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历史使命是要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并通过实践改造现实世界。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必然要越来越关注和介入现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党的四代领导核心都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完整的解答，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时代的发展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观点和宏观的视野坚持不懈地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动态的、系统的、长期的深入研究，"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1]，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都对中国国家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前所未有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
一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党的历史上十分重视哲学的功能。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肩负着开辟革命的独特道路的任务，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制，也由于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基本上是通俗化、书本式的，而较少结合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毛泽东及时总结历史教训，摒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写成了哲学论著《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强调"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大力倡导"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把立论的关键放在现实问题上及民族独立上，对现实的关注达到了亘古未有的新高度。毛泽东从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突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把哲学原理集中化，写成了系统论述这两个问题的开创性著作，创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践论》以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新民主主义论》以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轨迹，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还写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观思想最主要的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国家哲学历史线索，以及国家哲学的特点、实践的形式和作用。1937年6月，毛泽东的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2]，重塑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灵魂。首先，提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完善了认识运动全过程的理论，对认识过程推移运动的关系作了分析，并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各自特征。其次，提出实践着的人由于常常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和事物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使自己原定的认识会发生"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这是毛泽东在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总结而形成的，它揭示了认识论中的一个新领域。再次，提出认识应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实践论》已提出"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强调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就较完整地从理论上解决了问题。
第二，对中国国家哲学的一些范畴作了重新解释。在毛泽东那里，实事求是有非哲学层面的和哲学层面的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抽象和升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范畴做了新的阐释[3]，并使之成为一个中国国家哲学范畴，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实践论》经常引用一些生动的民间谚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举例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有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传达到"秀才"之手，秀才才间接地"知天下事"。他认为，自封为"天下第一"的"知识里手"实际上是最可笑的，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1964年，毛泽东和龚育之等谈哲学时，还对关于分析和综合、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肯定否定等范畴谈了自己的见解。[4]总之，毛泽东融会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之加以整理概括，使之上升到哲学高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以"实践论"和"矛盾特殊性"为核心，吸收中国哲学知行观中的合理因素，确定了从实践和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认为，这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也是党的群众观。《实践论》和《矛盾论》借鉴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予以哲学概括，并吸收了中国学者关于认识的螺旋运动的思想，提炼出人类认识运动总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其中"再认识"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5]《实践论》则解决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主观能动性的问题:那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此外，《实践论》在强调亲身参与变革现实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在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一前提下，提出了"间接经验"的概念，认为人的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但是，毛泽东指出研究历史上的哲学，要提出点新东西，但不能搞书本的哲学。[6]因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两论"起家的。[7]
纵观毛泽东哲学思想，显然可以看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滥觞，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彻底改变了被哈贝马斯视为"强大的理论概念"，阿多诺喻视为"知的意识形态"的那种情形，这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终于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找到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思想，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观有它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罅漏。
二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其特点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出现的"纯哲学"，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求实哲学，它比毛泽东哲学更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实践性、应用性。[8]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论著，但他的全部著作、言论和实践，却处处充满着唯物论，又充满着辩证法。从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标准，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作出科学论断，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工作中要"两手抓"，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步骤三部曲，制定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等等，无一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时代精神。尤其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更是充满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是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典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观思想的发展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早在1977年4月，即在他第三次复出之前就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9]同年5月，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有两句著名的话，一句是:"老祖宗不能丢"，另一句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针对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许多怪现象等情况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0]在长期反思和再阐释的基础上，邓小平倡导"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1]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又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列入党的思想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把用实践检验真理，用实践回答问题的思想主旨讲得更为透彻: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
第二，对实事求是思想做了新的概括、新发展，把实事求是与实践观点紧密相连，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相统一。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1979年，他明确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明确把实事求是思想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一人，他使党的思想路线更有针对性，同时更加完整，更加深化。他曾深情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2]邓小平还强调实事求是要有主体意识，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1986年6月至11月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六篇讲话中都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把人民"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形式和内涵，提出了创新实践论。首先是要求实践主体要有胆略，提出了"敢闯论"。"闯"从哲学上说，是指那种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13]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大胆地闯"，特别强调了主体的精神状态对于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其次要选择实践方法，提出了"实验论"。邓小平发挥了毛泽东关于"一切经过实验"的思想，提出要大胆试验。他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但要随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摸索前进"。再次是要预见到实践进程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提出了"风险论"。邓小平指出:由于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可搬，因而"要担很大的风险"，我们对风险不要麻痹大意，但也不要惊慌失措。他还指出:我们已经有了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且"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敢于冒风险，正确对待风险，是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的突出表现。
总之，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新的历史时期，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阐述了一系列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观点，作出了"最新颖最主要的贡献"，他创立的知行统一实践观是新的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三
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任务，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现代化事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的，本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世纪之交，我们党处在一个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新的历史方位，其指导思想必须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广阔实践为依托，不断地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作了揭示，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4]。当代中国社会正向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社会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并且具有人类共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方向演进，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出版的《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汇集了江泽民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提出并阐明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展示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党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丰硕成果。具体地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显著特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在对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党内与党外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情况、经验与规律的科学观察与思考，认识与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把人民利益标准和实践标准统一起来。坚持实践性和辩证性，就是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论断。"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在当代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它也逐步被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由此进一步得知两点:其一，实践的、辩证的观点如果没有新的实践经验的支撑，没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的支撑，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那就不是真正的实践的、辩证的哲学理论，变成不结果实的花朵。其二，实践观点不仅是个运用问题，还要研究它的不同层次的结构与功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客观方面的前两个要求与从历史活动的主体方面讲的第三个要求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三个代表"明确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第二，改变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把实践性整体思维发展到现代的辩证、系统思维的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和合性。[15]从致思取向来看，"三个代表"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辩证关系性和现实批判性，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一种实践方式，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转向。人的认识从实践发生又服务于实践，以"三个代表"体现的当代中国和合思维方式具有显著的历史规范性，它越来越渗透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16]。如此等等。
第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突出和弘扬人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意识，主要是指人们在实践中明确意识到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和对立，并且力图通过主体的能动性活动，改造客体，以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实践观是外在尺度(客观规律)与内在尺度(人的需要)的统一，它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现阶段就要通过制定和贯彻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基本纲领，切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践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容，但主体性不仅包括实践性，而且还包括人的能动性和自我调控性等内容，"三个代表"则把实践性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现实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合理弘扬主体性意识的同时，也明确意识到了对主体性意识过度张扬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环境恶化、生态失衡、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等，又提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等。
第四，适应时代条件和中国发展需要，以特殊理论形式提出了中国国家哲学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每一个"要求"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观意义。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和由二者构成的社会活动的客体方面与以中国最广大人民为标志的社会活动的主体方面的统一这两个角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并表明了这种价值观的进步性和全面性。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彻底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明确以"中国最广大人民"为价值主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归结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在利益这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问题上，在最现实和彻底的意义上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不管一个社会进行多么伟大的实践都必须有理论的指导。文化以观念和思维等方式表现为人的精神活动，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形成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因此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支配作用，是社会的灵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在贯彻中才能见实效，落实的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执政为民。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实运动再认识的理论结晶，它所蕴含的哲学的基本观点有:一个是实践的观点，一个是生产力理论，前者解决认识世界的道路问题、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问题，后者解决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
四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理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的重要创新。
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涉及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主体与客体关系、历史主体性原理以及对客观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把握等。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本质的新揭示、发展主体的新阐述、发展内涵的新界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发展目的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的继承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进一步把发展的本质和目的归结到人，把发展的目标和利益落实到人，让发展的成果和效益惠及全体人民。这实质上就是对历史主体性的拓展和延伸。
科学发展观是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实现它们的和谐统一，人类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把推进生产发展、实现生活富裕、保持生态良好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科学发展观突出用发展的观点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实践发展的产物，必将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还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其中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开拓思路，丰富现有理论。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发展观的重要变革。(www.daowen.com)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所遵循的根本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基本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科学发展观是在吸取西方文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既不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彻底颠覆，也不是主张生态主义的发展观，而是要在自然可承载的前提下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既要可持续发展，又要全面、协调发展。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科学发展观体现出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的深刻转变。现代社会表现出多层级的复杂系统和多元化的结构功能，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范式。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管理范式的革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其实质就是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范式，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诉求，规约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目标。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就从更深层次上要求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的根本转变，以适应整体发展、长远发展、协调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和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在消除资本主义弊端方面的优越性。科学发展观坚持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联系的整体，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相互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全面体现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因此说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首先是因为这一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社会能够全面进步。其次是因为这一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研究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候，中央也注意到世界上的两方面经验: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在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有的由于处理不好，引发了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另一方面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人力资源在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使经济社会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安定团结，社会能够和谐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四，科学发展观在发展问题上所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时代特点，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追求和人类关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的发展理论。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江泽民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迎接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要把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积极探索扶持、保护、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发展、团结、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把"三个面向"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认识到世界的大转折就是中国的大机遇，同时要提高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要分三步走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特别是要紧紧抓住20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坚持"三个代表"要求，从严治党，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反腐倡廉，拒腐防变。
从上面的回顾和综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没有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统一的要求提出来，没有"五个统筹"这样的表述，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什么叫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明确的论述。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都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五
学习党的四代领导核心关于实践观的思想，探讨四者之间坚持和发展，承接和超越的关系，使我们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启示一，中国国家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应做充分的研究和挖掘。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有贡献于西方文化，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深入研究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把"行"(实践)定义为"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进而阐明了"行"(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恰是在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佳结合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最佳弹跳点。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恰好是"实践哲学"。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涵于具体人文学科之中，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依据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西方哲学发展史上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明清学术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而从历史上来看，西方人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影响的，正是中国国家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中国古代以来的实践哲学从根本上加以吸收和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
启示二，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是当代中国真正的国家哲学。虽然他们所建构的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从理论层面上看，还不够知识化、系统化、理论化，但是这种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核心，是真正现实的哲学。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决定了构成其发展的每一种理论形态，不仅必须具有概括、反映时代变迁的时代特征，而且必须建构与具体实际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确保其活力的现实的必要条件。与以往的哲学不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实践观不再"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的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是"面对""当代世界"，并作为世界的"一般"，"进入"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其"活的灵魂"的作用。从时代特征方面来看，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在这里，"和平"与"发展"是作为"带全球性的战略"即用以驾驭和指导全局的策略提出来的，并且，它们始终是"问题"，而不是既成的现实。事实上，"和平"与"发展"，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必须面对和力求解决的共同问题，并在根本上左右着每个国家、民族以至于个人的活动。在理论上正确地概括和反映这个本质特征，就是抓住了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启示三，实践哲学是整合中西方哲学的立足点和逻辑视点。在全球化时期，要真正使中西哲学能够顺利进行交流与对话，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会贯通，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基点上。毛泽东针对一些只强调西方哲学的学者谈话时就说过:"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行"这个概念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是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对人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在全球化时期，邓小平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显示出实践哲学的实际操作特色，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这个论断具有普世化的特点和意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和21世纪前期为"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苦探索的三个历史阶段。他们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分别提出了"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纲领，形成了三面具有中国革命与建设特色的伟大旗帜:三民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并将其贯彻于艰巨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先后开拓了"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的道路:三民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一切旧哲学，和旧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形成的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唯物史观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中——表明:作为一切理论的最终"原理"恰恰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人的现实生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是指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终止了一切高居于实际生活之上的哲学，却激活了遍及于生活之中的哲学。从哲学形态上来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国国家哲学都是应用哲学，其主题是发展哲学。实践证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当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必要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是没有止境"。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720
[2]杨永庚.《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1):12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01
[4]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2004(1):29
[5]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2004(1):389-390
[6]陆剑杰.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
[7]李友松.睿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1
[8]雍涛.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J].武汉大学学报，2004纪念文集(1-5):68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3，382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3，382
[13]雍涛。邓小平哲学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41
[1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
[15]斯林."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与毛泽东思维方式比较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4(2):5
[1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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