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国家哲学的实现始终不能脱离宣传和灌输,但进行宣传和灌输需要千千万万的忠实执行者,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国家哲学的教育,形成这样一支宏大的队伍,对此我党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发展过程。
(一)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区的教育试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大的历史角度来说,高扬科学和民主旗帜的根本着眼点是为了追寻中国的出路,探求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最后终于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也不断增加。毛泽东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书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是否真正领会是以学生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在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他先后为工农红军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宗旨,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普遍提高了全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指七大)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一个党员的职责",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及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区进行的教育试验,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总体上适应革命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和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整风运动开创了进行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好形式。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理念的探索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恢复经济发展,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毛泽东号召干部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12]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校教育体系,此外,还充分利用机关单位、普通院校、工厂企业等各种资源,组织广大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等,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走自己的道路"的一整套比较正确的指导方针,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科学文化艺术的方针和"应当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注重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思想,重视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教育,为党由革命的先锋队转变为国家建设的先锋队,为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培养了大批合格干部。
从1957年到1976年,为了适应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毛泽东提出干部教育要使干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13]。后来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对干部的教育培养越来越强调"红",忽视了"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国把文化较多地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性、政治性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过多地否定了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强调改造,忽视继承,学术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以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形式搞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后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干部宣传和灌输"左"的错误思想,造成干部思想混乱、行为偏差,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创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且明确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并要求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指出"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4]。1993年7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强调用邓小平理论武装人、教育人。(www.daowen.com)
2002年党的十六大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自2002年以来,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学习《江泽民文选》,要求我们党不断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政治理论教育为重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其目的是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从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历程来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给以伟大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所需要的规格去培养人来实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通过教育培养所需要的人为自己服务。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提高教育的实效性问题,即中国国家哲学如何更有效地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问题。
(三)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实效性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种形式的理论通俗读物和反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在巩固和加强中国国家哲学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西方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冲击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同时,国内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使人们产生疑虑和困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在多样化的国内外背景下,迫切需要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事业。这就要求中国国家哲学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提高其实效性。
提高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实效性,不仅要研究其通俗化的内容,而且要研究其实现的形式。当代中国国家哲学面对的是中国千百万群众,要提高实效性,必须研究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特点与文化背景。一种思想理论被人们所接受,是接受主体积极主动地筛选、吸纳的结果,是接受主体的内在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要充分调动接受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提高接受的效果。中国国家哲学要产生影响,则要求人们对相关教育内容掌握、理解与不断内化。人的不断内化过程,就是人的不断塑造过程。人类的自我认识成为指导教育、实现教育、规约教育的基础。教育是人类关于自身的理想对象化的主要方式,是人类自我塑造的主要方式。
人生活在世界上,不断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并在这种交互作用中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我,同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接受理论认为,主体在接受过程中,受到接受图式系统的重大影响。所谓接受图式就是接受主体在接受活动前就已经存在的经验、观念和认知结构等的意识综合体。当接受的知识和观念与接受图式相吻合、相联系时,接受的效果就会大大提高。换言之,接受图式制约和影响了接受客体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当进一步追问接受图式是如何形成的时候,不难发现,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后天的接受活动而形成的,是由主观需要和客观事物共同制约和决定的,通过人的动机等内驱力而实现。[15]接受理论又认为,情感是接受调控系统的基本要素。主体对某种理论和信仰的接受,不仅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而且与情感息息相关。情感是与人的社会性相联系的,它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情感激活、唤起、催化了接受主体的要素,并使接受主体产生愉悦的心理体验。正如美国学者丹森所说的:"没有情感,日常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生气、缺乏内在价值、缺乏道德意义、空洞乏味而又充满无尽交易的生活。情感过程是个人与社会的交叉点,因为一切个人都必须通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和体验到的自我感和情感加入他们的社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是一个有情感的人。"由于接受主体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不同,所受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生活经验不同,接受思想理论具有多端性。接受主体可以以认知接受为开端,也可以以情感接受为开端。从宏观的中国社会的视野分析,这种情感接受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是民族的情感。为此要把中国国家哲学的内容与形式一致起来,宣传普及的内容就能更好地入耳、入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大大提高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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