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究竟什么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
国家哲学可以一般的理解为对于社会生活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也可以指向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它说明、解释、论证一个国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理和原则,说明某一历史阶段上,一个国家在认识和改造社会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一般特点,分析和论证它的思维模式(或理论模式、解释模型)的合理性及局限性,从而不断地为探索未来,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新的更科学、更合理的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在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国家哲学。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被提升为苏维埃国家哲学。1944-1949年东欧八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同样被提升为该国国家哲学。1949年,毛泽东在建国初就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哲学地位。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这说明,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囿于特定的时空结构,而这种特定的时空结构就是具体民族国家,一个国家的特定国情。为此,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其内容"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2]。
马克思的国家哲学有理想性和现实性之分。理想性的国家哲学一定程度上能给出社会运行的总目标。然而,现实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国家哲学,需要给出特定时间里特定国家社会系统运行的具体状态。哲学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论述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李大钊曾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马克思主义是要"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行动",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国情,目前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都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寻找符合时代特征,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因此"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4]只有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把研究视角从对哲学共性的关注,转向对各国国家哲学特色的关注上,深入地探讨哲学在各个国家哲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同的哲学学说往往阐述着不同的对象,反之,不同的对象也展现着不同的哲学学说。(www.daowen.com)
国家哲学是集政治学与哲学、经验与先验、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具有较大包容性的学科,是一门综合学科,具有它本身特定的理论诉求和学科特征。在学科层面上,它不是来自政治学的一个展开体系,在哲学中也不是一个低层次的、局部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高层次的、全局性的普遍问题。创立中国哲学这个问题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胡适、冯友兰创建"中国哲学"这一学科以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提问的方式不同而已。金岳霖、冯友兰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有对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概念的讨论。近年来,学术界格外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力图走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态势,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自我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从哲学活动本身所特有的形式上看,概念、范畴是其始终直接把握着的对象,所谓"范畴"就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创造概念的学科……它们(指概念——笔者注)必须被发明,被制造,或更准确地说,被创造出来"[5]。于是中国国家哲学的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1996年任吉悌在《国家哲学论》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概念,2006年于今在《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中使用过"中国的国家哲学",2007年杨永庚等在《中国国家哲学的创新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哲学"的概念。关于其基本含义的探讨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哲学是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是该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或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哲学是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国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应该体现为与"实然性"命题相区别的"应然性"命题,体现为形而上的学理透析,其价值诉求在于"真理性",有别于"实然性"所追求的"事实性";其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现为对作为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对现实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
国家哲学始终贯穿于国家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是学科的本质所在。研究和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必须坚持以下科学的原则:(1)主体性原则。在尊重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马克思主义、客观阐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思想的基础上,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和增强其民族特色,这依赖于人们对理解实践活动的积极、能动的反思。(2)开放性原则。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应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哲学资源、文化资源和科学知识。要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内含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普适的哲学形式表现出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独特理解。(3)现代性原则。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应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也就是说,要有现代问题意识,要能解决当代现实问题。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体系需要深入挖掘和深切反思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资源:如何看待、梳理、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当代"复兴"的国家哲学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对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怎样的国家哲学并包含哪些重要的理论资源?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从什么时候开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对这些问题全面深入的研究,使中国哲学论坛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面向中国国情本身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学者研究和思考的成果都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组成部分,也在展示着其发展道路。
国家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国家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6]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而反映时代的理论是为我们的发展服务的,时代的发展不仅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向我们展现出全部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哲学是理论之据。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即存在方式上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决定了构成其发展的每一种理论形态,不仅必须具有概括、反映时代变迁的时代特征,而且必须建构与具体实际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确保其活力的现实的必要条件。由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它不再是"悬浮在空中的领域","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的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是"面对"中国国情"进入"中国现实的各个领域并广泛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社会发展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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