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中国国情的特点

江泽民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这也是国情。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对于新世纪中国国情，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高度的概括:"当今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了这个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从而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只有符合这个实际，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新世纪的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2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积极成果和某些消极教训，也有20世纪遗留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20世纪已初露端倪的诸多问题将凸显出来。这些20世纪的遗产将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组合，构成新世纪中国国家哲学所面对的中国国情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起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1987年10月，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中国的宪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大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实现了理论创新。当世纪之交到来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指导下经过改革重组，逐步明确了市场主体的地位;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商品市场规模日增，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蓬勃发展;从价格改革到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这一切都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厦初步建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带来的直接效益是生产力的提高、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挑战，199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改革成效最显著的领域之一，但这项改革并未结束。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在农业，农村经济体制实际上一直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责任制的水平上;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权力交叉现象始终没有解决;农业人口过多、农民收入过低、农业投资缺乏、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加工和运销组织落后、农民进入市场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在城市工商业改革日益深入的同时，城市转移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却相对不足。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1世纪，中国农业经济的这些问题，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远甚于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就区域经济来说，虽然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我国东西部地区从来就不曾平衡发展过。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总体上缓慢，加上50、60年代实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将上海等东部大城市重工业大量迁至西南部，东西部地区实际发展水平或发展速度的差距并不明显。但我国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改革初期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迅速崛起，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增。以GDP增长速度为例，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凌和刘世庆的统计，1998年到2002年，尽管东、中、西部GDP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与东部的年增长率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呈逐年扩大趋势。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水平看，1999年西部比全国低36%，比东部低60%;2000年西部比全国低32%，比东部低55%;2001年西部比全国低33%，比东部低55%;2002年西部比全国低54%，比东部低60%。(www.daowen.com)

第三，居民收入水平的反差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央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以及平均主义的观念的作用下，无论城乡间还是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消除城乡差别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居民收入的反差却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5倍。

第四，民众形成了多样化的思想观念。社会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形成了多样化的思潮，再加之，我们实行开放的文化战略，于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几乎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尽情地向中国这块久旱的大地侵袭。文化开放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使西方观念深入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并且渗透到了社会、学校和家庭生活的角角落落，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黄色、黑色文化市场倒是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着。当21世纪到来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频繁，随着交通的日趋便利和信息化，世界文化市场更将在越来越缺少过滤的状态下膨胀。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民主自由观念、个人主义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同西方的审美观一起，通过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商品，包括非文化性的一般商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对西方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显得异常活跃，社会主义各流派围绕着新世纪的走向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未来进行各自不同程度的反思和预测，对全球化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时代条件下的科技革命发展采取各自不同的回应。由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挑战性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化危机的背后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当代中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但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还不能说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都还存在着民间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外来文化或意识形态，虽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是作为民间意识形态存在(但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间化，但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并非在理性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在感性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同质"的民族文化而接受。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成功，但受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影响，人们的信仰也开始多元化;受片面经济中心论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客观上放松了，并没有做到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

第五，党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党的队伍的总体是好的，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党员背离了党的宗旨，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利益抛在脑后，把人民看做是捞取钱财的来源，以权谋私，欲壑难填，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正进入整体性新老交替时期，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既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课题。苏联东欧剧变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党员群众发生了思想上的混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国家哲学的反感与排斥情绪。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陷入僵化、严重脱离实际，就会导致党员干部丧失社会主义信念，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因此，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总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利益格局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存在，各种企业群体、各种岗位人员，虽然共同利益是为了实现现代化，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劳动性质、就业岗位、分配方式等的变化，必然造成不同个人和群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有些差别和矛盾在逐步扩大、加剧，失业、社会风气不正等一些影响全社会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特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江泽民对现实国情的把握表现在，一是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增加了人民生活、科技教育文化、地区经济文化差距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条目，认识更加全面;二是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人民可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对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新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