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国家哲学的基本理念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他在向西方介绍儒家学说时，认为儒家伦理道德同封建的政治制度融为一体，儒家学说此时是"社会组织的哲学。"作为中国古代国家哲学，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以《论语》《春秋》中"王道"学的开启和重建为理念，都确保了"大一统"专制政体的实施，都根据现实社会条件设计出了一种可行的社会秩序。

(一)"王道"能主导社会乌托邦

儒家学说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内圣外王"，这也是儒家"王道"文化的总体特征。"内圣"之学主要在于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属于治心、修身之学，即"仁学"。"外王"之学主要在于安天下、定祸乱、建事功，属于"礼学"。由"内圣"到"外王"，儒家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大学之道"。《礼记·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顺序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春秋》"明王道"，《易》"穷理尽情"，《周礼》"明王制"，互相配合而成"王道"体系。苏辙认为，孔子作《春秋》关心的是在春秋这样一个"知其犹可以此治"的时代如何"推王法以绳不义"，而《左传》即深知圣人之意。^{(《春秋集解》卷十二)}只要能"以义服人"，维持"周礼"秩序，"政在大夫"亦为圣人所"可"。^{(《春秋集解》，卷九)}故"天理流行"的"王道"世界，就是要使人们的上下之分、尊卑之序能本于"洪纤高下"的本来差别;"礼"要合乎"理"即如其本来的自然秩序。《左传》把"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的形势之变当作必须接受的前提，称颂春秋霸主于此衰乱之世尊王崇礼以维持世道。而且《春秋》"王道"之学中"天理"作为"易"理，并非静止、抽象、固着的规范、法则，而是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创造、生成机能^{(参见《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二、卷三)}。

(二)"王道"能达制"强国之术"(www.daowen.com)

在儒家学说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如果一个人成为国君，他的统治便称为"王道"，它的规定性是一个"公"字，而"公"就是"各正其性命而不妄"，"使各得其宜"^{(《二程集·程氏易传》卷二)}。在古代国家哲学中，很强调"王道"与"人道"之连续性，"天道"就是"仁"体，就是儒家崇尚的最高价值原理;而"王道"即是"体天地生成之德"，"生成天下之民物"。《春秋》学提出的"天人感应"说，西汉公羊家所阐发的"遍覆包含"、"溥爱无私"之"天道-王道"，说明现实礼治秩序根基于客观宇宙秩序的自然性和确定性及其合理性，进而使其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原则。这样，圣人之褒贬裁断不过是要于不合理的现实中求得治理的可能方略，是依据现实条件以求规范现实的政治学。北宋在解释"天王"时对《孟子》区分的"王道"和"霸道"做了新的阐释，认为其区别不在于具体的"治术"层面，而在于"本"、"体"层面，即"王者"之"心术"如何，即君主、朝廷所持的政治理念为何:是奉"大公无私"之"天道"，反身而诚，发政施仁，还是行仁政以利一家一姓社稷长久之私。假"仁"行"霸"是秦汉以后最根本的谬失，欲行新政就要从此根本处下手，要于"人主心术处下工夫"，"引君当道，君正而国定矣"^{(《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一)}。

(三)"王道"能使"国、家"达制"世界主义"

中国古代先哲之思维，皆以"天下"为立足点，而不是以"国、家"等一部分自画，此乃百家所公同^[1]，被定为一尊的儒学最具代表性，儒学中，"天子"就是天之子，上，他为天之子，代表的是"天下"，下，他为民之父母，所经营的是天下黎民，"天子"就是天与民之间的中介，"王"是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大一统"。孔子陈述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就包含着世界性的眼光和视野。他在《论语》中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之言，其内在本质是要扩大自己的文化而被之于全人类，从而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春秋》中他提出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就是由国家主义而区域主义，由区域主义而世界主义之不断进化的几个阶段，在《大学》中他表达的是"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以世界主义为追求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