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之为书，盖体兼编年、传记二长。溯其源可达于先秦，而论其体则备于两宋，及至明、清、近世，尤为发达和流行。宋人所编本朝人年谱一百余、前代人年谱五十余，奠定年谱编纂之重要基础。自兹以降，历代编谱成风，“年谱”、“碑志”与乎“史传”，遂成人物史料之三大国焉。其年谱之现存者尚有五千余种，可不伟欤!综观历代年谱，可谓内容丰富，人物庞杂，上自帝王将相，下迄畴人君子，与乎高人逸士、明哲圣贤，无不门类齐全、应有尽有。至如宋人胡仔《孔子编年》、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等一批儒学人物年谱，尤其杰出者也。年谱系人物事迹之编年史，巨细备录，大小俱载。儒学人物之谱更是师传详悉、渊源毕备。若乎儒者之师承授受、成长经历、治学路径、著述概况以及思想演进诸况，皆于谱中原原本本，历历可观。搜集和整理儒学年谱，对研究儒学发展史、经学传授史和儒家教育史，俱有不可忽略之价值。

然而古代年谱或附载文集，未得广泛流传，或深藏秘府不轻见示于人，甚或仍是稿本秘笈，锁在书箧，藏诸深闺，是皆不利于年谱类史书学术价值之体现。至于对年谱作更加充分之研究和整理者则更难乎其人矣。从目录学上考察，年谱在很长时间内均只附在“传记”或“谱录”之中，未有独立门户；至于那些尚附在文集、载于专书者，更只随其所在书籍分散于不同部类。直至明清时期，祁氏《淡生堂藏书目》、钱氏《述古堂书目》方于史部传记类立有“年谱”子目。直至二十世纪乃出现年谱目录专书，一九二九年梁廷灿发表《年谱考略》（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汪闇发表《馆藏历代名人年谱集目》（载《江苏省国立图书馆年刊》）即其早期作品。一九四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收录年谱一千一百零八部，为首部年谱检索专著。然而筚路蓝缕，难免粗疏。一九六二年杭州大学图书馆编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收录年谱一千八百余种），一九六五年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出版王宝先《历代名人年谱总目》，一九八〇年杨殿珣出版《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收录三千零十五种。一九九六年增订版收四千四百五十种），一九九二年谢巍出版《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一九九五年黄秀文等出版《中国年谱词典》（收录四千余谱），一九九九年台湾地区王德毅出版《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修订版，收录五千余种），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则推陈出新，后出转精矣。

就年谱整理出版观之，年谱初期刊行也只分散于丛书之中。至二十世纪以来，才出现年谱丛书。其初也，则有刘师培《历代名人年谱大成》。商务印书馆继之，曾拟刊印大型年谱丛书，惜因抗战而中止，后迁台湾乃陆续付诸实施，迄一九八〇年出版十八辑共一百八十余种，题名《新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集成》。一九七五年，台湾广文书局也辑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一九九八年，经过八年筹划编纂，北京图书馆出版周和平主编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收录一千二百一十二种，此乃目前收录时间跨度最大、收录年谱最多之专门丛书。(www.daowen.com)

综观近百年年谱研究概况，虽然在目录书和工具书编制上取得成就，在辑印旧谱上也有绩可述，但在年谱分类整理和研究上却明显不足。现今辑印之年谱丛书，多随意进行，就地取材，未能系统调查和甄别，更少精心校勘与整理。所收者未必皆精，而精者未必全录，玞玉杂陈，熏莸同器。如孔子多达一百六十余谱，朱熹亦有五十余编，是难本本皆精，面面俱善，择其优而汰其劣，综合诸家以相校勘，于古于今，皆有必要。而乃不加甄别，笼统收录，未必妥当。即如目前最大之《年谱丛刊》，所收孔子十四谱、孟子十五谱，既缺别裁，亦难称全，读之者茫然如坠五里之雾，多歧亡羊，无所适从矣。就编纂形式论，现有年谱丛刊多系综合性质，而缺少专门性、专题性，对专题研究自是十分不便。今兹《儒藏》，历览古今名人年谱，搜罗公私图籍之藏，以儒学为主题，以优胜为标准，广采慎择，辑为“年谱”专类，并加校勘，凡得二百余种，时跨两千余年，地跨南北东西，自孔圣及乎近儒，历代名师大德之人格风范与乎学术事业，举可于是厘然而观焉。

唯是年谱之作，每每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近人时贤，代有佳作。按理应当弃旧取新，存其最善。然而新著诸书，或牵于著作之权，或系于专售之利，割爱不易，授权为难。故兹此编，于时则断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书则取其授权者。其非专授，虽有名品，亦所付阙。是岂故为矜持？亦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