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以来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地位

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人类的一切活动归纳起来无非是两大类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大类活动，都不能不涉及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这两者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能回避的最基本问题，同时也就必然成为哲学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哲学家曾谈到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例如，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26]费尔巴哈也说过:"神是否创造世界，即神对世界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27]。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发展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并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作了这样的论述:"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28]这告诉我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被提升为苏维埃国家哲学。1944-1949年东欧八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同样被提升为本国国家哲学。1949年，毛泽东在建国初就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哲学地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一元论"的，所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性，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指南;但是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恩格斯这一论断的基本精神。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看，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起源于人类童年时期"灵魂不死"这种狭隘而愚昧的观念。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形成史上，都不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童年时期，所以，也都不可能避开哲学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学科建设初期，注重共性可以帮助研究者弄清本国国家哲学的基本内容，大致理出其头绪来，所以我们应当从哲学基本问题入手考察每个民族哲学史的发展过程。(www.daowen.com)

由于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可以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恩格斯没有把哲学基本问题公式化，他只是以西方哲学史为例说明他的论断，并没有论及其他民族哲学史的情况。他特别提到，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在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具体地表现为精神与自然界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在这里，恩格斯谈的显然是西方中世纪哲学的特殊性，并不是整个人类中世纪哲学的普遍性。如果不顾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具体情形、具体特点，把恩格斯的具体分析简单地套用到其他民族的哲学史上，无疑有违于恩格斯的本意，因为它是在"存在/生成、实在/现象、思想/行动、身/心等等的二分都在上帝/世界的古典二分法中获得了有力支持"^[29]的情况下提出的，况且我们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简单化、公式化、教条主义化，正像杜威所说，(哲学基本问题所包含的二元对立论及其派生物)是"堵塞着我们思想通道的无用杂物"。以二元对立论的逻辑思维套用中国哲学，情况会更糟糕:"哲学家们日益倚重其他思想家的思辨，而不是借助直接的经验和想象来发展他们的认识。这一事实又推动理论日趋形式化、体系化的发展，以便在逻辑上和辩证中显得正当有理"^[30]。所以只能依据这一论断研究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而不能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替代民族国家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就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天人关系问题。^[31]美国学者赫大为、安乐哲也提出，我们必须试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固有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因为"也许中国人确实是以与我们自己很不相同的方式来思考、选择，以及组织那些构成他们文化上层建筑、杂乱无章的、细碎的材料。"^[3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问题和主义"的争论，问题和主义是不能分离的，问题的解决需要主义。有了"问题向度"，才会明确哲学研究的本体，才能构建出符合本国特点的"主义"，所以必须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做到把它们"具体地历史地结合"。本文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为指导思想以来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阐释称之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由此贯穿于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自然而然的是"哲学和国家的关系"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三是二者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迄今为止对第一点的研究不乏灼见，但却忽视了对第二点及其第一点和第二点"怎样结合"研究，进而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无内在相互作用的凝固抽象体"^[33]。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开始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打破学科界限，站在哲学高度来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理论"，在一体化视界中使之合逻辑性、合思想性，试图构建一门新学科——当代中国国家哲学。

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组成部分。2005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一级学科后，出现了许多二级学科，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也应是一个整体，有三个组成部分。由于缺乏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应用，致使"中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死板"，"弱化了其感召力和吸引力"^[34]，"虽然中国共产党并未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重大失误，但中国并未完全克服自身国家哲学层面上的危机"，很需要构建"结合了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理论"^[35]。况且我们用于哲学研究的主要精力围绕着别人的理论进行的，从别人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解释别人的著作、转介他人观点，几乎忘记了"自我"，有的内容落后于时代，有的流于简单化，很需要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合理因素，提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因素。有理由相信，建构这样的学科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赢获一种全面统一的理论视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形态的学理认识，并有助于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域，从而推进这一宏大理论课题的研究。

从实践上来看，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36]中国当今社会生活的主流是现代性，是全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建立现代经济制度。但是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仍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今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中国人的自我经验实践问题。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觉，是由于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学工作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受到了一些读者和学生的冷遇。由此，设置这样的学科，把哲学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学者普及到民众，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让国家哲学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哲学的学习者接受它更多出于思想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