产力的办法，转而从制度演进方面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生发展过程，代表人物有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C．科姆、K．K．鲍尔丁、R．L．海尔布罗德、B．沃德、A．G．格鲁奇、C．缪尔达尔、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等，这些学者纷纷探讨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以看作是对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的积极探索。康芒斯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由于建立了新的法律制度的结果。诺思认为，创造财富的不是物而是人，是人的积极性。所以，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于社会有没有一种激励人们积极、负责和创造性劳动的制度。诺斯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当个人拥有明确的产权，个人的这种积极性才会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由此促使社会的经济迅速增长。诺思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48]应该说，制度经济学派点出了制度激励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制度激励是要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如果制度激励本身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则越会出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今天西方生产力发展的困境恰恰是从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出现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对制度激励机制的探讨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强调私有制的积极作用，而恰恰是这种制度激励机制造成了西方生产力发展的困境。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研究了观念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变革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49]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技术发明和利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适合于科技发明利用、制度变革建立新价值观念的问题。一个国家能不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以及进入这一过程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制度和观念的更新所花费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国家或社会转型的困难之所在。

发展经济学的代表者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生产力最好的办法是要让人们树立通过努力而致富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经济的增长或者说财富的增加，归根结底是人们努力的结果。他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行为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追溯到三个明显的原因，即对物质产品和为取得这些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关系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对现有的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制度在鼓励努力的程度上有不同的看法，不管这种鼓励的方法是消除个人努力还是保障个人取得努力的成果。”^[50]如果社会环境和制度对人们努力去获取财富给予最高的评价，那么，这样的环境和制度必然会促使人们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增加财富。从这一点看，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其实就是获取财富欲望的差异。刘易斯看到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发人深省。

当然，从总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生产力发展中的制度、管理、人的素质等因素的作用的丰富和发展，无疑是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但是，无论是管理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还是发展经济学界，他们在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时，均存在着把制度、管理、人的素质等方面过分夸大的倾向，因此没有真正揭示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