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之外在哲学和国家之内在哲学

如果哲学是内生于国家的，一切国家活动中都客观必然地包含着某种哲学属性，那么，哲学作为国家存在之维系规范与价值支撑无疑会对国家产生相当的依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他的哲学思想与理论研究活动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他在日后谈到这次转变时写道:"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是向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方向是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主要理论成果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另一方向是转向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包括对其"母体"即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及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其主要理论成果是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并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前者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等上层建筑的基础即它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或"市民社会"进行解剖;后者主要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及马克思自己关于宗教、法、国家等"思辨的批判"及其哲学前提即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并对"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进行发掘。然而，一个国家的行为在事实上的复杂性表明，尽管其他各种形式的行为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可能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但是这些行为却存在着自己的哲学认识底线，不允许形成或演变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此，不存在绝对的不同国家哲学的"是"与"非"，只存在相容的程度不同，从国家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历史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诠释和结合方法:

其一，国家与哲学只在绝对中统一或只在抽象中统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西方和中国是一种神学历史观，以超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力量和意志去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国家的运行和兴亡，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其本源都在"理念"、"形式"、上帝和天命，受制于它们并以它们为目的。宗教信仰是神学历史观对世界进行阐释的重要途径，这种阐释从精神本体论上把它们理解为绝对者。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上帝不仅能鼓舞人心，指导人如何生活，而且能给人以反省、知识和智慧，使人得到真理和美德。在黑格尔看来，属神的东西和属人的东西在基督教中得到了统一。基督教的历史是"自由绝对的无限权力"的展开。在这种展开中，基督教获得了自己全面的发展。这一历史从日耳曼各民族接受基督教信仰，经过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统治，一直到新教的改革。新教改革使教会与国家以及良知和法相互和解，因为单个人的良知从教皇的普遍权威下解放出来，为人的自我意志能够决定建立一种理性的国家创造了前提条件，这种理性国家的原则就是基督教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所以他曾把代表宗教的君主说成是国家的人、国家概念的人——确言之，是具有"国家本能"的人，只有这样，才把自身的理性(哲学)与作为现存现实的理性(现实的国家)相互统一起来了:由于国家的本性是"作为当下意志的属神意志"，是一种将自己展开为一个世界的现实组织的精神，另一方面，又由于基督教也无非是以精神的绝对真理为自己的内容，所以国家与宗教虽然在教会与国家里面塑造同样的内容时可能会南辕北辙，却能够并且必然在基督教精神的根底上相聚在一起。真正的宗教并不对现存的国家持否定的态度，而是承认和认可它，就像国家反过来也承认"教会的确认"一样。"依据事物的本性，国家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达成其宗教目的;又因为宗教是在信息的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国家的道德性与国家的宗教精神是相互的保障"。这样"国家政权、宗教和哲学的原则就汇合在一起"。

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了神学世界观的束缚，认识到国家运行必须立足于世俗世界和人类自身，将人类的尊严和利益重新恢复至应有的地位。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却抽象地将人类的自由、平等作为天赋的权利，把人类的欲望、理性和博爱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首先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来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从而争取自身的自由、平等权利;其次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通过"三权分立"以分享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有些哲学理论本身比如黑格尔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法，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国家哲学，恰恰是因为其具有顽强的保守性一面，将国家绝对地形而上学化，作为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本质、来源和目的。统治阶级由于维护自身利益而歪曲社会现实，从自己的头脑中引申出一些原则，或者将神和上帝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和国家及其被统治阶级，创造出与现实不符合的理论，必定是保守的、没有活力的，同历史发展规律是相违背的。因而，哲学观与国家只在绝对中统一或只在抽象中统一，其相容是有限的，必然沦为国家之外在哲学。(www.daowen.com)

以上两种情况是通过把某种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进而绝对化、偶像化，并通过这种绝对化、偶像化，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直接地统一起来了。于是，这一哲学便失去了它自主的灵魂，变为一种随统治者好恶而任意变幻自己面孔的怪物。在此，任何一种国家哲学，都必将会把哲学的比附性发挥到极端充分的程度。否则，它便无法永远保持其与多变的社会现实的一致性，也无法实现其作为现存社会之辩护的职能。哲学的比附产生了双重的僵化:一是哲学自身的僵化;二是哲学对现实理解的僵化。

其二，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国家和哲学在现实中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则是唯物史观在这一领域的具体化和深化，是一种内在于国家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国家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国家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称谓，正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国家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之中，国家和哲学不是二元对立的，即"哲学"不在"国家"外而在"国家"内，所有对于"哲学"的思考都以"国家"为潜在对象或背景。马克思国家哲学的主题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必须被消灭。它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中揭示出它存在的不合理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性中揭示出它必然灭亡的归宿，表现出一种辩证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人类解放必须以推翻现有社会为前提，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他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论证以及对向这一理想社会过渡的条件和经济、政治形式等等所作出的阐述，都是其国家哲学具有深厚内在性的表现。唯物史观全面、具体、历史地考察、分析和解释全部历史活动，使"国家适应现成的思想"，让人类的实际行为由内部一致性而扩展至外部一致性，从而将二者结合。

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国家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为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社会主义事业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并使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可在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被歪曲并逐渐丧失它原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变成一种教条的、形而上学的、保守的思想观念，成为打着唯物史观旗号的历史唯心主义。由于这种转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再成为人们实践的指导思想，已经跟客观的社会现实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它们不是对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而是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出于思想上、利益上的需要，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成为一种偶像崇拜物，这一旦被赋予了整体社会的效用和立场，就会综合其他社会子系统之哲学观而形成为对整体社会而言具有的立场及其规范形式，即成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基础，必然孕育着其外在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应有三个组成部分，但目前能见到的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目前众多学者还将此归结为政治学)，没有见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应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偶尔也会出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虚假意识"。但是，这些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扭曲。在现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学说由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系，而唯物史观是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细细地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9]，创立真正内在于国情的国家哲学体系。我国在不同时期创立和确立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国家和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以国情为认识对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是否符合国情成为判定中国国家哲学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虽然我国在国家哲学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相互背离而发生失误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运用唯物史观把党和国家的对国情的认识进行全面的总结，不断地根据国情之变化将外在国家哲学调整为内在的国家哲学，紧紧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前进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