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内容

十月革命的炮响，使社会主义由学说变成了现实，它对中国人民有着示范作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由此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独特道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3]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时，就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革命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定的科学含义。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

(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是日本、俄国和西欧，通过留学生从日本传入的主要是唯物史观;由蔡和森等从西欧介绍进来的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瞿秋白等人从俄国传播进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4]从那时起，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时期。一方面，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要使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此而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将这样一个客观要求及时地、明确地提出来，变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主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主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滋长了一种复仇心理的近乎拼命的"左"倾急躁情绪，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指责"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毛泽东正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形势的客观要求，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思想，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和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本本主义，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后来，毛泽东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论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利用暂时的安定环境注重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开始认真系统地研究当时他所能掌握的马列著作和哲学著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开始从哲学理论上加以总结概括。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这是我国把马列主义理论从欧洲形式转变为中国形式的重要时期，标志着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达到成熟。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科学命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从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上给予哲学概括。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总的来讲，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总之，"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目标。

(二)总结和论证了中国国家哲学的一些范畴和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支撑。在延安，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研究、著述活动，他带着自己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到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课，在以《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进行哲学教学的基础上，他又从讲授提纲中，选出辩证唯物论部分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部分的《矛盾统一法则》等两节，进行加工和整理，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本哲学专著。他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对一些哲学范畴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总结和论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实践论》一文中。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实践观点看做是"辩证唯物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但认识又服务于实践，认识具有能动性，概括出了认识的基本规律。毛泽东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此，建立了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

其二，一般(普遍性)与特殊(特殊性)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矛盾论》一文中。《矛盾论》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毛泽东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研究这个法则，不得不涉及许多问题，于是《矛盾论》对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都展开了论述，提出认识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一论述集中表明了认识论上一般与特殊的相互联结的观点，特别是《矛盾论》用一半的篇幅着重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法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www.daowen.com)

其三，群众与领导的关系。群众观点包括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以及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论述集中表现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群众和领导的关系是一方面，群众需要自己的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也离不开群众，集中表明了革命、建设必须处理好群众与领导的关系。

其四，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与精神既对立，又统一。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但在现代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并转化为物质力量。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明确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一论述，集中表明了物质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观点。

毛泽东对于以上关系的说明，特别是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发展过程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在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

(三)确立、倡导中国国家哲学实事求是的主线

中国国家哲学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为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巨大努力。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专门对各种妨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其中，明确地批评了主观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主观主义有两种阐释:一种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或派别的主观唯心主义;另一种是主观地看问题的方法。而毛泽东在多数情况下是在作为思想方法上使用"主观主义"一词的，也就是第二种阐释。他认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主观主义的重要方法，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二是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样一些思想，已带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芽。到了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6]。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在这里，"从斗争中"，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是说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这是对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运用和体现。

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1年和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进一步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明确地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而且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明确、最深刻的说明和发挥。通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此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在其晚年，在总结实践中失误的教训时，也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放在重要位置上。如在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7]。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与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关;而在其中遇到的挫折，发生的失误，也都与违背、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紧密的联系。

(四)创立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后来又写成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最终创立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且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他提出，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前途也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他还批判了"一次革命论"、"资产阶级专政论"，驳斥了顽固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民主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纲领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反映现代社会国情、深刻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确立了"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最准确最精辟的说明，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五)运用中国国家哲学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领导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关于通过互助合作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的理论，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等等。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党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从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这些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发展的代表作。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他认为，(1)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2)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另一类是敌我矛盾，但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今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发展战略，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又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在逐步提高了对科学技术在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后，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