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情: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

任何国家的存在都必然内生出一定的哲学观念，而哲学观念无法脱离相应的本国国情从而得到独立自足的解释，它们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这就告诉我们，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囿于特定的时空结构，而这种特定的时空结构就是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任何一个国家尽管阶级属性不同，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实现国泰民安的目的，都要非常重视国家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必然是以当政者的治国理念，亦即国家哲学为基本理性，以对国情和现实(此岸世界)分析为起点。^[8]虽然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都注意国情问题，但是康有为注意中国国情，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却得出了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躐等"的结论;谭嗣同研究国情尚未完全脱离寻求价值本体的传统思路;而孙中山注意国情，强调国情，却得出了必须立即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结论。在中国共产党筹建及成立的初期，陈独秀也讲中国国情的特点，但是他从中国国情的所谓特点出发，却得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结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结果呢?原因是要真正得出科学的国家理论，不但要注意国情，而且要对国情有科学的、深入的、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现当代中国，过去的思想皆为资源，只有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才具有实践价值，只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哲学思想资源和哲学研究才具有当代意义，才能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对于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活动紧紧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各种角度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站在哲学高度建构面向并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先进文化，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人民"批判的武器"。它具有浓厚的现实关切，而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问题关切。在马克思看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中国人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国际背景相融通，与中国国情相契合，打通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现代以来的哲学注重研究中国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问题的"的"，实现了中国国家哲学既内在生成又指导实践，并取得独立的哲学形态。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既生于中国，又长于中国。国情成为其本体，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依据。这既可以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著作和讲话，以及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找到理论根据，也被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实所证实。(www.daowen.com)

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与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缺乏深入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正确地加以把握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发展规律和前途、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和团结力量，以及革命的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不能得到正确解决。在经历了革命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长期反复交替后，开始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9]，"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0]毛泽东在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优于其他领导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从青年时代始就注重了解社会状况，投身革命斗争后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1]并号召全党必须"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得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2]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分析中国的国情，观察国家的命运，以实践精神去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认清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发展方向，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而创立了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

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3]。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和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 50年代后期，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14]对当时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失误，导致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正因为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国情。10年之后，十五大在深入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研究拓展了视野和广阔的背景。^[15]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16]这样，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因此，特定国情成为划分所处时代、明确问题、"不断结合"的起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国家和哲学统一的基础。

国情反映在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个人行为规范、民风民俗、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方面，从哲学的角度看，历史方位不同，中国问题也就不同，由此决定了国家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在各个不同阶段理论重点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国家哲学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线性存续、无内在互动关联的封闭、凝固单质，而是一个渐次生成、无限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由此决定了国家和哲学的关系构成了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各种文明风云际会，这是对我们的新挑战，为此之故，只有把国情作为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才能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我们强调认清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17]，能够做到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