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国家哲学的基本内涵

《论语》《春秋》学中蕴涵着对若干重大、根本政治问题的理性深思，此后各个时期的治国理念中都体现着随社会、政治变动同时进行重建"王道"的思想，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大一统"人间秩序的理想形态及其形上根据，专制君权的正当性判准，国家的法制宪纲，政治伦理与实践原则，立国兴国的改革之道等等。^[2]

(一)"大一统"人间秩序的理想形态

儒学没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没有历史命定论的思想，亦没有人格神(上帝、真主、基督、弥勒、明王)救世的思想，儒学认为人类历史中并无理性力量、宿命力量与神格力量，历史如何发展，全由人的意志行为决定，孔子在《春秋》中确立了"《春秋》书法"(又叫做"《春秋》条例")，表达了儒家的历史观法。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春秋繁露》)}。《春秋》还用"托"的"书法"表达了历史演变的"三世观"，在此"三世"中，儒家自然倾心于太平世，以太平世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最终希望。按照公羊学派的看法，"大一统"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纲领之一。值得说明的是，儒学无历史发展之循环观，亦无历史发展之线性观，而是认为历史在"文"与"质"两种要素中交替演变，靡有穷期，故统治者必须按照其所处历史时代的文明特征来进行统治。

(二)专制君权的正当性判准

儒学从天人关系入手来解答时代的政治难题。董仲舒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其本于天，人性即体现了天性。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源于天，把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同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在形神之辩上提出"尊神"的观点，称"天"为"百神之君"，"藏其形所以为神也"。由此可见，古代所谓形上、神圣、纯正、本体的天是以此来获得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获得一个合理的存在基础与超越的价值源头，让"王道"成为人们据以行动的内在规范，达到以天之仁德来稳定社会的目的。

(三)国家的法制宪纲(www.daowen.com)

就从最终的目的而言，儒学追求的"无讼"的法律理想，儒学把改制立法看做是为仁提供制度上与力量上的保障，认为治世必须"和为贵"，为人必须"温良谦恭让"。"讼"在本质上是"凶"是"险"^{(《论语。学而》)}，此即《易经》"讼卦"所谓"讼，终凶"与"讼，上刚下险"之意，所以儒学的法律观是通过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宋明理学在政治、伦理方面的基本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程颐说:"礼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而所谓"天理"，其实就是封建礼教。这些思想和理念渗透在中国法律制度当中，极大地影响了其间的整个社会存在。

(四)政治伦理与实践

先秦哲学论争的中心是"天人"、"名实"问题，以宇宙论和形神问题为中心，用"天命论"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在人性论上，强调"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以求达到和谐、平衡的健全发展。孔子以"仁"为主来调整社会人际关系，其规定有修、齐、治、平各种不同的层次，"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它首先要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并履行"至德"即最高德行的"中庸"之道。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有经常保持中和状态无过与不及之意。这样就可看出儒家的"仁"与"中庸"的作用和意义已超出人际关系和道德范围，而成为宇宙间一条至当不移的普遍法则。汉代以来，把过去以贵族门第出身或家庭富有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改为由政府主持考试，以儒学为标准，保证儒学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的规范。

(五)立国兴国的改革之道

在对现实性的认识和关注上，古代国家哲学奉行经权说。在社会生活中，儒学认为，现实存在是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现实发生了变化，表达现实存在的概念也要发生变化，故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王道"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少数知识分子"成德"、"成学"，而在于"措之天下，润泽斯民"，在政治谋略上，孟子的话很有代表性，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谓之"守经";而"嫂溺援之以手"，谓之"权变"，这就是"经世致用"。而它关注的核心不在于改造社会、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而在于经术、治道，从经书中发现"有用之学"，很显然，"经""权"说集中体现儒家的政治智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其宗旨是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提供适当的手段。

因之，凡是有远见的封建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为其统治服务的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们大都招致儒学者为贤人志士，儒者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咨询，充当统治者的智囊团，在历史可能的条件下封建统治者大体使儒学的政治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曾创立过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政府和文人政权，而使中国文化领先世界两千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