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也不例外。什么叫对象?一般说来，对象就是主体所面对的事物。全部科学的对象，是人类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各门科学的对象，当然也就是它们所面对的同一个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传统的科学分类中，以什么为对象，成为划分学科的基本标准和核心标志。在这种观念中，"对象"首先与某种实体性的客观存在相联系，即某一学科的对象，一定是指某种独立存在着的外部事物和它们的系统。在哲学层面上，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对"对象"的双重性的把握，它总是存在于具体、现实的"场域"和"语境"之中，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之中，更表现在对各种现实对象的具体把握和反思之中。就本源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特定主体对生活在历史中的、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利益的人的具体生命的审视和反思。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对象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所面对并把握的世界。换句话说，其实是人类理性特有的一个视域。这个视域并不凝固于某种固有的事物或状态本身，而是随着人类实践和思考的扩展而不断扩展，随着人类实践和思考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着的关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国家哲学的主体只能是中国人民，而所面对的世界，只能是一个中国人的现实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世界。所谓中国人的现实世界，简单说就是中国人的活动的世界。这里的"活动"是广义的，囊括了人的生产、生活、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社会行为在内，指人的生存发展的全部行为，其中既有人的自然存在表现，也有人的社会存在表现;既有人的物质的、感性的活动，也有人的精神的、理性的活动，是人的现实活动全部因素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活动的一切对象和条件，也包括活动的一切形式、过程、结果及其影响等等，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都是综合性、多学科的，这表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具体的总体"。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9]这个论述不仅揭示了真正的哲学本质，指明了哲学随时代变迁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强调在新时代应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应当设计反映时代气息的学科体系。这种特征的最主要之点在于它同现实世界变化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它对以往哲学形态的突破。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而言，它不仅用于科学地说明世界，更在于要实践地改变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改变中国。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些集中概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是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多年研究得出的并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把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两个重要事实"和"两大规律"并由此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应用，缺乏整体地阐述"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致使"中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死板"，"弱化了其感召力和吸引力"^[20]，"虽然中国共产党并未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重大失误，但中国并未完全克服自身国家哲学层面上的危机"，很需要构建"结合了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理论"^[21]，况且以往我们用于理论研究的主要精力是围绕着别人的理论进行的，从别人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解释别人的著作、转介他人观点，几乎忘记了"自我"。有的内容落后于时代，有的流于简单化，很需要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合理因素，提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因素，从哲学高度阐明"中国国情"、"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

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不乏灼见，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学界普遍把这些理论成果称之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概括既矮化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更不利于做到"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我国正处在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笼统说明上，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怎样具体地历史地结合"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进而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无内在相互作用的凝固抽象体"^[22]。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所要探讨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或"作为科学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也不只是对国情是什么，以及具有怎样的特征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具体的结合"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问题关切。历史方位不同，中国问题也就不同。国情每发生一次较大变化，国家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就表现出不同阶段的理论重点和理论成果。从事实判断来分析，探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也即国家和哲学具体的历史的结合规律)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将"国家和哲学具体的历史的结合规律"界定为中国的主要研究对象，必须用结合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几个辩证关系》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十个结合"，使"结合"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认识论上，"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是并重的，但要实现二者的结合，最重要的是找到两者结合的最佳衔接点，即找准问题，揭示和利用二者结合的规律。从结合的内容来看，其最大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从结合的目的来看，结合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际;从结合的发展历程来看，需要不断总结在实践中形成的新鲜经验和崭新成果。

一般来说，新学科诞生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的新的探索和认识的结晶。一个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的基本范式，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特殊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是十分丰富的，例如，毛泽东思想中体现的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就有:实事求是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理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理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的创新性的理论贡献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23]，这些实现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既内在生成又指导实践，并取得独立的哲学形态。

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为其研究对象，作为整个国家生存发展实践及其理论，它具有统治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这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从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出政治的原则、理论和策略，而是全面地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的现实，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来构建当代的社会发展理论。由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既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不是列宁或斯大林的理论，而是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过程中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一些思想、理论和政策等，是通过上层建筑方式表现出来的反映中国人民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社会发展(革命)学说。尽管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毕竟既非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也非无民族特性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丰富的实际"，通过学术思想和中国问题结合、理论观点和实践问题契合、思想论述和时代问题互动，由追求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中国人民自己创立的具有本土性质的独立哲学形态。有理由相信，建构这样的学科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赢获一种全面统一的理论视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形态的学理认识，并有助于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域，从而推进这一宏大理论课题的研究。

总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自己的哲学，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我们的理论准备工作已经相当充分，从当前中国的现实说，我们在实践领域已经走出了为世界所公认的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子，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创造和发展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最为有利的基础，因此探讨和研究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该文是作者最近应邀为《唐都学刊》

撰写的论文，将载2011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73-7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73-74

[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5][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M].湖南:长沙文艺出版社， 2007.206

[6]杨永庚.当代国家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唐都学刊，2009(6):5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3(www.daowen.com)

[8]赫大为，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M].何金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9]宋志明.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J].学术论坛，2005(8):6

[10]赫大为，安乐哲.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M].施忠连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46

[11]王继，王浩斌.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0):56-57

[12]韩庆祥，张艳涛.破解"中国问题"需要"中国理论"[J].哲学动态，2009(9):28

[13]任吉悌，王霞.国家哲学的有无与是非[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5):93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0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2-533

[16]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9

[17]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6

[18]杨永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论释[J].西北大学学报，2010(2):133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0]孟庆波.国家哲学论纲[J]，山东电大学报，2007(4):16

[21]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J].南通大学学报，2006(5):41

[22]肖士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渐次生成及其外生、内生形态的循环演进[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6):43

[2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论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