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点

中国国家哲学确立以后面临着如何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的艰巨任务。因为它不是要摆在高高的圣殿上被顶礼膜拜的，而是要切实地指导执政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从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团结大众，统一行动，否则，它就成了一顶毫无用处的空帽子，到处套用，却又可有可无。所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从一诞生就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第一，从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来看，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处于不同的地位。就一个政治群体而言，如果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是由其先进的或精英部分向它的普通群众进行国家哲学教育而不是相反。当然，教育中也有可能出现教育者主动向受教育者学习的情况，甚至有双方的互动，但这只是教育者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灌输"所采取的措施和姿态，而不是实践中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对一个国家来说，向人们灌输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教育主体与作为受教育者的民众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了教育中的不平等关系。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由此决定了中国国家哲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统领地位，人们无需对它进行争论和选择，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对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从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基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表示认同。而不像知识传授那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共同将知识作为自己面对的"客体"，双方都将目标设定在对自身以外的知识所蕴涵的真善美的追求上。思想性体现了中国国家哲学的实质和基本目的，是其根本特性。知识性仅仅是思想性的载体，所以中国国家哲学的教育活动不能把气力放在"为什么"的知识层面，而要把气力放在"为什么"的理论层面，在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强化思想教育，把它的基本理论同党和国家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逐步深入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www.daowen.com)

第三，从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政治统治或政治控制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一般说来，政治统治、政治控制有两种方式，一是强制，即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力制约、甚至以暴力为手段对人进行规制;二是说服，如许诺给予个人的荣誉、地位、职称、薪金、住房等利益进行功利性诱导，也有利用人们对惩罚恐惧的心理而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胡锦涛提出要做到"三贴近"，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因此，国家哲学教育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或政治控制而进行的使受教育者服从于教育主体的说服教育。

总之，中国国家哲学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均表现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等内容的灌输和教育，正是这种浓厚的政治性以及其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效能，使得中国国家哲学有可能或必然成为工具，其基本属性指向是阶级、国家和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国家时，既要认识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或隐或显地行进于阶级冲突的道路之上，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也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总是表现为阶级矛盾的激剧，还有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时期。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国家哲学实现作用的教育不仅要看到它为阶级政治服务的现实，更要认识到它对社会平稳运转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