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史传》专录儒者之传记。所谓“传记”，即人物生平事迹之记录。别而言之，“传”者偏重生平始末(如《晏子春秋》)，“记”则偏重遗闻轶事(如《孔子三朝记》)。合而观之，举凡生平事迹之记录皆可谓之“传记”。传记文献，起源甚早，史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即人君之传记。后世尊君，人君传记称之为“本纪”，纪即记也，盖亦“传记”之流，《穆天子传》尚存其概。

古之史官，非仅“君举必书”，凡动关军国、事涉教化者，虽人臣士夫，亦尝获记。《左传》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周礼》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婣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于是“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甚至“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隋书·经籍志》)，此即“传”之属也。

《左传》又载，臧纥之叛，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盟首焉”；《周官》司寇：“凡大盟约涖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隋志》)，此即“记”之属也。出土金文，或录因功受赏，或纪缘能得封，皆此类也。

战国之世，天下分崩，史官旷绝，私记爰兴，《晏子春秋》、《虞氏春秋》之类，纷然杂出。及秦焚书，“诸侯史记尤甚”，传记文献扫地几尽。汉兴，武帝令举贤良文学，嘉言懿行，载在荐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史记·太史公自叙》)，于是举国人士之善恶，天下功臣之勋阀，靡不毕集于太史。司马迁、班固因之，撰成纪、传、表、志(或称书)俱全之《史记》、《汉书》。后世因之，蝉联而下，便成“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局，是即“正史”。

  “正史”以帝王世系、军国要务为中心，其纪帝王者谓之“本纪”，纪帝胄勋阀者谓之“世家”，纪功臣列士者谓之“列传”，纪政治典章者谓之“志”(或“书”)，提挈纲目、旁行斜上者谓之“表”。所录人事，或缘帝系，或在军国，纵非勋阀，亦皆旧阅；其有奇才高行，立德立言，如孔子、孟子、老子、荀子之伦者，亦间蒙纪录，遂使“正史”成为总录一代之“全史”。

 然而“正史”既以帝王、军国为中心，故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不能不有所取舍，刘知几“语其细也，则纤介必录；语其疏也，则丘山是弃”之讥，“正史”实难辞其咎。于是在“正史”传记之外，又有“杂传”以济其穷。西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又作《列仙》、《列士》、《列女》诸传，皆此类也。后汉光武，又下令南阳撰《风俗传》，于是天下风从，沛郡、三辅之《耆旧》、《节士》之传，东鲁、庐江之《名德》、《先贤》诸赞，接踵而兴，“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志》)。魏文帝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嵇康作《圣贤高士》以传圣心贤风。兹后文士继踵，“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虛诞怪妄之说”(《隋志》)，“传记”类题材领域遂大为拓展。

魏晋南北朝，传记类文献数量激增。据《隋志》所载，其记乡贤者则有刘义庆《徐州先贤传》、陈寿《益部耆旧传》等，其记品德者则有王韶之、梁武帝、梁元帝等《孝子传》，其记名节者则有无名氏《海内士品》、梁元帝《忠臣传》。又有记玄学之袁敬仲《正始名士传》、刘义庆《江左名士传》，记义士之刘向《列士传》，记文人之张隐《文士传》，记良吏之钟岏《良吏传》。至如僧道，亦有虞孝敬《高僧传》、葛洪《神仙传》、马枢《道学传》；隐士，则有习凿齿《逸人高士传》、皇甫谧《高士传》；妇女，则有刘向、皇甫谧等《列女传》，无名氏《美妇人传》；儿童，则有王瑱《童子传》、刘昭《幼童传》；友朋，则有梁元帝《怀旧志》、卢思道《知己传》。除此之外，还有专记个人者，如东方朔、管辂等传及诸“别传”；有专记世族者，如《荀氏家传》、《孔氏家传》等。是皆“史笔之所不及者，方闻之士得以纪述而为劝戒”者也(《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宋三朝艺文志》)。

传记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复杂、体制多样、名目繁多。《隋志》称之为“杂传”，共著录六朝以来传记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唐行科举，又增登科之录；藩镇割据，遂有列藩之记。《旧唐志》“杂传类”录有一百九十四部、一千九百七十卷。至宋，传记文献更增于前，《宋两朝艺文志》曰：“传记之作，近世尤盛，其为家者，亦多可称。”(《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郑樵《通志·艺文略》录有三百八十三部、二千八百五十七卷。除却《唐志》所录，宋人著述已近二百余种。此类文献在明清时期非常发达，《明史·艺文志》所录有明一代“传记类一百四十四部、一千九百九十七卷”；孙殿起以鬻书所见，撰成《贩书偶记》及《续编》，共录“传记”七百二十余种，主要为清人著述。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将古代近二千八百种丛书所收传记目录汇为一编，总数在一千六百种以上。于兹可见“传记”文献之盛。

“传记”文献内容十分复杂。论传主，则有耆旧、名贤、僧道、技艺、妇女、文士；论范围，则有全国、郡邑、藩邦、域外；论体例，则有小传、杂记、学案、碑传、年谱，等等。若概以“杂传”名之，则名不雅驯，容易湮没贤达传记之史料价值。若概以“传记”统之，则又薰莸同器，使孔孟名儒与《美妇人传》同编，忠臣雅士与《妒妇》、《侍儿》同列。故有详加甄采，分别部居之必要。

《旧唐志》将“杂传”分为：“先贤”“耆旧”三十九家，“孝友”十家，“忠节”三家，“列藩”三家，“良吏”二家，“高逸”十八家，“杂传”五家，“科录”一家，“家传”十一家，“文士”三家，“仙灵”二十六家，“高僧”十家，“鬼神”二十六家，“列女”十六家。郑樵《通志》将三百八十余种“传记”分为“耆旧、高隐、孝友、忠烈、名士、交游、列传、家传、列女、科第、名号、冥异、祥异”十三类。至《中国丛书综录》，分类更趋合理，先按记录范围分成“总录”、“专录”、“杂录”三大类，再按内容厘为“历代、郡邑、域外、家乘、姓名、人表、仕宦、学林、文苑、名医、艺术、列女、隐逸、孝友、杂传、释道、日记、琐记”十八目。(www.daowen.com)

 以上分类，只客观反映传记文献之类型，而未能甄别表彰文献之价值。特别在主题类别方面，连“名医”、“僧道”都立专目，而于儒林圣贤却不置一喙，不贤识小，于此何异？有鉴于此，《四库全书总目》特将“传记”文献“略为区别：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贩书偶记》继之，在“名贤、名人、总录、杂录”四大类中，亦以“名贤”专纪孔孟文献。然而，《四库》“圣贤”仅录两种，《贩书》“名贤”亦不过十余种，于卷帙浩繁之“传记”文献中不过万绿丛中一点红而已。又兼诸家著录，都将“圣贤”(或“名贤”)、“学案”、“年谱”、“碑传”，同隶于“传记”之科，各类文献功能及价值并未得到区别和突出。

《儒藏》“史部”曾将“圣贤”文献别为《孔孟史志》，“学案”文献别为《历代学案》，“碑传”文献别为《儒林碑传》，“年谱”文献别为《儒林年谱》，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各类文献之源流分合既明，其特殊之学术价值亦已凸现。今复于“孔孟”、“学案”、“碑传”、“年谱”外，摭录其他儒者传记，编成《儒林史传》，以与前者互为经纬，互相补充。

《儒林史传》主要由三大类文献构成：一是“正史”之儒传，二是“通录”性儒传，三是“专录”性儒传。

 “正史儒传”乃辑录“正史”中儒学传记而成。司马迁撰《史记》，首开为儒者立传之先例，孔子有《孔子世家》、孔门有《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孟子、荀子、叔孙通、公孙弘诸大儒，亦皆有专门传记；其主于诸经传授者，则有《儒林列传》。特别是《儒林列传》篇首一“序”，历叙先秦至汉初儒学传授，概略明具；复分专经专师，叙述经学授受，源流清晰。此例一立，自《汉书》以下历代“正史”(除《南齐书》外)，莫不为儒者立传，也莫不有《儒林列传》(《宋史》于《儒学传》外，更有《道学传》)。“正史”体例严整，叙事详实，其于皇家中篝，容或回护；而于学术文化，毋庸曲笔。故“正史”儒传，实乃儒教之正史、学术之定评，从事历代儒学研究，固当首先取材于兹。《儒林史传》第一类，即将“二十四史”暨《新元史》和《清史稿》之《儒林传》及儒者传辑录成编。其编录仍依原史各自成书，凡二十六种。其排序，则首以《儒林传》，可以概见一代儒学传授之源流正变；次以大儒各传，略依时代先后为序，于此可观儒学发展异峰突起与波澜壮阔之景象。

  “正史儒传”之外，收录更多者乃独立之儒学传记。此类传记，在历史上也产生甚早，《汉志》“六艺略·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前篇今仍见于《大戴礼记》，后者则已失传；《隋志》传记类亦有《汉文翁学堂像题记》二卷，《孔子弟子先儒传》十卷，《扬雄家牒》、《王朗王肃家传》各一卷，《孔氏(融)家传》五卷，《管辂别传》等，综合、专录、家传、别传诸体，俱已备矣。此外，尚有《先贤》、《耆旧》、《孝子》诸传数十余种，其中不乏以儒行儒言名世之人。

 对儒者学术渊源、人物事迹有意识地进行考索和整理者，当数宋人。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十四卷，“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中有行状，有轶事，有语录，有评论，有荐章，盖欲“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四库全书总目》)，对道脉统宗、理学渊源，首次进行叙录。又撰《名臣言行录》，摘录史传、文集之嘉言懿行，以垂世教。于是创立专纪儒人学术事迹，注重学术渊源，兼录学术语录之史体。此类体裁，至明清而达于极盛，黃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其代表。后学承之，遂演为体系庞大、卷帙浩繁之“学案体”。此类文献《儒藏》已别为《历代学案》纪之。

  “学案”之外，同类文献尚多有之。其纪历代儒学人物者，则有明魏显国之《儒林全传》、清朱轼之《历代名儒传》；其纪儒学宗派、道学渊源者，则有明周汝登之《圣学宗传》、清孙奇逢之《理学宗传》、黄嗣东之《道学渊源录》；其讲学统文脉者，则有清熊赐履之《学统》、张廷琛之《续学统》，凡此皆综录全国、通纪历代，是为“通录类”。

  其或专纪某师，独录一派者，则有朱熹《伊洛渊源录》，丁宝昌《安定言行录》，张夏《洛闽渊源录》，宋端仪、薛应旂《考亭渊源录》，罗正钧《船山师友记》，戴望《颜李学记》等；其纪某一朝代，彰显一时之盛况者，则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学案小识》等；又有以地域为限，录一方学统者，则如明朱衡之《道南源委录》，明冯从吾之《关学编》，清张伯行之《道南源委》，清李清馥之《闽中理学渊源考》，清汤斌之《洛学编》，清魏一鳌、尹会一之《北学编》，清徐文定之《皖学编》，清王棻之《台学统》，清方守道之《蜀学编》，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等等，是皆为“专录”之属。

此类著作，或展现儒林大观，或专录一方名胜，或探明学术渊源，或摘录哲言睿语，或表彰轶事高行，“文言美词，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史通·补注篇》)，无论著录之广，抑或记事之详，皆远在“正史”之上，足可与“正史儒传”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兹录得儒林传记一百余种，都为一辑，以备《儒林史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