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国家哲学"本体论"的局限及其近代转向

(一)本体论问题的一般性和中国古代国家哲学本体论的局限

本体论问题虽然不再辉煌，并且存在多种歧义的概念，但仍然是一个哲学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反对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本体论，却赞赏作为方法论的本体论。在中文里，说一个东西的核心内容、基本组成部分和出发点的，就是指这个东西的"本体"^[2]。作为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本体"一词，尽管它仍然无法除却它固有的不可知论超验色彩，但它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打破原有的"本体"与"现象"二分的二元论立场，将"本体"和"现象"统一起来:它超越了空洞地泛言"本体-现象"的做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界定一个"本体"，即实际存在的社会事实，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描述这一社会事实的结构、状态、功能等总体属性。因此，"本体"一词，它主要被用来在方法论意义上界定一个对象，意指"事物本身"，它既非还原论意义上的"本原"，也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在实在论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本身"。在国家哲学本体论中，"本体"虽然与"现象"相对，但它并不必然的二分为"本体"和"现象"，"本体"和"现象"可以是同一个事物，可以是同一个"物本身"，或者说，"本体"和"现象"同属于"实事"本身，都是"社会事实"的衍生物。

对于本体论来说，从社会实在论现象学考察出发，通过综合了"现象"与"本质"的"本体"范畴，来建构科学的"本体论"，一方面它需要界定出确定的本体来，另一方面，它需要描述本体的属性。也就是说，对于本体论而言，它包含着一个属性论的层次。这样，国家哲学的本体论是描述某一本体、某一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科学"本体论"。本体论在试图描述的事物的属性的时候，一般而言，它需要面对这样一些常规性问题。首先是属性的相对性;其次是属性的不确定性;再次是属性的多样性。本体论在描述和解释事物本体的时候，人们常常认为描述本体就是描述事物在认知层面上的常规属性，理解为描述事物的一般属性或物理属性，本体论还有着它的价值之维，本体论同时还要描述事物的价值属性，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有着认知本体论和价值本体论的差别。认知本体论在认知层面上来探讨本体论问题，它回答事物"是怎样"的问题，而价值本体论在价值的层面上来探讨本体论问题，它回答事物"应怎样"的问题，也就是它探讨事物相对于人类主体的需求表现怎样的特性，具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家是运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研究本体论问题的，同西方哲学家运用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研究本体论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哲学家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重视本体的存在意义，而特别重视本体的价值意义，试图用本体论为价值观奠立哲学基础。混沌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论在指导人生实践方面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论证"道德自我"的意义，确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指导政治实践方面，它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为维系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消极意义在于，容易被统治者用来作为维护其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成为虚假的国家哲学。

(二)中国国家哲学本体论的近代转向

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正值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苦难时期，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动时期。"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全民族最关切的问题，自然也是哲学理论工作者最关切的问题。中国古代本体论已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实证知识为基础，接受了西方主客二分哲学思维模式，从研究价值转向研究存在，特别是研究社会存在，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哲学思维模式结合起来，突破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局限性，使本体论获得了新的形态，由过去重在探究人生之"理"转向探讨世界变化之"元"，为建立现代哲学的新形态提供了相对较高的逻辑起点，基本上完成了由古代哲学形态到近代哲学形态的转变。^[3](www.daowen.com)

康有为是近代第一个探求元学本体论的思想家。他在探求本体的时候，没有延续宋明理学应然本体"理"或"心"的观念，而是上承古代哲学中实然本体"元气"的观念。不过，他没有像古代哲学家那样看重"元气"作为"气"的质料意义，而是特别看重"元气"作为"元"的本体意义。他在《春秋董氏学》中提出了"元"既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也是宇宙和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元"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当然也是人的根本。康有为提出的元学本体论虽然侧重于存在的意义，但仍旧保留着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本体的色彩，"托古改制"，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寻找根据。尽管康有为没有对元学本体论做出充分的论证，但他毕竟朝中国哲学本体论近代转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谭嗣同从西方自然科学中引入了"以太"的观念，把"以太"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提出了"以太-仁"的本体论学说。谭嗣同同康有为一样，在认定本体的存在意义之后，马上赋予其价值的意义，把物质性的"以太"与道德观念的"仁"等同起来。谭嗣同把宇宙万物的本原归结为"仁"，试图用中国古代"仁"的观念来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建立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仁学"思想体系，因而尚未完全脱离寻求价值本体的传统思路。谭嗣同"以太-仁"的本体论不再以传统哲学范畴为出发点，而是以"以太"为出发点，同康有为的元学本体论相比，更具有近代色彩。

孙中山把中国传统的本体论观念"太极"同西方科学和哲学中的生物进化论、以太说、星云说和细胞学说等思想材料结合起来，提出了进化本体论学说。孙中山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积极成果改造"太极"观念，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他将宇宙的进化过程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孙中山把进化看成自然界发展、万物产生、人类社会进步的本体论依据，已超出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围。孙中山关于世界三个进化时期的思想，较为详细地用自然科学的有关知识说明了世界的客观形成过程，相对于其以前的思想家的论述来说，更加系统，更加有说服力。进化本体论是第一个超出封建主义传统哲学范畴的世界观理论，但是，不能把孙中山的进化本体论归结为唯物论，因为在他看来，进化过程除了体现在物质层面以外，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他反对旧哲学中那种把物质或精神看成实体的观点，强调物质和精神是进化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本合为一"，不可以截然分离。实际上，进化论作为一种引进的知识，表面是自然知识，实质是一种新哲学，是一种意在变革世界的实践哲学。^[4]

中国近代哲学的本体论，经过上述康有为、谭嗣同等的发展，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人孙中山那里达到了巅峰。康有为、谭嗣同的本体论学说，对西方自然科学只是粗浅地涉及，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思想资料深入思考和系统阐述。孙中山吸取了他们的理论思维成果和教训，以进化的观念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提出进化本体论学说，基本上完成了由古代哲学形态到近代哲学形态的转变，为建立现代哲学的新形态提供了相对较高的逻辑起点，但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本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更加特别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本体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国家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国家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称谓，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国家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它不仅真正超越和克服了支撑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思维方式，从外部对这种本体论实施了有效打击和全面摧毁，并使它的整个理论架构发生了彻底的断裂，而且重新改变了本体论学说史的发展方向，使本体论研究获得了全新的理论模式和解释原则。没有独立于本体论之外的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也因此特别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5]，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活动紧紧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探讨作为"社会事实本身"的"本体"，从而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