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国家哲学的生成方式

虽然历史上"国家哲学"繁芜的流变现象令人扑朔迷离，渊源多种多样，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为世人奠定生活在"当下"的意义和基础，标示未来发展走向，应有其内在的创生、存在和发展以及获得世人认同的逻辑。那么，居于规划和指导不同社会制度地位的国家哲学究竟是如何生成的?每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哲学怎样获取合法性存在?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哲学获取其合法性存在的方式，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革命型

这是在新的社会形态建立过程中，不同性质的国家哲学争取其合法性存在的方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需要以一种先进的国家哲学为先导，并以此替代旧的落后的国家哲学。先进的国家哲学会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而获得其主导性地位，并以各种方式推行自己的国家哲学。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国家哲学以后，1818年黑格尔被聘任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哲学这门科学已经移到我们日耳曼人这里了，而且还要继续生活于日耳曼人之中。"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地位就是在反对野蛮和反动沙皇制度中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确立的;卢卡奇和葛兰西将国家哲学定位于"阶级意识"，当客观的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就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

(二)选择型

这是不同性质的国家哲学为获得自身存在和取得合法性的一种方式。由于各国在同一时期其哲学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其价值评判标准又是多元的，国家哲学要通过选择方式予以确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比较、确立、抵制、批判其他国家哲学和本国别的哲学流派与国家哲学相对立的观点，在批判和斗争中坚持和巩固自己的国家哲学。例如，在法国20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在工人运动和国内劳资斗争中选择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法国社会发展模式。二是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哲学和本国别的哲学流派中与国家哲学相近的内容和有用的部分，使国家哲学保持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哲学，始终保持其国家哲学的活力。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理学通过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深刻总结，汲取佛道的思辨哲学，为宋以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提供哲学根据，使儒学更为精巧，细致，使之更具欺骗性。在南宋末年，其成为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被宋元明清时期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选择为国家哲学。同时，国家哲学与其他的社会结构因素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在一国范围内确立国家哲学以使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实现综合性发展，实现中心制约、指导边缘，边缘丰富、维护中心的目的。(www.daowen.com)

(三)决定型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哲学理论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论，同时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继承者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扩展。他们认为，国家哲学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庞大的自然——社会系统的存在形式，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原因，通过相应的程序予以确立，支配着整个社会或集团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当代中国必然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框架内理解并定位国家哲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不同时期确立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现实基础。

(四)改革(发展)型

这是一些国家在选择某种哲学作为国家哲学以后，根据本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对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思想作出发展，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社会主义不是既成的、永恒的真理，而应当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社会主义的实现模式。越南共产党提出，要搞清越南社会主义模式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主张'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1]。越共"九大"强调，要在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的前提下，实行与越南特点和实践相符合的革新，走与社会主义相连、建立在民族独立基础上的民族发展道路。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老挝有自己的特点，有地理、经济、社会、历史等条件造成的种种困难，"不能无选择地抄袭某一个国家的模式"^[2]。朝鲜劳动党一直强调建设"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东欧剧变后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金正日指出，"喜欢别人的样式，并喜欢模仿他们的习惯绝不是负责民族命运的主人翁式的态度"，要"按自己的方式进行革命和建设"^[3]。古巴是西半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革命和建设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又明确提出要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古中两国情况虽有不同，但中国的经验值得学习，这将激励古巴探索符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进行稳步的改革和开放，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