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变化路径
"国家哲学"作为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是这个国家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维护国家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最高的或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哲学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它是一个按辩证的必然规律运行的整体。在中国，"国家哲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奉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哲学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儒学作为其国家哲学，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处于量的演变过程中，二是1949年，毛泽东在建国初就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哲学的地位，50多年来，它在量的变化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充实、提炼和升华。由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是中国国家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两个阶段呈现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基础上进行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只有深入总结和揭示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才能求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儒学的革命性变革、求解"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一脉相承"等，才能明确我国现阶段更好地加强国家哲学自身的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儒学作为国家哲学第一阶段的理论形态自从汉中叶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近2000年来，它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形态上的量变过程，适应了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需要
在汉代以前中国古代是多种思想并存的时代，只有在汉代才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哲学。汉初统治者崇奉黄老刑名之学，儒学对于统治集团制定政策只起辅助作用，但在这个时期，儒学却在民间经过"今文经学"运动得到复兴，它以传播儒学经典文献为内容的讲学活动导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经典在民间的复活和中国社会又重新出现了强大的儒家学派，再加之黄老之学提倡的"无为而治"强调"守法而治、抱王而治"，这在政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君王个人权势欲。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其进"(《举贤良对策三》)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推到了国家哲学的地位。从此以后，儒学作为长达近2000年为现存政治体制与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形式上不断完善，表述上更加迷惑，效果上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虽然经历了两汉时期经学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与玄、释、道教的相互批判与相互渗透，宋、明时期的理学化，至清末逐渐衰退的量变过程，但其根本旨趣一直未发生质的变化，和一般的哲学理论及其他的民间哲学相比，儒学侧重于从总体上论述如何巩固统治秩序，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其要点包括:
儒家是主张国家在最高王权下的统一，儒家的这一中央集权主张在秦以后又吸收了法家的"大一统"主张，而对后世历朝封建国家政权建设起着蓝本作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入手来解答时代的政治难题，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其本于天，因此，人性即体现了天性。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从而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源于天，确立以君主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关系和统治秩序的唯一标准的"名号"是天意的体现，在国体问题上，他将"大一统"提升为贯通时空的根本规律，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使儒学奠定在汉代中期的社会现实之中，实现了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确转换。这是直接对孔子"正名"、孟子"王道"、荀子由"霸"而"王"等王权至高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到宋代时期，在天人关系上，朱熹虽然用"理一分殊"的思想推倒了"天人感应"论，但却继续坚持"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强调"屈民伸君"，使"大一统"精神成为以后历朝国家政策制定的根本政治思想。
(二)以宗法化的族权思想，确立政治统治体系
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君臣、父子、夫妇等方面，我国封建社会用"三纲六纪"思想来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东汉建初四年(即79年)在京都洛阳北宫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会议由汉章帝亲临主持裁决，广平王刘羡、著名学者丁鸿、桓郁、楼望、成封、班固、李育、鲁恭、魏应、杨终等人参加会议，指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疆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白虎通·三纲六纪》)会议钦定的《白虎通义》比较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体系应该由皇权、夫权、族权、神权四项权力组成的思想，使神学形态的名教观念取得了法典化的地位，把"三纲五常"绝对化、永恒化，从而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等级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统治体系。而且，儒学本身就认为，君臣之间不只是权力制约关系，而是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三)用礼、仁的治国论，确立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明礼是儒家治国的阶级属性，仁政是儒家治国的基本方案，孔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做到"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肯定人的社会不平等性，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第十七》)，民众只配供统治者驱使，只能老老实实为满足统治者的利益提供服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治国管理的目标，是君子小人各安其名分，各尽其本职，"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分的管理秩序中，人人都应按照"礼"的规范活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自孔子以后，历代儒家对"明礼"、"仁政"更是多加肯定和阐释，并有所丰富和发展。唐代韩愈根据孔子阐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提出仁以待人，义以行事，以仁义立国，以仁义修身，从而构筑国家政治制度。在宋明时期奉行的"天理论"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理"等于"天"，而"理"只是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的抽象精神本体，而气却是第二性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朱熹由此提出"理一分殊"说，为封建社会"尊卑大小"、"各得其宜"的社会制度作论证，这更加贴近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元世祖忽必烈就根据姚枢的建议，"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赵)复讲授"(《元史·儒学传》)，也据《宋史。道学传》记载，朱熹的思想是"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元明清时期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理学选择为国家哲学。
总之，儒学由孔孟创立之后，经过董仲舒、朱熹等封建时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断发展，儒学最终形成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体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精神和理论支撑，为封建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所以凡是有远见的封建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为其统治服务的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们大都招致儒学者为贤人志士，儒人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咨询，充当统治者的智囊团，在历史可能的条件下封建统治者大体使儒学的政治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正如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他在向西方介绍儒家学说时，认为儒家伦理道德同封建的政治制度融为一体，儒家学说此时是"社会组织的哲学。"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儒学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化与改善以及治国安邦等发挥了重大作用，可是，随着时序推进到近代，国势衰微，文化失范，国家陷于深度的分裂之中，这意味着儒学作为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国家哲学已无法继续寻找到使其自身形态近代化的途径，随着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道统"断裂，儒学最终丧失了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国家哲学第二阶段的理论形态自从1949年被确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以来，扎根我国社会的现实，以国情为认识对象，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俱进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制和创建了中华民国，但它本身不能说是一场成功的革命，革命之后的中国陷入极度的分裂之中，这首先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埋葬儒学的一统天下，所以当时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在政治中批判儒学不彻底、国民道德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所致，于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号召人们彻底清除儒学在中国政治领域中的残余影响，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们向中国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当时多种思潮和流派的论战中独占鳌头，一枝独秀，其影响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成为继儒学之后中国国家哲学的第二个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种哲学形态在相互接触和碰撞中出现的更"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的新哲学形态，它用人类的生产活动解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法律关系、国家制度、社会性质、意识形态等;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论证了人类具体政治历史发展形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原因是由于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具有其自身发展和特殊规律，并以此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地指明了理性对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还提出了代表千百年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由于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与时俱进为一脉相承的四种新的理论形态，这四大理论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内容十分丰富，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既具有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特质，又具有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就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而言，毛泽东哲学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总结、批判和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一方面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它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根据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各种课题，从而使毛泽东思想不断成熟并且不断发展。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也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并列确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
从哲学形态上说，邓小学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1]，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从哲学主题来讲，邓小平哲学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初步地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论、发展目标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模式论、发展战略论，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四大以及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哲学，从历史地位来说，它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它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框架仍然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范围。
(三)"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
江泽民认真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广泛吸纳了人类文明成果，在对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党内与党外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情况、经验与规律的科学观察与思考、认识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相互关系、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它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历史任务、同实现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新胜利。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胡锦涛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党的行动指南，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规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国在新世纪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四)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竞争，说到底是围绕发展问题展开的。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着良好势头，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胡锦涛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是中国国家哲学的又一次创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必然成果，是人类主观思维精神的客观真理化，是科学的结晶，也是指导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在国家政治建设方面获取成果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过重大指导作用，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它们都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说，它们一脉相承;又都因为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完善，目前还处在量的变化过程中，所以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www.daowen.com)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儒学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实现了中国国家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此以后，我国在它的指导下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首先涉及国家理论和社会改造的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后，被当作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宪法意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最终取代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而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国家哲学，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和飞跃，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国家哲学由儒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标志着中国国家哲学向现代化、世界化迈进了一大步。[2]
(一)使中国国家哲学彻底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儒家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家政治学说又是建立在儒家的哲学、伦理观念的基础上的，其逻辑起点是"缘人情，人性而治";其关注的重点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思维方法的主旨是以直觉思维为主，"极高明而道中庸";其手段的改进或调整依据于"经"、"权"的辩证统一，其近于或同于现代哲学的著作的特点是以德化为本，以人生价值评判取胜。这种经验形态或感觉形态的思维不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伴随着"中西学"之争，儒学作为国家哲学迫切需要实现向现代的转型。事实上，始于明末清初中国近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即所谓"理学"与"心学"、"理学"与"经学"、"宋学"与"汉学"、"实学"与"玄学"之争其实都是儒学内部的自我纷争，这场纷争经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儒学的政治社会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3]，作为国家哲学已日趋僵化，注经释经的传统已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桎梏，它所倡导的王权至高的观念已与近代政治革命要实现的民主政治相冲突，再加之自我体系的缺陷，到近代已积重难返[4]，"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5]。儒学最终跌落，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正如冯契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6]。哲学的革命，也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7]特别是中国现代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既扬弃了直观方式，又扬弃纯思辨方式，达到实践方式，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去行事，而根据传统思维去确定自己行为方式的人越来越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跃而为全中国、全民族的指导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年的代表着"大一统"封建观念和官方哲学的儒家意识形态从此彻底结束了其一尊地位，而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先进的文化思想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国家哲学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型。
(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总的哲学体系上来说，中国的国家哲学思想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武器，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创立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但是，处于中国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重复，而应当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国家哲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如何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和超越问题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就凸现出来了。自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以来，中国国家哲学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阐释，更加扎根社会现实，不断与时俱进，具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新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形态，正是依靠这一哲学武器，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8]同时，他又指出，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9]在今天，中国国家哲学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居于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要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最终目标，必须根据时代的需要，对经典作家未加详细阐述过的有关内容进行展开性的发挥，"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10]。
(三)昭示了中国国家哲学的发展方向和途径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以它来统摄意识形态领域，根据它所提示的社会发展方向来确定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国家哲学及其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千年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哲学文化的基础而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西方哲学各流派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先是存在主义，尼采哲学，按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以至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诠释学、符号学等等，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打开了中国哲学界学者们的眼界，给中国哲学界多角度研究中国国家哲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系。当今，中国已经发生并将持续进行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国家哲学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转型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历程，一切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站在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前沿，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把握其中的精髓，加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阐释和创造性转换，既回溯其文化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又会通中西哲学精华，始终把握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走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态势，最根本的是要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三大基本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对这三大基本问题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创新程度、丰富程度、深刻程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面、跨学科、跨部门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阶段。中国国家哲学虽然立足于国内，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尤其需要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用国际眼光、在时间上、空间上，对各种个要素进行协调、规划、整合，来建设当前的国家哲学。遵循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国家哲学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避免教条，因时而变，既要考虑基于理性与民意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要考虑基于历史与传统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事实来从根本上否定俄罗斯一些学者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提出的"不能把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国家哲学"，不应再有"国家哲学"、哲学是一种自由思考，哲学是哲学家们的"私事"等的诘问，以及我国一些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提出的"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它不仅不应该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等的错误认识，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去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始终相信:"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1]。旧哲学，不论其是否作为国家哲学，从其阶级本性和哲学体系，必然是暂时的、短命的，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却完全相反，它具有彻底的辩证法，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必然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实现了革命的胜利，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两大成果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二者内在统一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
【注释】
[1]雍涛.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J].武汉大学学报，2004纪念文集(1-5):68
[2]杨永庚.哲学分类及其原则浅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4(1):60
[3]祝天智.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J].重庆社会科学，2005(1):52
[4]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30
[5]引自Schillp编.雅斯贝尔斯的哲学[M].英文版
[6]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68
[7]陆剑杰.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4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67，46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67，465
[10]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7-1
[1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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