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和哲学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在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发展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并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7]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一元论"的，所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性，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指南。但如果不顾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哲学的具体情形、具体特点，把恩格斯的具体分析简单地套用到其他民族的哲学史上，无疑有违于恩格斯的本意，以二元对立论的逻辑思维套用中国哲学，情况会更糟糕，因为它是在"存在/生成、实在/现象、思想/行动、身/心等等的二分都在上帝/世界的古典二分法中获得了有力支持"^[8]的情况下提出的，况且我们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简单化、公式化、教条主义化，正像杜威所说，(哲学基本问题所包含的二元对立论及其派生物)是"堵塞着我们思想通道的无用杂物"。有学者就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天人关系问题。^[9]美国学者赫大为、安乐哲也提出，我们必须试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固有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因为"也许中国人确实是以与我们自己很不相同的方式来思考、选择以及组织那些构成他们文化上层建筑、杂乱无章的、细碎的材料。"^[10]在现当代中国，过去的思想皆为资源，只有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才具有实践价值，只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哲学思想资源和哲学研究才具有当代意义，才能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活动紧紧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各种角度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站在哲学高度建构面向并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元哲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2)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3)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中的其他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其他范畴与概念。^[11]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概念是近几年才被创造，对贯穿于始终的基本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韩庆祥等认为，每个历史方位都有其首要问题。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是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在这样历史方位中，国家哲学首要解决的"中国问题"，就是围绕大力发展生产力来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2];任吉悌等认为，国家哲学是从众多哲学流派中"提升"出来的。^[13]

一般来说，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指该学科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是学科研究的总出发点，学科的其他内容都围绕它而展开和取舍，都要受它的影响和制约。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正值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苦难时期，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动时期。"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以来全民族最关切的问题，自然也是哲学理论工作者最关切的问题。对于何为"中国向何处去"所依据的"事实"，哲学家的认识虽然差别极大，但问题毕竟存在，思考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正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根本任务。自从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存在着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这个问题只得到了初步解决，但仍始终存在怎样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变化着的国情具体的结合问题。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www.daowen.com)

1。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该学科研究的前提性条件和合法性基础。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情况:第一，专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比如，毛泽东在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时说，"马克思主义产生在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4]第二，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思想学说。例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指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了解和亟待解决的问题。"^[15]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解张力，即极力"回到马克思"与从实用主义的态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接近马克思"之间的张力。实践反复证明，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回到马克思"式的理解不是导致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接近马克思"式的理解则不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推衍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容易导致相对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运动是一个走进或走近马克思的历史运动过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地解释马克思"，实现通过理解而得到流传，得到发展。因而，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仅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始的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解读、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实现其基本原理和我国国情具体结合的必然要求。

2。对国情的认识是该学科理论生发的现实依据。国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既包括自然国情，也包括人文和社会国情，其内涵十分丰富，它是由多种因素凝结形成的反映国家整体状况的有机整体。国情有如植物生长的土壤，只有扎根于中国国情这一特定的土壤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对国情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因为"普遍性理论原则不能成为出发点，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内涵要从特殊性实际出发"^[16]。在国情中，其主要认识内容应包括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构成以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性质及其主要任务等方面。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这使现实国情往往交织着一系列矛盾二重性，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理论创立的真正动力来自历史条件的本身，来自每个时代所特有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问题，即时代要求。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17]中国社会发展是在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开展的现实运动，用以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科学理论，必须以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正确认识为直接依据，其基本理论观点必定生成于中国现实国情对社会发展的规定与制约之中，并体现着发展规律对现实国情的要求与改造，国情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18]国情的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国情;同一国家的国情在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因此，研究中国国情本质上就是关切中国问题，只有深刻认识国情，才能把握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关注现实世界和实际问题的本真精神，才会具有现时代的真实内涵。

3。马克思主义和国情的具体结合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曲折历史表明，每个国家或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都面临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任务，面临着在这种"结合"中探索、研究并创造性地开辟出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而中国现实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理念。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中国人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国际背景相融通，与中国国情相契合，打通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问题的"的"。这里的"矢"和"的"即"哲学"和"国家"的关系构成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总问题，即在中国存在并成为各个学科研究思考的问题和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在中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也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成果。这些成果又进一步指导实践，从而构成了一个既完整又开放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前进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