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成果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成果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亚当·斯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生产力发展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在萨伊之后,“生产是创造效用”的观点被普遍接受,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生产力发展中合目的性的一面。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成果

一、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探索

对生产力问题的探索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在探索如何增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找到了生产力,在探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论述了生产力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重农学派代表弗朗斯瓦·魁奈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生产力”的概念,而且也对生产力发展中的合规律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说:“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的其它一切阶级,给其它职工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强人口,活跃工业,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5]要增加社会财富,必须采用大农业的办法,因为“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集中在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大农场。因大农业企业和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则多得多”。[6]魁奈不仅探讨了生产力的来源,而且也探讨了生产力发展的途径,即通过规模经营来发展生产力。在魁奈看来,发展生产力必须要遵从自然规律,只有服从自然法和人定法,人类才能组成社会。自然法包括物理的法则和道德的法则。物理的法则是“明显的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之一切物理事象的规则运行过程”,道德的法则是“明显的和对人类最有利的物理秩序相一致的道德秩序有关的一切人类行为的规则”。“自然法”是“由最高存在(神)所设定的最高法则”,是“恒久不变的”,“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可能最善的法则”。人定法必须以自然法为依据,如果人定法背离自然法,就要陷于疾病状态。我们看到,魁奈在论述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视生产力发展的合规律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定法要服从自然法,然而人定法何以要服从自然法,以及如何才算服从自然法,魁奈并没有触及。

亚当·斯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7]分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利己心是促成人类分工的原因。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8]尽管分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分工本身受市场的限制。自由的不受干预的市场制度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可以做到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最佳分配,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与魁奈相比,斯密对于生产力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的认识大为进步,他充分阐述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生产力中的作用。当然,斯密把合规律性的一面过分夸大,而对于生产力合目的性的一面,他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合目的性的要求就能够实现。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不断造就的两极分化以及出现的经济危机不难发现,虽然彻底的市场机制可以发展生产力,但是只能使部分人的目的性得到实现,无法使多数人的目的性得到满足。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研究了生产力发展与人口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有两个公理的存在: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9]这两个公理的存在,决定了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因此,为了挽救人类的这个命运,马尔萨斯主张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抑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机制就是罪恶与贫困。马尔萨斯注意到了生产力发展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他认为通过罪恶与贫困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自行恢复。(www.daowen.com)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探讨。[10]他认为,有远见的国家,不要把眼光盯在财富的增加上面,而是要为培育“生产力机器”创造条件。这些条件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秩序、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和战略眼光甚至包括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等等。其中主要是人的培养教育,包括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技能素质、良好的道德品质等。在李斯特那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李斯特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并且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合规律性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没有能够接受生产力发展中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关系,因此,他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最终脱离了人的主观需要及满足。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生产力发展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财富就是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大量物品,而人类的需要又将它消费了。”[11]“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12],应当从“人”出发去指导人的劳动及分配。作为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13]西斯蒙第还集中力量批判了古典学派经济体系研究的对象和中心。他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理财学或财富增长的科学,也被认为是抽象的,不是与人或物相关联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大厦,也就像空中楼阁。”[14]总之,西斯蒙第看到了生产力发展中属人的一面,并积极倡导生产力发展中的合目的性取向。

如果说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斯特、西斯蒙第等关注更多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合规律性一面,那么让·巴蒂斯特·萨伊则是由合规律性转向合目的性的关键性人物。在萨伊看来,“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15]生产是创造效用,因此生产力就是创造符合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的能力或力量。萨伊的这个见解点出了生产力具有合目的性的性质,有其深刻之处。由于萨伊仅从主观方面来看待生产力,仅仅把生产力看成是生产主观效用的物质力量,完全否认了产品的客观制约性,也即生产力的合规律性,因而最终没有能够揭示生产力的科学发展的含义。

在萨伊之后,“生产是创造效用”的观点被普遍接受,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生产力发展中合目的性的一面。边际学派代表人物里昂·瓦尔拉斯在研究生产力时,提出了边际生产力。他说,“所谓边际生产力,是在不考虑技术发展的条件下,某一生产过程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组合中的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若不是依相同的比例增加,则所增加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将由递增转为递减,最后为零甚至为负数。”[16]瓦尔拉斯还注意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约束条件,即边际性,这是对生产力发展外部约束的贡献。由于其对生产力的观察点尚停留在主观效用之上,而主观效用终归具有抽象性,我们无法把握其客观性,因此瓦尔拉斯也没有能够揭示生产力的科学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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