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为构建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本文历考古今目录分类方法，立足自创的《儒藏》“三藏二十四目”分类体系，贯通“四部”，归本儒学，提出应在《儒藏》“论部”按“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五类来著录儒家理论文献。

【关键词】《儒藏》；目录分类；子部；三藏二十四目

关于《儒藏》编纂的方法和体例，我们曾在《儒藏总序》、《儒藏编例》①以及一系列小文中加以探讨，提出了“三藏二十四目”的构想②。随着四川大学《儒藏》“史部”首批50册的出版问世，儒学史料整理的基本方法亦即《儒藏》“史部”的框架也已构建起来，自古学人“佛道有《藏》，吾儒独无”的历史正在得到改写。由于文史哲领域一批著名学者如张立文③、钟肇鹏④、陈恩林⑤、廖名春⑥、蔡方鹿⑦、黄开国⑧、黄修明⑨等先生的热情参与和赞襄，使《儒藏》编纂的体例和方法日臻完善。
川大《儒藏》本着“先难后易”、“先急后缓”的原则进行，首先整理相对难找、对于研究工作最为迫切、目前又最缺乏系统研究的“史部”，然后依次整理“论部”、“经部”。目前“史部”编纂体系粗具，接下来首当考虑的就是“论部”的编纂框架问题。为了获得专家学人更多的指正和帮助，这里先谈谈川大《儒藏》“论部”的基本构想，愿识者不吝赐教。
一、传统目录涵盖百家，其“子部”不可照搬入《藏》
编纂《儒藏》既是创新也需要继承，它是在继承传统目录学分类成就、佛道二“藏”编纂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儒学文献进行的系统归类和整理。为达到预期效果，创建儒学文献自己的著录体系，以便在此体例下编纂出一部分类科学、收录广泛、使用方便的大型丛书，就势在必行了。《儒藏》在体系上没有成例，需要创新；《儒藏》在内容上又是传统的，需要继承。如何用一种创新的体例来收录这些传统的内容，就是今天《儒藏》编纂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儒藏》“论部”所要面对的是儒家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献，这些文献虽然论的都是“儒”，谈的都是“理”，但是儒有派别，理有分殊，主题不同，观点亦异，如何将这些著作系统归类，编成著录科学、使用方便的专题丛书，又是编纂“论部”所必须探讨的。
目前有一种论调，以为编纂《儒藏》可以照搬《四库全书》体例，儒家的理论著作可以直接承用“子部”分类方法。我们期期然以为不可。如果照搬“子部”，不是失之“太杂”，就是失之“不全”。
(一)所谓“太杂”，是由于“子部”非仅儒学一家，而是兼容诸子。虽然“子部”所录主要是理论性和技术性著作，“儒家”文献也在其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它诸家也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儒”的烙印。但是《四库全书》系综合性丛书，其“子部”系诸子百家著作的总汇，严格意义上的儒只是其中一家，我们要编纂儒学的专题丛书，当然不能将其它诸家也一并揽入。仅此一例即可断兹说之胶柱鼓瑟、滞碍不通了。
从历史上目录书的著录情况考察，综合性目录“子部”都是诸子并重、百家兼录的。《汉书•艺文志》虽然上承秦氏“焚书”、汉武“罢黜”之后，“诸子略”还著录诸子著作189家、4324篇，包含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九流十家”之书。儒家虽居其首，但只有53家、836篇而已，占整体篇卷份量还不到五分之一。
即使在儒学独尊时代，虽然战国时期“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汉志》小序)的“诸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子学”概念的扩大，目录分类的调整，“道术”降成“方术”，“七略”转为“四部”，其它言技艺、方术的著作也包含在“子部”之中了。《隋书•经籍志》所谓：“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并且以为：“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正是这一思潮的反映。于是《隋志》将《汉志》所分“《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汉志》中还独立于“诸子略”以外的兵书、方技、数术等著作，现在都统统进入了“子部”。于是形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14个类目。《隋志》所录诸子853部、6437卷（未计末附的佛教、道教作品）；儒家只有44部、530卷（即使“通计亡书”，也才67部、609卷），在其中只占有十分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子部”都是如此，收录的子书达17类，儒学只占其中一类。这一情况即使到了被部分学人认为具有“儒藏”性质的《四库全书》也没有改变多少，“子部”仍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内中还包括《隋志》的名、墨、纵横等家以及佛、道二教。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图书数量的极大增加，“子部”图籍更为广博。50年代上海图书馆主编的全国丛书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为所收2797种丛书子目进行分类时，“子部”就有周秦诸子、儒学、兵书、农家、工艺、医家、历算、术数、艺术、杂学、典故、小说、道教、佛教和其它宗教共15大类。
固然，在儒学至上的时代，种种思想无不受儒家影响，无不打上“儒学”的烙印，《汉志》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隋志》也将兵家与医方说成是“圣人之道”在“治世”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的“圣人之政”，但是那也只能是儒学之变或儒学之用，不是儒学之本、儒学之体。如果单从“用”的角度看，儒生可以运用“医方”来悬壶济世，道家、佛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说儒学对其他诸子有影响而使其带上“儒”的特征，那么道教、佛教又何尝没有对诸子甚至对儒学产生影响呢？《儒藏》之不能将整个“子部”搬入，正犹《佛藏》、《道藏》不能将“儒学”搬入一样，是不言自明的。从前道教徒编纂《道藏》，将墨家、名家、阴阳家、法家乃至医家的书籍都收录其中，就曾引起学人的疵议，今天编《儒藏》当然不能重蹈其覆辙。
著名宗教文献研究学者钟肇鹏在《略谈〈儒藏〉的编纂》中即明确指出：“例如《道藏》，从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就收入医药类的书籍。北周时的《玄都经目》收入诸子书八百余卷。现在明正统《道藏》中也有《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本草》等医书凡20种。诸子书收得更庞杂。《道藏》中把属于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编入是无可非议的。但将《墨子》、《韩非子》、《鬼谷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甚至《孙子兵法》都收入《道藏》中，显然就不恰当。但《道藏》编纂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就是如此，后世只好遵循。现在编《儒藏》恐怕不能把医药书及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均收到《儒藏》中。”所言十分中肯,值得我们深思。不仅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状态下各呈其说的“诸子”不能以一个儒家来概括，就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虽然各鸣其“道”的诸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天文、历法、农艺、医术、卜筮、艺术等学艺、方术之书乃至缁流黄冠著作都转入了“子部”，这以后的“子部”似乎更不能用“儒学”来涵盖了。因而无论是“百家争鸣”时的“子”，还是“儒学独尊”后的“子”，都不能整体地搬进《儒藏》。
(二)所谓“不全”，是指传统“子部”不能涵盖所有儒学理论文献，如果只收“子部”而不顾其它，又会出现“偏举不备”的现象。历史上儒者的成就是多面的，许多儒者既有经学、子学著作，也有其它方面的著作，他们在其它著作中也常常甚至大量讲明儒理。孔子既删订《六经》，又留下了《论语》（弟子门人所编）；孟子既传《诗》《书》，又与万章、公孙丑之徒著《孟子》11篇；荀子既传《礼》《乐》，又著《荀子》一书。这在当时而言，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六经》，是以旧史为教本的经典文献；而《论语》、《孟子》、《荀子》等则是孔、孟、荀的私家著述，属于在思想上受经书影响而文献上并非历史的著作，本当属之诸子，故战国、秦汉之世统称之为“传记”。汉以后由于尊孔孟而退荀卿，《论语》、《孟子》皆置博士以授弟子。至刘向、刘歆整齐百家，撰《别录》《七略》，《论语》列在“六艺略”而获“经”的待遇；《孟子》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也与《论语》同列“论孟类”而著“经部”，至《明史》则为“经部”的“四书”之一。至于《荀子》则一直以“儒家类”的身份抑居“子部”。
后世儒者，或依经立传、附传作疏以阐哲思；或别立新说，自为起讫，另成专著；或随感而发，因事立论，撰为文章。其依经立传者，皆随经著录在“经部”；其自成专书者，则作为“儒家类”列在“子部”；其发为文章者，则随文集收在“集部”之中。如大文豪苏东坡，他有《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其弟子由有《春秋集解》、《诗集传》，是为“经部”著作；东坡又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子由有《老子解》(主“三教合一”)，是为“子部”著作；另外，他们还有多篇学术论文，如《易论》、《诗论》、《书论》、《春秋说》、《诗说》、《论语拾遗》、《孟子解》，以及其它“史论”、“政论”等文章，却收在了各自的文集之内。编《儒藏》当然要收他们的经部著作、子部著作，但也不能忽略其集部的学术文章，相比之下，他们文集中的专论比之“子部”诸书更加贴近儒学。《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是有道理的。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谓：“古来文字只有二体，叙事记言者为史体，自写性真者为子体。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经固兼子、史二体也。文事日兴，变态百出，歧而为集，集亦子、史之绪余也。”也是就此而言的。
传统目录书由于受“四部”法的限制，儒家的这些理论著作被分散在各处，不仅“经部”有，“子部”有，而且在“史部”和“集部”也大量存在。如果说儒家的“经部”文献是“依经说事、据经说理”的话；则其脱离经书直言义理的著作，在先秦两汉则集为“子书”，被目录书列入“诸子略”或“子部”。魏晋以后，由于“别集”、“总集”的渐次兴起，后儒的这类理论性文章又被收录到“集部”。随着儒家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儒家不仅在思想文化，而且在政治、经济、历史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又被传统目录书随方编入“四部”各处了。其以史论事或以儒论史的著作，被放在了“史部”的“史评类”；以儒论政或以政辅儒的政论性书籍被放在了“史部”的“政书类”。天下文字，不归子则归史，儒家著述也不例外，不在“子部”即在“史部”，甚至还广泛地分散在“集部”。我们要编纂一部反映儒学成就及其历史的大型丛书，这些著作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由于我们已经将《儒藏》“史部”定议为“学史”即“儒学之历史”的主题，儒家“史学”特别是“史论”的著作当然就不能再放入“史部”。我们又考察得知“集部”文献相当复杂，不宜一概收录入《藏》，也不可能再像《四库全书》那样设一个“集部”来加以收录。如果要完整充分地收录儒家的理论文献，全面系统地展现儒学理论成就，就必须突破传统“子部”范围，而将“史部”和“集部”的相关内容选编和辑录出来，编成一个个专题论集，汇入《儒藏》“论部”。这样，一部综合收录和系统整理儒学理论文献的“儒论集成”就规模粗具了，这就突出地表现出了《儒藏》编纂的“继承”与“创新”的特点。
由上可知，传统“子部”一方面著录百家，不专儒术，整体收之，杂而不淳。另一方面儒家理论又散在四部，今日编《藏》，应力求其全，如果局限于“子部”，不管其它，必将挂一漏万，“偏而不全”。既“杂而不淳”，又“偏而不全”，照搬或局限《四库》“子部”之论，亦可休矣!
二、儒家诸子主题纷如，不可杂乱无章收入《儒藏》
儒家诸子文献有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儒学文献的类别也是由单一到复杂、由综合到专门的过程。即使在“子部•儒家类”中，也不可不加别择，不加区分，一概照搬。
自孔子创立儒学，后学沿波，历2500年，其间流派众多，学术各异。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之别。《韩非子•显学》有“儒八、墨三”之分，《荀子》亦有“非十二子”之说。自后“子学”演为“经学”，“汉学”变为“宋学”，宋学之中又有“朱陆之争”，心学之内又有“陆王之别”，时代既异，学术亦变，道既不同，谋亦异趋。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通经致用而已。后世学人，自命圣贤，穷性尽命，务极造化，遂蹈于虚玄之境。于是“性理”与“道命”日兴，“心学”与“理学”呈能。于是言道德者有之，言政事者有之，言性理者亦有之，言经学者亦有之。自昔孔门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尚思派、博学派”之别，孔子之后岂无“实用家、玄学家”之别？儒学风格既变，儒家理论亦繁，儒家的子部文献在数量上也是日益激增，在内容上、主题上都异常丰富。
如果说，《汉书•艺文志》阶段的中国儒学还是以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即经学)为主体，那时“儒家”文献还在于对儒家道德、政事等基本问题发表看法，还属于儒学“性相近”的阶段的话；那么，进入魏晋以后，儒学诸子则进入了“习相远”的时代。儒学积极入世、热情救世的总体特征，使其理论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各类社会问题、人伦问题甚至历史问题进行专题的思考和分别论述；由于玄、佛、道等不同的思想方法的浸入，也使儒家学者最关注的课题、认识问题的方法也产生了变化，于是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专题文献。儒学诸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主题上，都大大地有别于前，已经不能宜只用一个“儒家”的称谓来概括一切了。《儒藏》如果只笼统以一个“儒家类”(或“儒学类”)来予以收录，势必杂乱无章，主题不明，著录无序，求书无门。不仅不能很好地展现儒学在各个专门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而且也不利于现代和未来学人从事儒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如《汉志》“儒家类”所录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李克》、《公孙尼子》、《孟子》、《孙卿子》(即《荀子》)、《芈子》、《内业》、《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间周制》、《谰言》、《功议》、《宁越》、《王孙子》、《公孙固》、《李氏春秋》、《羊子》、《董子》、《俟子》、《徐子》、《鲁仲连子》、《平原老》、《虞氏春秋》、《高祖传》、《陆贾》、《刘敬》、《孝文传》、《贾山》、《太常蓼侯孔臧》、《贾谊》、《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董仲舒》、《儿宽》、《公孙弘》、《终军》、《吾丘寿王》、《虞丘说》、《庄助》、《臣彭》、《钩盾兄从李步昌》、《儒家言》、桓宽《盐铁论》、《刘向所序》、《扬雄所序》。
这里所录多以作者姓氏为称，表明该作品系作者一身著作的集成，如《子思》、《曾子》、《漆雕子》等皆是如此，故余嘉锡有“古之诸子即今之文集”之说。不过这种情况在汉代已经有所改变，《汉志》所录儒家诸子已经出现了专题文献，根据班固自注，《周政》系“周时法度政教”，《周法》系“法天地立百官”，《河间周制》“似河间献王所述(周时制度)”，《谰言》系“陈人君法度”，《功议》系“论功德事”，又据颜师古注，《周史六弢》系“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桓宽《盐铁论》系“孝昭与诸贤良文学论盐铁事”。据此可知，《汉志》所录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子学著作，而兼及旧史、官制、法度、政事、经济等内容的书籍了。此外《汉志》还将个人所著丛书性质的“刘向所序”、“扬雄所序”也列在“诸子略”的“儒家”之中，“刘向所序”共67篇，内含《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扬雄所序”38篇，内含《太玄》、《法言》及三篇《乐》和两篇《箴》，内容已经与先秦子书有很大区别，说明儒家子学著作内容和范围在汉代都已扩大。
及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在著录《晏子春秋》、《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孟子》、《孙卿子》，至《袁子正论》、《新论》、《志林新书》、《要览》、《正览》等传统子书的同时，还著录有《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等格言汇编，著录有《女篇》、《女鉴》、《妇人训诫集》、《妇姒训》、《曹大家女诫》、《贞顺志》等女教闺训。儒家子学的内容和范围在此又有了进一步拓展。《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儒家子书80部、782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儒家92部、791卷；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儒家90种；郑樵《通志》著录儒术124、1613卷、370篇；《宋史•艺文志》著录儒家169部、1234卷篇；《明史•艺文志》著录儒家140部、1230卷。
如果说此时儒家子书数量尚少，即使不作分类也无妨检求。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儒家子书日益增多，不加区别就查找为难了。《四库全书》收录儒家类112部、1694卷、另有儒家类存目307部、2369卷，两目相加有419部。至《中国丛书综录》其“儒家”和“儒学”两类即达1100多种。在这么多的儒家诸子著作中，主题和类别必然较《汉志》、《隋志》时代大有不同。特别是宋儒以后刻意标新立异之风盛行，文献激增、主题纷繁是自然的事。《四库总目》谓：“至宋而门户大判，仇隙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门户立则异说生，异说生则文献繁。在这么多的家法、宗派中，儒学文献的繁杂是可想而知的。即以《通志》汇录各种艺文志而成书的《艺文略》论，“儒术类”除了传统的儒学诸子外，还有家训著作：《颜氏家训》、《诫子拾遗》、《开元御集诫子书》、《狄仁杰家范》、《卢公家范》、《家诫》、《司马温公家范》、《先贤诫子书》等；有心性著作：《至性书》、《四部言心》等；有政论、官箴性著作：唐太宗《序志》、《帝范》、《天训》、《紫枢要录》、《臣轨》、《百寮新诫》、《少阳政范》、《列藩正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平台百一寓言》、《君臣政理论》、《十代兴亡论》、《帝王略论》等；还有谏书：《魏征谏事》、《谏苑》、《谏林》二种等；还有格言：《诸经纂要》、《经史要录》、《读说苑》、《百行章》、《前代君臣事迹》、《维城典训》、《维城前轨》等；还有法语：《五经妙言》、《六经法言》、《群书治要》等。如果按专题细分下去，在儒家文献中不难发现数十个主题。
面对这么多主题的文献，如果不加排比、不加甄别，一概笼而统之地收进《儒藏》“论部”，给人造成的必然是混乱无序的印象，让读者不得头绪难以入手。况且，这些专题文献是历代儒者对各个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晶，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应该广泛收集和妥善保护，而且应该进行专项研究，认真吸取。历史上这类文献由于没有得到认真的专题化整理，长期埋没于浩瀚的书海之中，主体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彰显，先儒理论的灵光长期被淹没在故纸堆中。更有甚者，由于缺乏专题整理和搜求，专题文献也就没有机会得到系统、全面的收录和保存，许多重要文献已经在人们的疏忽懈怠之中渐次失传，尸骨无存了! 中国古代儒家专门术学之不兴，明清以后中国科学之不振，其原因也许多种多样，而没有对子学文献进行专题分类著录和系统整理，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文献学、目录学上的一大遗憾，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损失。
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通志》卷71)所言十分深刻。无论从全面收集和保存儒学专题文献计，还是欲加强儒家专门之学的研究，都有必要对儒家子书进行专题分类和系统整理。本乎此，如何能将传统的“子部儒家类”笼统地一骨脑儿收入了事呢？
三、《儒藏》“论部”当拟五大专题选录文献
编纂《儒藏》本意就是要使儒家文献得到系统整理，使儒学研究向更专门更深入的方向发展，首先对儒学文献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系统分类是理所当然的。《儒藏》“论部”编纂也要对儒家子学著作进行系统分析归类，然后再行整理出版。根据儒家学派的理论特点和儒学文献现存的状况，我们可参照古今目录分类方法，将儒家理论著作分为“儒家类”、“性理类”、“礼教类”、“政论类”、“杂论类”，五类之下，还可以根据文献的多寡和内容的状况再分若干小目。如“礼教”下可以再分为“蒙学”、“劝学”、“女教”、“家训”、“俗训”、“乡约”等；“杂论”下可以再分“杂说”、“杂考”、“史论”等。下面试作逐项介绍：
“儒家类”：如前所述在《汉书•艺文志》已在“诸子略”设“儒家类”著录儒家的子学文献了。后世目录书无不如此，或称“儒家”，或称“儒学”，或称“儒术”，名称虽易，实质未变。它们的著录范围，或为通代(如《汉志》、《隋志》、两《唐志》、《宋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或为断代(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至张之洞《书目答问》而有所改变，《子部》题注：“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歧，势难统摄，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于是在传统“子部”前单列出一个“周秦诸子类”，儒家(如《荀子》、《孔丛子》)与道、法、名、墨合在一处。紧接“周秦诸子”之下又立“儒家”为一个大目，著录汉代扬雄《法言》以下的儒家文献。将儒学分成子学时代的“儒”和经学时代的“儒”两截。《中国丛书综录》继承这一方法，也在第二册《子部》之首设“周秦诸子类”，下列“儒家之属”，著录《孔子家语》、《晏子春秋》、《荀子》等先秦儒家著作，以及《圣门十六子》、《玉涵山房辑佚书》等后人辑佚的先秦子书。此外又有“儒学类”的大类，著录汉孔鲋《孔丛子》、陆贾《新语》以下的历代儒学著作。
《书目答问》意在为初学者提供读书方便（“以便初学寻览”），其将周秦诸子集中在一起固无不可。但是从编纂足以反映学术流变的大型丛书立意而言，这一区分就有不太合理的地方，因为它注意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区别，却忽略了儒学内部“分中有合”、“变中有不变”的事实。就其“变”者言之，儒学当然可以分为子学与经学两段，而经学中又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别，汉学又有今文、古文之异，宋学有理学、心学、气学和事功之学的区别，如果要分都得分别对待，不能只分先秦不分后代。就其“分”者而言，汉以后之儒学固然与先秦不同，但是先秦已是“儒分为八”、“孟荀互异”了，后世的派别当然更多，其状况比之先秦的“百家争鸣”未必逊色，如果再分下去岂不琐碎!况且儒学虽然经历2500年的变化发展，其间也有一贯不变之道，那就是同以孔孟为宗师，以“仁义”为主题，以《六经》为教本，特别是一批志在传承“周孔道统”，力图继承“纯儒风范”的儒者，更是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传统。先秦儒家的风格并不是在汉代就嘎然而止了，其风格和传统在后世也还大量存在，传其学、著其书者不乏其人。儒学在百变之中有不变者在，如果看不到这种不变的一贯性，就不利于发现儒家的传统风格，不便于认识儒家历史的悠久性，也就不能使人油然而生“儒学悠久、兹道广大”的崇敬之情。因此纯粹按时代划分是不科学的。《儒藏》“论部”应将整个儒学纳入自己的观照视域，将历代儒学拉通起来考量，按其思想内涵而不是按时代来分类。我们将历代沿袭先秦儒家“游文六艺，留意仁义”特征的著述通归在“儒家”，而将儒术在诸领域之运用者另立专题性类目，以便区别对待。因此，《儒藏》的“儒家类”不仅包括了周秦诸子的儒家，而且也应该包容两汉以后仍然坚持先秦儒家特色和风格的儒学著作。本部分拟选自《孔子家语》、《晏子春秋》、《荀子》以下至谭嗣同《仁学》、章太炎《訄书》等200种左右图书。
“性理类”是著录儒家讲心性、命理的著作，以宋儒、明儒为代表。孔门已有“尚思”、“贵学”的区别，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一派，实为“性理”之学的鼻祖。两汉时期，儒学内部有“经学”的今文和古文、家法和师法的区别。魏晋以至明代，儒学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又产生了“玄学”、“理学”乃至“心学”，从而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与原始儒学立异。为了与传统儒学相区别，元人修《宋史》时，将坚持儒家本色、运用经学方法研究儒学的学者仍然列在《儒林传》，而对着意于心性、道学研究的儒者另创《道学传》来加以表彰。这是符合当时儒学历史情况的，是反映学术实际的作法。《四库全书总目》却加以指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子部儒家类序）是否因儒学内部门户之争而导致明朝的社稷倾覆这里姑且不论，但说宋代以后儒学内部“二派笔舌交攻”，“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却是历史的事实。学术的门户之争肯定不好，但是已经成为历史又何必讳言呢？就反映学术史实际而言，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倒也是历史研究所必要也是必须的态度。可惜《宋史》只在传记类区别对待，而在目录上却未作区分，《艺文志》只有儒家而无道学，周敦颐《太极通书》、张载《正蒙书》、程颐《遗书》及《语录》、《诸儒鸣道集》(濂溪、涑水、横渠等书)及《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编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书)等标准的理学家即道学家著作，也都列在《子部》“儒家类”中。
明永乐中，胡广等受命修《五经大全》，汇集宋儒以下经学成果；又奉诏将周、程、张、朱诸儒的性理之书，类聚编成《性理大全》70卷，也是明智之举。王圻更独具只眼，《续文献通考》将儒家之书“各以学派分之，以示区别”。对于展现和研究儒家的学术流派，考察宋明以后儒学分而为道学的演变历程，具有积极作用。可惜这一作法没有传承下去，反而遭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然儒者之患，莫大于门户。后人论定，在协其平。圻乃门户限之，是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因此《四库全书》所录“但以时代先后为序，不问其源出某某”（子部儒家类按语）。这实在上是一种倒退，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不失孔孟之旨”（子部儒家类按语），其实不然。
《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子部•儒学类”专列“性理之属”著录宋人林逋《省心录》以下邵雍《渔樵问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西铭》、《正蒙》、二程《遗书》、《语录》、朱熹《近思录》、《朱子语类》、陆九渊《象山要语》、王阳明《传习录》等，最为可取，今兹从焉。
“礼教类”著录以礼乐教化为内容的著作，其下可分：“蒙学”、“劝学”、“女教”、“家训”、“俗训”、“乡约”、“劝善”等子目，以便更专门、更具体地展示儒家礼教的具体内容和成果。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亦主：“杀诗书而隆礼乐。”《大学》之道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为“治平”之本，而蒙训为修身之端，《易》曰“蒙以养正”是也。故历代儒者致力礼乐教化不遗余力，礼教之书实繁其编。礼的内容至广，下而童蒙之教，上而君臣之礼，外而社会风俗，内而家庭伦理，莫非礼也。故士有蒙训劝学，女有女教闺训，家有家法家规，乡有乡规乡约，纯风俗则见之俗训之篇，正人心则见诸劝善之书。从而构成一个从人心到风俗、从家庭而社会的移风易俗、淑世济人的高度自律自觉的礼教体系。
《汉志》“六艺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遂将文字学著作、识字课本概称为“小学”，而列在“六艺略”。又将《弟子职》等蒙训书籍列在“孝经类”，亦居“六艺略”。这一分类方法为后世目录所继承。《文献通考》卷190《经籍考》在“经部•小学类”著录“《弟子职》等五书”，陈振孙谓即：“漳州教授张时举以《管子弟子职篇》、班氏《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合为一篇。”《千顷堂书目》“经部•小学类”有：吴讷《小学集解》、丘陵《婴教声律》、廖纪《童训》（《女训》附）、湛若水《古今小学》、朱升《小四书》(集方逢时《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训》、陈栎《历代蒙求》、黄继善《史学提要》)等。《明史》承之，亦将蒙训读物列在“经部•小学类”，甚至还有16种家训（朱有炖《家训》、王士觉《家则》、杨荣《训子编》、曹端《家规辑畧》、杨亷《家规》、何瑭《家训》等），10余种闺训（洪武《女诫》、高皇后《内训》、王敬臣《妇训》等）以及1种劝俗文（文皇后《劝善书》）。这些书籍之所以归在“经部”主要是出于对古志所谓“小学”乃“学小道焉，践小节焉”的理解，当然也有重视礼教的一面。
至清《续文献通考》根据思想内涵，将礼教类著作调归“子部•儒家”，使其成为儒家子学著作的一个部分。卷160《经籍考》“经部•小学类”序：“马端临《通考》‘小学类’自训诂、音韵、字学各书之后，如《兰亭考》、《十七史蒙求》、《弟子职》等书皆列焉。今续辑此门，惟训诂、字书、韵书以类相从。余如《帖考》则归‘目録类’，《蒙求》则附‘类书’。其有关于养正闲家者，皆入‘儒家类’，庶区分部别，不使错杂云。”这一分类法较之以前更为合理，《中国丛书综录》在“儒学类”特设“礼教之属”，并分成“鉴戒、家训、妇女、蒙学、劝学、俗训”等六目。今修《儒藏》将继承这一传统而稍事损益，特立“蒙训、劝学、女教、家训、俗训、劝善、乡约”等目，而成“论部”的“礼教类”。
“政治类”收录儒家议政言治的著作。孔门四科，“德行”以修身力行为本，宋明儒学崇尚心性、命理，即此派之光大者。“语言”以游谈折冲为事，衍为后世之“纵横术”，已出儒术之外。“文学”则依经说事，即后世之“经学”，自有“经藏”著录。“政事”具有“经世先王”之志，力倡“仁政德治”之说，为儒家一贯不二之法门。《庄子》概括儒学为“内圣外王”之道，正是孔门“德行”、“政事”二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政事”系儒门四科之一，“治平”系《大学》至高之教，《周官》、《为政》昔曾载于周公之《书》，《周制》、《周法》亦复著于《汉书》之“志”， 说政言治固为儒者专门。
后世人文日修，政事益繁，制度法规，越演越烈。讲制度则有官体、政体之分，言法则乃有治道、治法之别，易而言之，即政治制度、官僚制度、政治理想、为政方略，是皆“政治”之属。其讲制度者多近于“历史”，其讲道法者实属于“子部”。《隋志》于“史部”立“职官类”以纪设官分职之书，固无不可；然而该类又兼及为官之道的书，却少伦类。唐太宗撰《帝范》、武则天撰《臣轨》，讲求君臣之道，书目诸家列在“子部”儒家，是为得之。明钱溥《秘阁书目》又立“政书类”兼录政治各书，于是政论著作又脱离“子部”而入于“史”。《文渊阁书目》“史部政书类”除了著录《元典章》、元《风宪宏纲》、元《省部政典举要》、元《风宪宏纲》、元《成宪纲要》、元《谕民政要》、元《通制》等制度法规的书籍，还著录有苏子启《有官龟鉴》、刘漫塘《荒政续编》、陈石灵《莅民提纲》、陈石灵《州县提纲》、张养浩《庙堂忠告》、张养浩《风宪忠告》、张养浩《牧民忠告》、李元弼《作邑自箴》、秦辅之《资政格言》、蒲登辰《救荒续录》等官箴性文献。由此可见，关于政治类的书籍，传统目录或分在“子部”儒家，或列在“史部”政书、职官等处，分布既广，翻检为难；而又子史混同，专题不明，故无可取。
《儒藏》“论部”今将立足于“政治理论”和“为官之道”的主题，选录儒家政论性、官箴性文献，自旧题马融《忠经》、唐太宗《帝范》、武则天《臣轨》以下，至于清末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凡100余种，以备“政治类”。
“杂论类”系收录论杂、体杂的儒家子学著作。所谓“论杂”是说其书主题不一，内容不纯，或议及百科，或事涉三教，不可以归入以上四类。所谓“体杂”是其撰述体例没有成宪，著作方法也不系统。此类之下，又拟分“杂说”、“杂考”、“史论”三目。
先秦诸子有“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后世儒学议论多端实有“杂学”之实。自孔孟创教，后儒沿波，学随世变，论从心生，一人一是非，一派一主张，于是“杂说”、“杂论”生焉。又载籍既博、论题亦广，学理不辨不明，掌故不考不清，于是“杂考”、“杂纂”出焉。《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秦汉的“杂家”列于“诸子略”。历代目录，亦复如是。至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杂家类”在概念上发生了改变，以为“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削之，总名之曰‘杂’。”黄氏的“杂家”已经不专指“义兼儒墨、学包名法”的杂家了，而是将后世已经不传其学而空存其书、虽有其目却文献太少的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统统归在一起视为杂家了。《明史》艺文志《子部》从之。“杂家”概念从《汉志》所录一书兼“儒墨名法”之说，变为一类兼收众家之书了。
清修《四库全书》对《千顷堂书目》有继承也有扬弃，一方面批评：“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并为一类，总名‘杂家’，虽亦简括。然名家、墨家、纵横家传述者稀，遗编无几，并之可也。并法家删之，不太简乎!”(《千顷堂书目提要》)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诸子百家，后世“绝续不同，不能一概。后人著录，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故《四库全书》的“杂家”也是将名、墨、纵横合而为一类。不过《四库》的“杂家”范围更加广泛，共有六大类：“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纎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 (子部《杂家小序》)六类之中，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是就著作的内容而言，杂纂、杂编是就文献的体例而言。“杂家”成了一个大麻袋，举凡“子部”其它各类无法包容的书都可以统统捡入其中。
这个处理方法同样可供《儒藏》借鉴，我们将儒家著作中内容不纯一(或论儒学义理，或论儒者轶事，或论儒林掌故等)而又不可分析改编的著作，归在“杂说”之下；而将重在考证儒学名物故实、文献百科者，归入“杂考”；同时又将儒者论史或以史辅儒的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之属，作为“史论”而入“杂论”之中。
上列“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五类，是按儒学的理论特征和现存儒学文献的具体状况划分的，这不仅可以将现存儒家的相关专著收录起来，编成相关专题的子学丛书；而且还可以根据这一分类，将分散在儒者集部各书中的学术论文辑录成编，形成一个个专题的学术类书，如根据需要可以编成《劝学集林》、《家训集林》、《闺训集林》、《劝善集林》、《乡约乡规集林》、《忠谏集林》、《君道集林》、《臣事集林》、《诸儒鸣道新集》、《儒学博考》等等专集，为前贤保存更多的专题性文献，也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求书方便。川大《儒藏》确立的“丛书”兼“类书”的编纂体例，在“论部”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儒藏》“论部”诸书大致可以模拟为古之“诸子”，但又不能局限于传统目录的“子部”。《汉志》有“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隋志》有“子部”14类。但“诸子略”、“子部”所录诸书并非儒学一家，而是学包九流、艺盖百技，不是一个“儒家”所可笼统概括的。即或是后世的儒学诸子，也因时代变化，文献激增，不仅数量极其丰富，而且主题也日益繁多，不加分析必然杂乱无章。我们既不能将传统“子部”全盘照搬，笼统收入《儒藏》；也不能对古今儒家子学著作不加区分、无所鉴别地一骨脑儿收入。立足现存儒学文献的具体情况，结合儒家的学术特征，我们拟将《儒藏》“论部”按专题分为“儒家类”、“性理类”、“礼教类”、“政治类”和“杂论类”五大类，按这些专题将儒家子学著作以及学术论文收录起来，形成一个个专题丛书和学术类书，尽可能多地收集和保存儒家专题文献，为从事儒学专题研究的学人提供更多方便。而且通过儒家专题丛书的编纂，还会凸现儒家专题研究的学术成就，促进对儒家各个主题思想开展系统研究。如果通过《儒藏》编纂能够推动儒家专门之学的形成，又因专门之学的开展而提升儒学研究的水准，那将是我们苦心孤诣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

作者：郭松涛

【提要】《儒藏》的编撰正在进行中，但对《儒藏》分类的研究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对《儒藏》分类情况作了综述，提出了关于《儒藏》分类的“修正说”，并提出了修正的意见。

【关链词】儒藏分类研究

【分类号】B222；G257

【Abstract】Ruzang is being compiled now，but theclassification of Ruzang has not been regarded.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actual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zang，and points out the"point of correc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Ruzang.9refs.

【Key Words】Ruzang(canon of confucianism);Classification;Study

【CLC number】B222;G257

2004年10月，在纪念孔子2555周年暨国际学术大会上偶遇四川大学古籍所的舒大刚教授，舒教授参与了《儒藏》的编撰工作，正在做关于《儒藏》分类的研究。交谈中，舒教授对《儒藏》分类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儒藏》编撰者的重视，表现出一种忧虑。同时知道我在图书馆工作，并刚刚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做了关于《道藏》分类的研究[1]，所以提议能否从图书馆学的角度，作一个《儒藏》分类方面的研究。

《儒藏》分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并不是由个别人提出一些观点能讨论清楚的。同时本人才疏学浅，并不能对这个问题作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研究。所以把原来想用的题目《<儒藏>分类研究》改为《<儒藏>分类研究引论》，希望通过本文将这个研究题目引入到图书馆界，引起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注意，共同探讨这个有意义的间题。

近年来最早提出编撰《儒藏》的是四川大学，1997年，四川大学将“儒学文献研究与《中华儒藏》编纂”列为文科重点项目，1999年又立为“211”重点项目。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于2002年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提出《儒藏》编撰计划[2]。

2003年8月，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设立为200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并面向全国高校公开招标，北京大学中标。

北大提出的方案是，由牵头单位提出总体设计，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将主课题的编纂任务分解成若干部分，同时确立若干子课题的研究任务，然后通过协商，邀请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学者分别承担各项具体任务。有山东大学等20多所高校加入到此工程中来，准备承担相关的研究任务。[3]

但人民大学并没放弃自己的努力，于2004年9月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基金”，为中国人民大学《儒藏》编纂筹款，亦着手准各《儒藏》的编撰。[4]

根据北大的编撰计划，《儒藏》编撰将分以下四个内容[5]。

(1)《儒藏》精华本与大全本。《儒藏》精华本将用七年(2004年至2010年)时间以附有校勘记的繁体竖排标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儒藏》大全本将再用十年(2010年至2020年)时间以繁体竖排断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大全本的文字可能达到8亿字）；

(2)《中国儒学史》，分成总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明、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现代等十卷，将于2006年完成，2007年出版；

(3)《儒藏总目》的编录将于2006年完成；

(4）《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从书》，此项目将分成“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家经典研究”两个系列，计划出版一百种。这些研究课题希望能反映当前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此项目将以招标形式，分年分期完成。

《儒藏》的分类研究主要关系到精华本与大全本编撰体例的确定。

北京大学的《儒藏》编撰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在其关于《儒藏》的相关论文中提到了“编目”问题，认为“这涉及哪些书该收入，哪些书可作为‘存目’，……编出一部好的《儒藏大全总目》和一部好的《儒藏精华总目》都可以说是重要的研究成果”[6]。从其文中可知，汤教授提出的编目是指书目的选择和选择好的书目的目录编制工作。但这些选好的书目按什么体例进行编排，或者说用什么分类体系将这些书目组织起来，在该文中并没有提到。但参考北京大学编制的《<儒藏精华>编纂条例》[7]中的内容，“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可知汤教授的分类思想，并不准备创立一个新的《儒藏》分类体系，而准备沿用古代的四部分类法。

对于上述的现状，舒大刚教授有如下的感言，“对《儒碱》编纂学上的许多问题还未能深入讨论，认识不足。特别是编纂《儒藏》时不可回避的分类原则和著录体例问题，目前学人采取的只有简单的取舍态度，还缺乏认真的系统研究。……有的学者主张“采用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分类法”……，为何采用这些编排方祛，又都没有进一步说明，似乎这是一不必讨论的问题。”[2]

舒大刚教授在文献[2]中用较长的篇幅论证了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和适用范围，并提出《儒藏》作为“专题丛书当自立门户、别构营图”的观点，最终提出了“三藏二十四目”的观点，又认为《儒藏》“应当反映儒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观点，提出应将之按时代分为“六编”。其六编三藏二十四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六编：

先秦编(儒家。前550年——前221年秦统一)

汉唐编(汉学。前206年——960年五代末年)

宋明编(宋学。960年——1644年明亡止)

清代编(清学。有清300年)

20世纪编(新儒学。20世纪)

海外编(西学。重点在明清、20世纪)

三藏：

经藏（《十三经》及经解、经论)

论藏（儒家理论著作)

史藏（儒学史著作及资料)

二十四目:

经藏:周易、尚书、诗经、礼(含周礼、仪礼、礼记及通礼）、春秋(含春秋经、左传、公羊、谷梁及三传通论)、论语、孝经、孟子、四书、尔雅、群经总论、谶纬、石经、出土文献(含简帛佚籍、敦煌遗书)

论藏：先秦儒家、汉唐儒家、宋明理学、清儒、杂论等(www.daowen.com)

史藏：传记、年谱、学案、学史、杂考

上述是舒教授的初步意见。随后，舒教授又对自己负责编撰的“史藏”一类根据收录文献的内容，作出了修改意见，将“史藏”分为九目[8]：

正史儒传、孔孟史志、儒林碑传、名儒年谱、历代学案、儒林别传、儒林杂传、儒学杂史、儒学杂考。

“修正说”是本文提出的《<儒藏>分类法》编制的主要观点，建议“《儒藏》分类法”以“四部分类法”为主干，根据《儒藏》特征修正后用于《儒藏》编撰的观点

四部分类法是关于全部图书的分类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儒藏》这样的专题丛书。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四部分类法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分类法，与儒家有天然的联系，其中经部的存在就是这种思想的有力证据。“修正说”的提出应该有两个意义。

一是如果要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分类体系，则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构想和观点，很难获得参与编撰的专家的同时认同，这样对于分类的讨论就没有一个最初的蓝本，使得这项工作可能会长时期搁浅。而四部分类法是一部广大学者都熟悉的分类法，同时也被大部分人所认同，所以以四部分类法为基础，进行修改然后使用是一个能为大多数学者赞同的观点。

二是指出在《儒藏》分类中直接使用四部分类法，是不妥当的。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四部分类法进行有利于《儒藏》编撰的改造，同时为了与四部分类的区别，可以定名为“《<儒藏>分类法》”。

“修正说”应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折衷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上述舒大刚教授提出的三藏二十四目说，虽然是“别构营图”但可以看出其与四部分类法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一问题我们在下一节进行详细说明)。而汤一介教授提出以四部为分类基础，其实也是认为“建国后几十年来，一直都在探索新的分类法，试图突破传统的四分法，虽然对四部分类法不满意，但改来改去，却更不满意，新的可替代四部的方法还没出来之时，宁可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9]根据上述内容可知，汤教授并不是认为四部分类法是完全适用于《儒藏》的编撰的，但却没有更好的选择。并且在精华本的编撰中，具体使用时遇到有目无书时，也会将无书之目删除，这无疑就是一种修正[8]。所以“修正说”应该为两个阵营的学者所接受。

四部分类法在历代的使用中，虽然四部之名不改，但细目却有很大的不同。在讨论到细目时，我们以《四库全书》的分类类目作为参考，提出一些修正的意见。

一、删去“集”部

儒藏是一部专题丛书，如果把儒生的文集都收入的话，首先与《儒藏》的专题属性不想相合，而且等于将《四库全书》的集部全部又收录一遍，这是无意义的。“集”部既然是空无一书的，其存在也就是无必要的，可以首先考虑删除。

二、“经”部可以完全保留

历代的四部分类法，其经部的含义与《儒藏》经部的含义都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在小类上稍有变动。所以“经”部可以完全不作修改予以保留。

三、对“史”部之“史”可以作“儒学史”的解释。

在四部分类法中，史部之史是指“中国史”，而《儒藏》之中之“史”部不应该再作“中国史”解，而应该解作“儒学史”，则选书的范围和概念自明。对于有学者将《二十四史》选入《儒藏》大全本，有人提出批评意见，指出这种选法是不妥当的，如认为“《二十四史》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但也是儒者的史学成就，而非儒学历史的著作”[8]。所以明确《儒藏》中“史”部的史为“儒学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后续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建设性的。

四、对“子”部可删去非儒家的部分

由于《儒藏》是关于儒家的专题丛书，所以并无其他子部的图书收入，可以删去其余各类。但根据《四库全书》的分类，其子部尚有小说家类(下设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记之属)可以考虑保留。如非信史，但是有一定参与者价值的杂事、异闻、琐记可以入此类中，既可以与史部图书有所区别，又保留有众多的参考资料。

以上述观点来看，修改四部分类而成的《<儒藏>分类法》与“别构营图”而来的舒教授的“三藏”的观点基本吻合，只是舒教授将“子”改成了“论”，并将“部”改称为“藏”。所以笔者上而称“修正说”是一种学术上的折衷。

舒教授在其经部的子目中，出现了“出土文献(含简帛佚籍、敦煌遗书)”一目，对于这一目的归属笔者有不同的意见。

在中国，“经”部所指向的书目是明确的，但不可否认其有“经典”的意思。“经典”的意思往往有“正本清源，隶定文字”等等含义。比如东汉《熹平石经》的刻立无疑有这样的作用。而出土文献有三方而的问题，与经典的含义有驳。

一是出土文献往往是有残缺的，虽然对考订文字有很大的参考作用，但却无法独立成章。二是对于完整的出土文献的文字释义以及断句往往有争议，虽然有主流意见，但大多并没有成为定论。三是出土文献的作者归属也往往有不同意见。比如郭店楚简中就有被认为是子思的作品，如《缁衣》，《唐虞之道》、《五行》等，但要认定却缺乏必然的证据。

以上三个原因导致了出土文献与经典的意义不相符合，但这些文献又是重要的研究资料，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增加一“部”，“增补”这一名称只是根据其含义草拟的，实际运用时可以取正式的名称使用。当然取名“增补”也是有其实际含义的，因为出土文献随着时间的增加，会不断地增加，《儒藏》其余诸藏可以定稿，而出土文献一目却是要不断增补，所以定名为增补也是实际情况所致。

综上所述，本文的观点是在舒教授的研究和“修正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儒藏》的“三藏一部”的意见，请广大学者批评指正。

总结本文的内容，本文对《儒藏》的基本情况作了基本的介绍，对《儒藏》分类的情况作了综述，并提出了以“四部分类法”为基础，修正后形成《<儒藏>分类法》的“修正说”，并从总体上提出了修正的意见，在舒大刚教授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藏一部”的《<儒藏>分类法》基本框架。

当然关于《儒藏》分类的问题还有很多要讨论的方面。比如二级类目的具体设置问题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又大全本是有8亿字的大部著作，而现在讨论到的分类类目只有两级，是否要在二级类目下再进行区分，形成三级类目，并且具体类目如何设置，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又比如即使分类体系完成，但每一个类目还是会有很多书，那么同类书的排列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些内容都期待广大的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韩松涛.《道藏》及藏外道书分类研究.宗教学研究，2004(1)，11-19

2、舒大刚.谈谈《儒藏》编纂的分类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56-63

3、《文汇报)2004-3-17

4、http://confucian.ruc.edu.cn/chn/(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在线网)

5、http://www.ruzang.org(北京大学儒藏工程网)

6、汤一介.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9)，5-8

7、http://www.ruzang.org/bianzuantili/jinghuatiaoli.htm(北京大学儒藏工程网)

8、舒大刚.《儒藏》“史部”编纂之基本构想.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590-600

9、文汇新明联合报业集团《东方早报》2004-7-24

作者介绍:韩松涛，男，72年生，馆员，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分馆流通主管，发表论文10余篇。

浙江大学图书馆郭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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