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是走进圣人心灵的桥梁。”8月30日,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教授彭华在孔学堂以《论语》探寻孔子之精神为例,为观众打开一条如何从经典走向圣人心灵之路。
彭华说,走向圣人心灵的第一步即是要端正对古书、古人、传统的态度。何为端正态度?史学家陈寅格曾言“同情之了解”,此“同情”建立在古往今来的人类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和本心的共识之下。如若古人之心与今人之本心不同,那便无读古书的必要。彭华强调正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对当代才有继续传承的价值,今天的人类才能通过阅读古书走进古人心灵的可能。因此端正态度,就是抛开我们对古圣先贤的误解和建立在误解上的错误批判,而是以心比心,与圣人取得共鸣。同理,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走进圣人之心,原因就在于以圣人之心比今人之心,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泯。但正如阳明精神阐发的圣人之心,人皆有之。《弟子规》所言“圣与贤,可驯致”。当代人仍然可以通过效法古圣先贤的伟大精神,达到圣人之境。
如何选择古书,在彭华看来,古书不仅包括传世的经典名著,还有考古出土的文献资料。经典名著是我们走进圣人心灵最直接的方法,而出土文物文献,例如古代的竹简,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接近历史真相的证据,对于普通人来说,则是增加对古人生活的感官认知。例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意思是孔子在孩童时做游戏,就经常陈列俎豆各种礼器,演习各种礼仪动作。从《史记》中我们可了解到孔子是一位崇尚周礼并志在恢复周礼的传道者。而当我们走进博物馆,观看大量出土的古代礼器,则会感叹中国礼仪文化历史悠久且复杂缜密,结合典籍中的知识,可见当年孔子想要恢复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周礼,更是拯救人心中的道德伦常。因此,当代人最大的误区是把古书当做几本躺在图书馆里的纸书,它可以是埋藏了多年的文物,更可以是当代人仍能感受的人文风景。
对于阅读古书,彭华用“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八个字予以回应。如何阅读经典,每个人方法不尽相同,甚至有程度的高下、量度的大小之区别或者大方向的、本质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以“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来尽可能接近圣人之心,体悟圣人境界。例如了解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从其生平可推测一二,孔子曾是宋国贵族,因避乱而迁居鲁国,早年丧父而家境衰落。孔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段坎坷的经历塑造了孔子身上固有的贵族情结,但又深知百姓疾苦的悲悯之心。所以当代人不能狭隘地把孔子看做封建统治阶级的维护者,更要看到他对文化的终极关怀。再如王阳明龙场悟道,为什么他偏偏在贵州龙场悟道。如果设身处地地看,今天我们去参观阳明洞还能感受到其中的寒气和潮湿,可想当年王阳明到此还是蛮荒之地,条件更糟糕。可正是在逆境中,王阳明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去挣扎和突破,最终化险境为转机,实现大彻大悟。因此,抱着“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善意和理智,能帮助我们激发自己的本心去体悟圣人之本心,以此与圣人同达一个境界,便是走进圣人心灵了。
讲座最后,彭华说道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习古圣先贤要从孔子开始。他引用国学大师柳诒徵对孔子的定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作为中华文明承先启后的集大成者,作为以身作则的积极实践者,他身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气魄值得后人称颂与效法。
第二期“孔学堂•阳明洞会讲”在修文开讲
感悟心学圣地,传承阳明文化。8月25日,由贵阳孔学堂和修文县委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孔学堂·阳明洞会讲”在修文阳明洞王阳明纪念馆开讲。贵阳孔学堂入驻学者和诸多阳明文化爱好者一起重温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以“阳明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复兴”为主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热烈讨论。修文县委以及主办方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三位学者就阳明心学进行会讲(左起温海明教授,何善蒙教授,彭华教授)
现场听众认真听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温海明、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善蒙及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彭华作主讲嘉宾,三位学者对阳明心学的思想来源,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阳明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阳明文化与个人修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学者们认为阳明心学是继承了儒家学说的大本大源,奠定了当代新儒家理论的基石。它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思想就是“救人心”的伟大精神,是道德体系崩溃,人心不古的当代社会的一剂良方,更是圣人之道。
温海明教授讲阳明心学受易经很大影响
会讲上,学者们对阳明心学的产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温海明教授指出阳明心学受《易经》的影响很大。当年王阳明到龙场悟道之际,曾在玩易窝对《易经》进行研究,“知行合一”的思想与易道就有思想理论上的传承。何善蒙教授认为王阳明当时能在龙场悟道,与当时他身处绝境有极大的关系。正是面对无助的人生和险恶的生存环境让王阳明能有“心即理”的顿悟。从王阳明一生的际遇来看,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实现自我突破的人生转机。彭华教授认为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态度理解阳明心学,王阳明能在此地悟道与其身处环境,与其自身的修养有必然联系,并非偶然。
何善蒙教授认为阳明心学是安身立命之学
谈到阳明心学与当代文化复兴的关系,学者们一致认为要复兴中国文化,一定要复兴阳明心学。而复兴阳明心学,不仅是知识性教育的复兴,更是中华文明关于宇宙人生观念和道德精神的复兴。温海明教授指出阳明心学让天理与人心达到统一,集儒学之大成。“致良知”是要唤醒人的本体良知,它是今天所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何善蒙教授从个人修身讲到,阳明心学的价值体现在于包容力和平衡力的安身立命之道。当今人心被各种声色犬马所掩盖,阳明心学就是拨开云雾通向安乐之境的大道。彭华教授从文化角度归纳到阳明文化告诉我们要“向内求”,因此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向祖宗问道,以国学为基,儒学为本,经学为根,合理有机地融汇中西思想。
彭华教授讲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阳明心学
据悉,孔学堂·阳明洞会讲是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与修文县共同打造的一项接续传统、推陈出新、弘扬儒学的文化活动,由孔学堂入驻学者为主、汇集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会讲。第一期于2015年4月30日成功举办,主题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由孔学堂入驻学者、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孔学堂入驻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张新民教授主讲。
时间:2015-08-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讯《廖平全集》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集》共16册,收录了近代经学大家廖平已刻、未刻各类著述以及散落各种杂志的单篇文章,为通观廖平的生平、治学、著述、思想等提供了最直接、完备的资料。
廖平(1852—1932年)生当晚清民初,著述宏富,遍涉群经,旁及诸子、医学、术数等领域。其著作曾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其思想曾是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对近现代经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他的思想学说历经“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大古小今”“人学天学”等多次转变,最后以“孔经哲学”包容天下一切学术。廖平去世后,蔡元培等人唁电称:“其能汇通百家,冠冕诸子,摧马郑之籓篱,窥周孔之堂奥,而独标新帜,扶坠起衰者,则唯近代经师廖季平氏一人焉。”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其列为经学时代之殿军。
《廖平全集》将廖平之著作分归九类:(一)群经类,收录17种;(二)周易类,收录5种;(三)尚书类,收录6种;(四)诗经类,收录2种;(五)三礼类,收录11种;(六)春秋类,收录16种;(七)杂著类,收录14种;(八)医书类,收录26种,附6种;(九)术数类,收录4种。另有附录6种,系廖平年谱、传记、学术、评论等资料。《全集》共收廖平专著108种,集外单篇48种。
时间:2015-06-03 来源:儒学院
日前,继在《诗刊》(2015年第5期》)发布抒写魏晋风骨的长诗《山中问答:火》之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向以鲜老师创作的长诗《我的孔子》又在《中国作家》2015年第6期首发。全诗分35节,共1100余行,12000余字,是我国诗歌史上咏歌孔子的第一长诗。诗篇言辞秀雅,饱含真情,匠心独运,深蕴哲思,以细腻恢瑰的笔触,描绘了孔子波澜壮阔、堪为丰碑的伟大一生,展现了卓越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感染力,受到文学艺术界及社会的高度关注。
(www.daowen.com)
向以鲜老师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新诗创作和文化产业策划,是国内知名文化学者、诗人,著有《超越江湖的诗人》《唐诗弥撒曲》《观物》《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三卷本)及四十八集长篇电视剧《花木兰传奇》等。曾参与创办影响深远的民间诗刊《王朝》《红旗》《象罔》等,作品曾获《诗歌报》中国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等多项诗歌大奖,并参与主持香格里拉大型文化工程,以及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主题博物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等。
据悉,《中国作家》杂志于1985年创刊,是国内权威大型文学期刊。刊物风格厚重扎实,兼收并蓄,发表了许多影响广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摇篮,“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必生之地。
全文链接:《我的孔子》
时间:2015-04-25 来源:儒学院 供稿:汪璐
4月20日至21日,“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研讨会暨社科项目开题会”在重庆市丰都县举行。来自国内外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利用丰都鬼城历史文化遗产,为当今社会提供“惩恶扬善、唯善呈和”的正能量,使天下名山、上善丰都成为重庆旅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支撑进行了深入研讨。我所《巴蜀全书》编纂组部分专家及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参加“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研讨会暨社科项目开题会”嘉宾合影
4月20日上午,“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文化研讨会暨社科项目开题会”(以下简称“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周勇主持,重庆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余远牧、丰都县委书记徐世国、县长罗成等领导同志出席。四川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所所长、《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长、西南大学原副校长黎小龙,重庆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敖依昌,长江师范学院王剑博士等作为代表分别作分课题设计与规划发言。舒大刚教授主要从儒学视野下的鬼神文化及中外鬼神文化异同比较等角度展开论述,并对本课题的筹备与进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4月20日下午,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暨丰都县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在丰都中学大礼堂举行,会议由丰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玲主持,周勇、陈世松、舒大刚、叶贵本等四位先生分别作主题报告。舒大刚教授在题为“从中华信仰看丰都的鬼神文化”的报告中,从“为何重提信仰?”“中国人有信仰吗?”“丰都鬼神文化定位”“丰都鬼神文化前景”等四方面指出了信仰的重要性及研究、保护、传承丰都鬼神文化正当其时、大有可为的前景,同时指出,为保证正面发掘鬼神文化的教化价值,应当学术先行、正本清源,将鬼神文化做好作美。
舒大刚院长在丰都县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作报告
4月21上午,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开题会主题,提出各自见解,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世文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尹波教授分别从怎样利用文化软实力达到教化功用、丰都鬼神文化文献资料汇集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
丰都鬼神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研讨会对研究、保护、传承丰都鬼神文化,实现人们对鬼神文化内涵、鬼神文化主题的科学认识,弘扬巴蜀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时间:2015-03-05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03月03日15版)王瑞来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宋代,在士大夫政治格局之下,以文教立国,尤重史籍。其于本朝之史,体裁纷繁,有起居注、时政记,有日历、实录、国史,有会要。会要这种体裁形式,犹如史籍中的类书,分门别类,编年排列,典制行事因革,开卷了然。作为政策参考,较其他种类的史籍更为便捷,因此极为宋朝所重。
从北宋至南宋期,会要之修,凡十一次之多。不过,由于会要属于关涉朝政的机密文件,在印刷术普遍应用的宋代,却只缮写三部,严禁刊刻流传。历朝编修的会要,只有南宋后期理宗端平三年(1236)由史家李心传整理成书的《国朝会要总类》588卷在四川雕版刊行。
唯一刊刻的这部会要,估计印数很少,因此流传亦稀。然而这部残缺的《宋会要》,在万历年间编撰的《新定内阁藏书目录》中已不见著录,说明已经亡佚。所幸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这部号称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大量引录了明廷收藏的这部《宋会要》,才使清人徐松得以借受命编集《全唐文》之机,将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宋会要》辑出。不过,徐松辑录的嘉庆年间,《永乐大典》已非全帙,其所辑录,亦非全部。
徐松的这部辑稿几经辗转,命运多舛,最后在陈垣先生的主持下,定名《宋会要稿》影印,于1935年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缩印,精装八册,易名《宋会要辑稿》发行。几十年间,研究者使用的,便是这部《宋会要辑稿》。称之为“稿”,洵非谦辞。其中手写误植、脱缺倒衍、篇次错乱比比皆是。然而舍此无他,对这部堪称宋代史料渊薮的《宋会要辑稿》,研究者只能在忍耐中辨别使用,其中因错讹而误导之事亦所在多有。为了便于使用,海内外学者围绕着这部辑出的《宋会要》稿,进行了许多研究,不过学界一直期盼着《宋会要辑稿》也能有一部整理标点本。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全宋文》整理项目之后,再贾余勇,开始着手整理《宋会要辑稿》。川大古籍所的整理,并没有试图超越辑稿,复原会要,而是就《宋会要辑稿》本身加以整理,处理存在的问题。这一整理方针无疑是正确而切合实际的。尽管如此,点校本也使《宋会要辑稿》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据统计,校勘记达33000多条,而正文中用括号直接改、删、补、乙亦达2万多处,并且字号分条和行款设计都做了精心设计。
近日,在我参加的东洋文库宋会要刑法研究会上,讨论至《宋会要辑稿·刑法》“准绍兴六年六月八日”一句,殊为难解。当翻检新整理本《宋会要辑稿》,发现在此句之下,补入一“诏”字。有了这个“诏”字,全句便豁然可解了,成为“根据绍兴六年六月八日的诏书”之意。而且在本页有一条校勘记:“诏:原脱,按上文有六年六月八日诏据补。”可见整理者并非直逞胸臆,无据妄补。
《宋会要辑稿》不同于普通典籍,治宋史者,如果不是专攻制度史,也未见得能够全都读懂。研究宋史,《宋会要辑稿》是不可或离的必备之书。从我1984年发表《〈宋会要辑稿〉证误——〈职官〉七十八宰辅罢免之部》到今年,已经30多年了。对《宋会要辑稿》错讹之多,阅读之难,也体验了30多年。对宋代文史典籍,尽管川大古籍所的研究人员有着丰富的整理经验,但面对这样一部极为专门的典章制度之籍,他们所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
用一个不大恰当的类比,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宋会要辑稿》点校本的问世,其意义甚至大于《宋史》点校本的出现。《宋会要辑稿》点校本会为研究者扫除不少阅读障碍,会使宋代文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宋会要》的最后一次编纂和唯一一次刊刻是在宋代四川,而将近800年后,《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出版又是出自四川学者之手。蜀学有传统,更有活力,代有传人,生生不息。宋代典籍整理重镇在四川,在巴山蜀水间。
《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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