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演变

在"百家争鸣"中，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论语》是他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国家而制订的系统化的国家哲学。"仁"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其国家哲学的重要内容，所以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孔子就是以宗教唯心主义的"天(有人格意志)命论"的神学历史观为出发点为中国奴隶社会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国家哲学。首先，在孔子看来，人的生死富贵和自然界的四时运行、万物生灭都由上天决定，地上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受命于天，代天行事;周公留传的典章制度和训令告示不可违背。由此，他建立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的伦理观和等级理论。其次，在孔子那里，"仁"是人最完善的德性，来自于天;但要具有"仁"的品质，必须"克己复礼"。他所讲的"礼"，主要指"周礼"。所谓的周礼，主要就是指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奴隶主贵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即"五伦"。一旦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天下都归于"仁"人了，"仁"人当然是指奴隶主。孔子由家的概念扩大到国的概念，然后，将礼作为个人立身之本，也作为立国之本，即所谓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哲学，其目的在于用这种先天的伦理道法规范来维护和协调濒临崩溃的奴隶制国家的旧秩序。

孔子建立了一整套奴隶制礼乐典章制度的系统理论，并设私塾招收弟子传授其思想，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开创者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但秦汉时期，社会从动荡到统一，先秦各家各派思想经历了分化、合流、重组，儒、道、法，互补互黜，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儒家思想仍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哲学的主体。秦汉的大统一自然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要求思想的大统一，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建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国家哲学体系，成为封建专制国家哲学的肇始者。大一统的"奉天法古"思想是其国家哲学的主体;"天人感应"说是完整的君权神授理论，它使尘世王国与天国合为一体，是其国家哲学的底蕴;而"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使"三纲五常"绝对化，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阶级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董仲舒之后，国家哲学的具体形式从西汉末年到隋唐经历过从经学到玄学又重新回到经学的过程。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则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朱熹建构的"太极之理"唯心主义宇宙观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理，也是完美至善的道德的最高标准;理气之理，即万事万物之理，是中国古代国家哲学的基本理念极之理的"分殊"，就如"月印万川"。也就是说，封建道德、伦理纲常是唯一的最高的根本原则，其他的封建等级制都是其具体化。另外，朱熹因袭了二程"性即是理"、"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总之，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明代，陆(九渊)王(阳明)将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极端化，建立了"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来论证国家哲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www.daowen.com)

在中国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旧中国，这是相对于新中国而言的。旧中国的国家哲学起初是以"生元论"为哲学基础的三民主义，后来是国民党哲学。孙中山赞同进化论思想，认为生物的始基是"生元"(细胞)，人就是由生物演化而来。生元是物质的，但是，它具有知觉、思想和创造生物的意志，等同于孟子的良知良能，此即承认超乎于人的身体之上的精神力量的存在，从而陷入了二元论和唯心论，导致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而依靠人的精神和心理作用，必然导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所以不久就被袁世凯复辟，继续推行封建的纲常名教。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缺陷还被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政权歪曲利用，成了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哲学。本来，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激励人们进行革命实践的积极作用，但它割裂了知与行的关系，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蒋介石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孔孟学派的主观唯心论(王阳明的"心"学)、人性论和西方近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将"知难行易"说发展到极端，推出"力行哲学"，将精神、心意、良知、意志存在当作物质宇宙演化的根本动力，并认为关键在于致良知，即"行"，这是具有先验主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盲从主义，从而让国民愚昧盲从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